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察委员会“全覆盖”的限度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改革试点决定,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按照管理权限,对本地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中纪委要求,成立国家、省级、市级、县级监察委员会,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作为现代制度文明的体现,任何一种国家权力都不可能是绝对的,都必须有一定的限度,监察委员会关于监察对象的"全覆盖"也不可能例外。监察委员会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全覆盖"的限度,可以从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范围、公权力行为的责任追究、违纪违法犯罪及违反内部规则行为的责任追究三个维度进行界定。     

数字社会个人信息被遗忘权的宪法权利属性、边界与国家义务

被遗忘权的重心在"遗忘",大数据时代通过"删除"来实现;被遗忘权主要指向的是国家公权力,关注的重心是公民在面对国家公权力对个人信息的搜集、处理、应用时被遗忘权如何实现?被遗忘权本质上反映的是独立的个体对个人信息的自主决定、自我支配和自我控制的权利,这种权利体现了对主体性价值的尊重,形成了信息主体对信息控制者发布的信息进行撤回、删除、控制、支配的积极权能与防止信息再次被第三人利用传播的免受侵害的消极权能。个人信息被遗忘权的行使不仅仅有面对国家权力行使的限度问题,也有与其他基本权利行使产生竞合关系的问题,还有特殊权利主体(如公众人物、公权力主体)的个人信息被遗忘权的克减问题,从而形成其权利行使的边界。国家对公民个人信息被遗忘权有尊重义务、保护义务和实现的义务。     

关于行政诉讼应扩大有限调解范围的理性思考

我国行政诉讼中涉及的调解有特定性,即只在国家行政赔偿时适用调解,这是人民法院在行政案件审理中通常所称的有限调解原则。我国行政法律、法规、规章中大量规定的非羁束行政行为的适用是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实现的,这说明现行法律允许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对公权力有较灵活的选择性和处置性。法律也应授权人民法院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具有调解之权限和职能。     

我国高校自主招生的硬法与软法双重规制

高校自主招生既是行使政府招生权的公权力行为,又是行使高校自治权的自主行为。高校自主招生涉及高等教育资源分配,进而影响公民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为防止高校滥用自主招生权损害教育公平,应当对高校自主招生进行硬法与软法的双重规制。高校在行使政府招生权时,应受到国家硬法的规制;在行使高校自治权时,应受到软法的约束。这样,通过硬法与软法的双重规制,达致既有效实现高校自主招生,又保障公民高等教育平等权之目的。     

刑事和解的权理基础——公权对私权的尊重与让与

刑事和解在人类历史上之所以时隐时现,时强时弱,是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二者长期博弈互动的体现。国家公权力对公民私权利的尊重与让与,及公民私权利对国家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构成了刑事和解在当代社会存在及兴起的基础。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权意识的普及提高,国家公权力能够介入私人空间的范围将越来越小。国家应尊重公民的意愿,尽少干预公民权利的行使,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更多的保障,而非限制、挤压公民权利。     

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批判与重构——从国资委到人民代表股东会

国资委的双重地位在法律上被赋予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作为政府监管机构,国资委行使的是公权力性质的监督权和管理权,可借助权力的"公"的性质强制性地推行一些改革措施,或者借助公权力颁布行政规章;同时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人,国资委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行使国有股东权利,这种权利虽然以"国家的代表"作为主体,但是本质上仍然属于私权利范畴,基于这种权利"私"的性质,国资委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运作.于是国资委享有的公权力和私权利在行使过程中发生利益冲突难免,最终只会导致两种权利的扭曲.既然中国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存在国有股权的公司是营利法人,那么委托代理理论对国有资产委托代理问题的分析应当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得到的结论亦应当是正确的,即本质上国资委出资人制度设计并没有解决国有资产委托代理出资人"缺位",问题.建立一个人民代表股东会组织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是国有资产监管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选择.人民代表股东会中的国资委代表只享有召集、主持人民代表股东会的程序性职权及委派国有企业监事的实体性职权.     

论作为我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非国家公权力

非国家公权力是指我国宪法"国家机构"一章规定的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享有和行使的公权力,其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意味着公民权利、非国家公权力、国家公权力三者关系成为宪法学的基本问题。非国家公权力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包含宪法规范和规范宪法两个议题:前者应从实证主义立场阐明规范之真实,包括真实的中国宪法和中国宪法的真实含义;后者则需从立宪主义立场探求非国家公权力规范的应然状态及其实现路径。我国宪法学研究应建构公民权利—非国家公权力—国家公权力三元框架的转型宪法学理论。     

从领导党到执政党转变的宪政阐释

在宪政意义上 ,共产党作为中国的领导党就是执政党。共产党要始终掌握国家政权 ,在国家政体中行使公权力 ,实现自己的领导和执政。执政党的实质合法性来自于对“三个代表”的忠诚和实践 ,形式合法性来自于民主选举和宪政程序的认可 ;执政党的地位、权力、责任和活动方式必须得到宪法、法律的确认 ,具有合宪性、合法性 ;同时其执政行为应当以宪法和法律为圭臬 ,接受宪法和法律监督。     

大学自治与司法介入

产生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①自治,目的在于保障学术自由,防止国家公权力的不当干预.在我国,表现为高校自主权的大学自治在高等教育法中有明确规定.大陆法系国家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扬弃,使得司法介入大学自治有了理论上的基础.我国高校是行政主体,其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大学自治与司法介入应该寻求平衡点.基础关系与营运关系区分的理论为司法介入大学管理提供了理论上的标准.     

