试论严羽诗学的审美意味

严羽是南宋著名诗人,在诗学理论上亦成就斐然.他的诗学主张主要体现在其专著<沧浪诗话>一书,内容大致涵盖四个方面:对诗歌艺术的总体认识、艺术风格和体制特征、艺术表现方法和技巧、诗的批评标准.其诗学的审美意味体现为:不涉理路、不落言荃的理论基调;诗道在妙悟的审美取向;诗而入神的审美追求;崇尚"优游不迫"、"沉着痛快",主张艺术风格多样化.     

诗力都从定慧生——论马一浮的诗

在 2 0世纪中国现代学人之中 ,马一浮先生其学其诗是融通得最好的。如果说 ,其哲学表征是在破除了儒道释乃至理学、六艺之学的门户之见基础上所产生的“道通为一” ,那么也可以说 ,它的诗学表征即为一种超越了“思”与“诗”、“物”与“我”、“偶然”与“必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之后而呈现出的“理事无碍 ,正音正义”之审美精神。从诗学源流上讲 ,马氏之诗在“理趣”和“意境”上远接于宋代的理学家诗人邵雍 ,但由于其学也深、其感也广以及“其情也深” ,而这三方面则无疑是马氏其学、其诗可以超越前贤的根本原因。由于从现代学术进程中获得了更加深厚的精神定力 ,因而使马氏之诗真正具有了一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通儒之境界     

新月诗人群的跨文化身份

新月诗人群的欧美留学身份和他们崇尚西方民主自由的精神特征,以及对中国传统诗学的审美坚持,使他们在中西文化及文学的传播中形成了五四时期独特的跨文化身份,这一身份直接影响了新月诗人群对传统诗学的创造性守成和对西方浪漫主义、古典主义以及现代主义诗学的兼收并蓄。新月诗人群完成了五四中国新诗学的第一次中西诗学的融合。     

中国新文学理性精神论纲

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形态 ,其理性精神的特殊性恰恰表现为质疑传统理性并解构一切现有不合理的理性体系。近代文学囿于时代文化的局限 ,以不同的方式显示出情与理的内在分裂。这一现象在五四之后得到克服和超越 ,表现出情与理相互激荡的新的张力样式。新文学通过各类形象的情感体验方式与活动方式 ,展现自身的理性批判功能 ,并寄寓了作家对理性精神之培育、成长和充实的深层思考     

194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诗学的理论建构

20世纪40年代以延安诗学为主流的现实主义诗学理论建构,主要是在西方和前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浸润下,尤其是从"左联"革命诗学和毛泽东的<讲话>中汲取灵感和理论资源而生成的.它既发挥了革命诗学的"理知主观"之长同时又吸纳了"客观写实"之优点,其理论构成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诗中的人物或抒情主人公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典型,其身上凝聚着两极对立中的审美偏移倾向;二是主观的楔入,现实主义诗学内在张力的凸显;三是对情感的肯定与认同,呈现出现实主义诗学的"浪漫主义"色彩.其诗学的主体核心部分即训谕性也就是主观的人文理解要远远偏重于客观的真实性.这是延安诗学与其他的现实主义诗学的迥异之处.     

现代诗学的丰碑──论闻一多的诗学理论

本文作者认为，闻一多的诗学理论科学、严谨、厚重，既立足于本民族优秀的诗歌艺术传统，又吸收了西方美学思想的精华，同时还紧密结合着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具有高度的民族性、科学性、实践性和现代性。为此，作者从诗歌的审美术质、诗应具有的美的形式、新诗的精神──人格内容、对民族诗歌艺术传统的态度以及新诗的前途五个方面论述了闻一多的诗学理论，肯定了他对新诗诗学的重大贡献，认为，闻一多的诗学理论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他关于诗的审美本质、诗美的形式、诗的人文内容及终极旨归的探讨丰富了现代新诗理论，同时也是促成他的诗学理论成为现代诗学的丰碑的基础。     

元代杨维桢“情性论”诗学研究

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是元代诗学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态,其形成与元代独特的经学背景密切相关。元代经学在主体性转向上迈进了一大步,这对元代诗论的影响表现在哲学化和注重自我两个方面。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对于诗歌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个性化的阐释,这既继承了中国古代诗学“诗言志”的传统,又综合了魏晋以后的“诗缘情”的艺术观念。杨维桢诗学的美学追求以对人的生命的本性认知为基础,并结合儒、释、道等文化精神,形成了独特的人格精神和艺术风貌。     

印度诗学对泰国诗学和文学的影响

泰国文学传统中存续着丰富的印度诗学元素。印度巴利文诗学理论是泰国诗学的本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味论和庄严论。印度诗学的部分原理在泰国被接受并对古典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是基于印、泰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相似性。两国诗学的相异特征则体现了民族审美经验的差异,以及泰民族在吸收异质文化过程中对原创诗学的分解、融合、改造和发展。     

论周代的和谐文化

周代的和谐文化主要体现在制度控制、精神控制以及艺术审美三个层面.在制度控制层面,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控制措施,通过推行荒政制度,关注弱势群体,通过控制人们物质消费的过度行为,以实现人际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精神控制层面,人们通过宗教信仰、道德修养以及礼乐为用等方式加强社会成员对社会规范的遵从,强化个体身心修养和谐意识,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在艺术审美层面,表现为味觉审美上的和谐,表现为视觉审美中的阴阳和谐以及建筑审美的和谐.     

论社会转型期的穆勒逻辑观

穆勒逻辑观反映了英国社会从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型的价值体系重建的要求,表现出人在认知与选择过程中所特有的一种内在精神活动。在穆勒那里,逻辑既是科学认识、获取知识的重要工具,同时,它也内蕴着对社会发展与人的生存方式不可或缺的思想力量,具有滋养人文情怀、规约公共理性的特质,是人们论证思想、智慧交往以及理性自由的必然选择。显然,穆勒逻辑观旨在激发人们对逻辑精神的深度认知、彰显逻辑精神的公共意识、追求逻辑精神的思想价值。挖掘并呈现穆勒逻辑观在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追求,对于发挥逻辑精神所特有的融科学与人文于一体的作用,进而为社会发展奠定公共理性基础具有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     

优美地说出全新的诗意

中国当代诗坛焦虑和期望并存 ,从诗史角度客观地对这一现状进行辨析 ,提出诗歌振兴的思路是新世纪社会与时代的双重文化课题。第一 ,当代现实题材的开掘与主旋律崇高内涵的深化是构建诗歌新境界的本源和基础 ;第二 ,以语言构建的新姿态表述诗歌新境界能够达到理想的审美效果 ,也能够营造出优美的审美空间 ;第三 ,在汉语写作的前提下 ,必须对中国诗歌传统和西方现代主义诗学进行积极审视与删汰 ,清除盲从与屈从意识。     

唐君毅文化哲学观综论

唐君毅主张以道德自我为中心,从形而上出发,从哲学的高度探索考察中国历史文化,以重建和发展中国传统之人文精神。他将道德自我与文化相联系,强调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一道德自我,且为其分殊表现。道德自我构成种种文化意识的灵魂,成为唐君毅文化哲学的理论基础和中心观念,贯穿于唐君毅的道德哲学、人文精神论、宗教观和人生论等整个文化活动之中,从而使得他的文化哲学体系涵摄了更为深广的内容。唐君毅的文化哲学观是一种超越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具有统摄中、西、印三系思想中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西方近现代唯心主义哲学的性质,从而把中国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发展到现代阶段。     

审美（艺术）直觉：方法与实践

在美学家眼中,＂审美直觉＂是创作与欣赏的根本方法或能力,它关涉思维、行动和创造,也关系到自由和超越。对克罗齐而言,直觉即表现,直觉就是美,而对柏格森来说,直觉即绵延,直觉即方法——普鲁斯特在艺术实践中进一步确证了这一点。直觉甚至本身就是意识的行动,它能打开一片自由的空间或创造一个无限世界,也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美的感悟与体验。马利坦认为,＂诗性直觉＂即创造性审美直觉。审美直觉就是创造性直觉,诗性直觉就是审美直觉,而直觉就是创造。审美直觉既是审美情感的发动,也是促使真善美贯通的中枢。审美直觉的起点与归宿都是自由,而它所带来的则是一种超越性的艺术创造与审美体验。     