职务犯罪侦查问题探析

职务犯罪侦查作为一种国家公权力应当由专门机关行使,但在我国刑事诉讼体系构建中采取了一种具有我国特色的分配方式,将刑事侦查权分给不同的机关行使,由公安机关(含国家安全机关)主要负责一般主体的职务犯罪侦查,检察机关负责对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进行侦查.     

职务犯罪侦查问题探析

职务犯罪侦查作为一种国家公权力应当由专门机关行使,但在我国刑事诉讼体系构建中采取了一种具有我国特色的分配方式,将刑事侦查权分给不同的机关行使,由公安机关(含国家安全机关)主要负责一般主体的职务犯罪侦查,检察机关负责对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进行侦查。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国刑事诉讼体系逐渐发生了较大     

浅谈建立独立的国家会计系统

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和国企改革中的三大公害,解决好这三大公害,对巩固改革开放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找到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建立独立的国家会计系统.     

论国家与社会的一般关系——兼析明代国家与社会之历史关系

国家是具有政府组织并独立于外部势力的社会共同体,政府是代表社会行使公共权力的机关.历史学者考虑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一般是指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公共权力体系与作为其基础与目的的社会之间的责任、权力、利益配置形态及其运行状态问题.政府合法性、公权力与私权利之关系、公权力与社群自治之关系、政府的责任与权力结构、社会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主动程度、精英和草根阶层的关系格局,是考察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六个基本问题,以这些问题为线索考察明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深化推进诸多相关研究.     

论自然资源特许物权设立中公权力的作用机制

作为自然资源所有权人的国家具有公权力主体身份与私权主体身份。在特许物权设立的过程中,会出现国家依其双重主体身份作出的公法行为与私法行为,且二者会呈现交织在一起的状态,国家身为公权力主体作出的公法行为可能会影响私法效果,国家作为私权主体作出的私法行为可能会影响管制效果。行政特许不应被理解为特许物权设立中的行政决定或者行政审批等某一个行政行为,而应被认定为动态的复数行政活动,行政特许实际上是特许物权设立中的一系列行政活动。行政机关通过确定特许物权受让人的行政审批等方式进行行政特许,并产生了授予特许物权买受人以特许物权资格的效果。行政特许是特许物权设立的基础条件,特许物权的设立采登记生效主义。     

关于对我国市场经济信用的思考

我国市场经济信用环境恶化,严重损害企业竞争力和国家信誉,加大了金融风险,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信用恶化的原因在于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国家机关行为不规范,企业产权界定不明确,对失信行为惩处不力,信用中介服务机构薄弱等。建立稳定的国家宪政体制,推进改革,规范政府行为,完善法制建设,建立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     

金融危机救助中的国家“道德”悖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为了避免发生系统性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对陷入困境的私人金融机构进行救助,虽然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私人金融机构的投机性积累,但救助成本却要由全体社会公众来承担。这种用纳税人的"公款"拯救私人金融机构的行为使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一种"道德"悖论。这种"道德"悖论困境的形成根源于金融资本的社会化。金融资本作为资本演化的高级形态,获得了强大的支配和控制国家的权力,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权力属性单纯地表现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使国家陷入"公共权力"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公共权力"危机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金融全球化时代的集中表现。     

论中国司法审查的空间

依据法治原则,任何公权力的行为都应当接受合宪性和合法性的审查,从各国的实践看,这种审查主要由司法机关或者类似于司法机关地位的特设机关进行。但受各国政治理念、政治体制、司法机关地位等因素的制约,司法机关并不一定能够对所有的公权力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我国目前正处于司法改革过程之中,司法机关对公权力进行审查必然是司法改革的一大热点。简而言之,我国的司法机关不具备对公权力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基本条件,但完全具备对公权力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基本条件。     

论合同解除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作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原因体现于因不可抗力和因违约行为所致两种情况。这种界定过于狭隘且判断标准不明确。通知解除的法律后果可能侵害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应予以限定。英美法中的目的落空制度可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很好的借鉴。     

政府之外的公共权力——非政府公共部门干预权研究

文章以非政府公共部门的经济干预权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干预权的角度探讨非政府公共部门权力的来源,行使干预权的手段和方法,提出除政府行使经济干预权外,非政府公共部门也行使一定的经济干预权,因此应当对非政府公共部门行使的经济干预权予以规范和监督。文章针对中国特殊的市场和政府失灵,提出解决我国的市场和政府失灵需要政府逐渐退出不应当由政府调控的社会领域,通过间接的方式治理社会,培育和发挥社会的自治空间,形成市场——国家——社会三足鼎立的局面,使中国形成如同西方国家那样良性互动的社会关系格局。而这种良性格局的形成需要依靠非政府公共部门行使一定的公权力,补充政府干预不当。     

公权力主体犯罪: 应然的解说与实然的超越

刑法学界在探讨"国家机关能否成为犯罪主体"问题时,忽视了与国家机关一样依法行使国家公共管理职权的其他组织能否成为犯罪主体的问题同样需要探讨,为此宜以"公权力主体能否成为犯罪主体"取代"国家机关能否成为犯罪主体"的命题.在兼顾法人犯罪理论中英美法系国家实用主义刑法观重视公共秩序及福利的维持与大陆法系国家伦理性刑法观重视责任主义原理的基础上,我国刑法应同时考虑制裁法人犯罪性质、目的等因素,将公权力主体排除在刑法单位犯罪主体的范围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