“在路上”：流动的诗性——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部散文研究

以张承志、周涛、马丽华的创作为代表的西部散文因主体精神的张扬而具有一种内在、动态的诗性魅力。他们的散文中主体"在路上"的精神求索及其折射出的动态的生命历史感与个性化的超越追求是其诗性的内蕴;同时,西部散文独语式的、流动的文体结构也体现出对主体精神、心灵史的强调。     

新时期民族精神渗透下的行政精神重塑

新时期民族精神对行政精神重塑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将爱国主义精神、创新精神、自强不息精神及兼容并包等民族精神的内涵渗透于行政精神之中 ,促进形成当代中国公共行政应有的公共精神、创新意识、高效作风及民主法制精神 ,从而有力地提高政府的行政执行效能。     

从富贵杭州到诗境杭州——杭州城市想象的文学传统

城市想象是城市呈现于个体的方式。隋唐以来,杭州的城市想象呈现两大传统,"富贵杭州"与"诗境杭州"。"诗境杭州"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白居易、苏东坡等杭州城市建设者是按照诗化、美化、盆景化的标准来建设城市;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士人文化传统在中唐之后实现转型,形成了远离政治但又不离弃现实的"得其中间"的诗性精神。杭州以其独特的城市山林形态迎合、承载了这种诗性精神。明清至今,"富贵杭州"的城市想象日益凸显,当代杭州城市形象建设亟需倡扬"诗境杭州"的想象传统给予平衡。     

胡风主观战斗精神与创作主体的哲学美学阐释

胡风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范畴的文艺思想有其哲学和美学基础。这种哲学美学基础的形成既有着复杂的自身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的背景 ,也有着作为理论话语资源上的复杂的理论背景。但胡风确实又力图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思想来理解文艺的哲学和美学问题。本文通过考察胡风关于作为主体的人的论述和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的论述 ,对他的主观战斗精神与创作主体的观点进行哲学和美学的阐释。     

论理性与非理性的原始统一

在原始精神和原始思维中 ,非理性先于理性、非逻辑思维先于逻辑思维而产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它们浑沌地统一在一起 ,这其中非理性在人类早期精神和思维的进化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成为理性及逻辑思维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原始社会后期及文明社会初期 ,伴随着语言的产生和工具的使用 ,原始思维中的逻辑思维逐渐产生并从浑沌中分化出来 ,使人类的认识和思维的发展有了本质的飞跃 ,但这并不意味着非理性的消亡 ,相反它标志着非理性从人的本能意识发展成为一种非逻辑的认识的表现形式 ,即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而使人类的自我意识具有了本能与理性的双重结构 ,同时也说明人的非理性的作用领域和形式发生了变化 ,非理性不再独立地存在 ,它作为理性的补充形式 ,在理性及逻辑思维的基础上发挥着作用 ,这表明理性与非理性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统一     

传统文学音乐质素的审美观照

文章以“天人合一”的深层文化精神为依据,从音乐对文学的“显性”“影响关系”和“隐性”“借比关系”两大方面,观照诗歌、散文、小说、戏曲文体的音乐神韵,并尝试对一些文学现象进行重新评价。     

印度传统文化的哲学透视

哲学思想是文化的深层表现,文化又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哲学的视野。印度文化底蕴丰厚,浸润着内省沉思的宗教精神:修炼瑜伽、克服私欲,使人的灵魂或本质"我"从肉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原于梵,追求"梵我如一"令印度人极端敬神;超越轮回、不生不灭、崇尚"精神解脱",使印度人关注来世,逃避现世;"践行达摩"、实现解脱,让印度人安于现状、消极宿命。印度传统文化对印度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着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