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丰福佬话里的“仔”尾

在各地闽南方言里都有一个表示细小义的名同后缀“仔”,其含义和用法相当于普通话的名词后缀“儿”和“子”。“仔”尾在闽南话里使用频率很高且有极其丰富的表义功能和区别词义词性的功能。本文着重探讨粤东闽语海丰福佬话“仔”尾的运用情况,从“仔”的读音,“仔”尾词的结构及其语义语法功能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闽南角美话的持续体标记

角美话持续体标记以其形式多样、分工明确、异源并用等特点而颇具特色。对“伫咧”、“着[tio？^o]”和“下咧”进行分组描写,重点考察其组合关系特点,并就用字和读音、进行体标记语序、与宾语位置关系和与方位介词短语兼容关系同闽南方言进行比较。     

介词in的认知语义研究

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内,对介词in的语义进行了深入研究,确立了in的核心语义为其方位义,并通过进一步分析in的义项扩展过程证实in的核心方位语义通过隐喻及意象图示的转换等方式扩展到其他领域中而形成了in的众多的其他语义项.整个in的语义结构呈现出以方位语义为核心向外拓展的辐射语义网络结构.     

副词“都”的产生与发展

副词“都”是语义所造 ,即由“聚集”义动词“都”语义引申而来。其产生于东汉 ,发展成熟于南宋 ,普遍使用于元明 ,元明时代副词“都”的语法、语义与现代汉语基本一致。在语法方面 ,副词“都”一般位于谓词性成分前 ,修饰其后的谓词性成分 ,与其后的谓词性成分构成语法结构关系 ;在语义方面 ,副词“都”均为“全部”义 ,表示对复数或整个人事物以及时间、方位、处所等的总括 ,与其所总括的复数和整个人事物以及时间、方位、处所等构成语义结构关系     

现代汉语介词“据”的形成及发展

现代汉语介词“据”来源于先秦动词“据”。“据”在先秦时期用在连动结构中,西汉时期,一些连动结构中的“据”可重新分析为介词,唐五代介词“据”发展成熟,宋代以后介词“据”进一步扩展。连动结构是引发动词“据”语法化的句法环境,而“据”后宾语由具体到抽象的扩展是引发“据”发生语义变化的动因。“据”由表示“杖持”的实词义到表示“依据”的语法义的语法化过程中经历了“倚、靠”义和“依仗”义的语义演变阶段。“据”的句法功能变化的机制是重新分析,而“据”发生语义演变致使语法意义产生的机制是隐喻。     

介词“向、往、朝”功能比较

介词“向、往、朝”功能上存在“同”和“异”。语义方面 ,都表示方向处所义 ;但有的还能表示对象义 ,有的则不能。句法方面 ,都能充当状语 ;但有的还能充当补语 ,有的则不能。语用方面 ,都有介词可以自由隐现的现象 ;但自由隐现的具体条件有别。本文根据典型、翔实的语料 ,经过比较分析 ,从中找到了规律性的东西     

《诗经》介词"以"考察--兼谈"以"的虚化

《诗经》中的“以”作介词 ,有其鲜明的语义和结构特征。介词“以”是从动词发展而来的 ,其静态的储存义“用”表现出强烈的工具性。其语义指向的转指性使介词“以”的宾语位置常常前置。“以”的词汇意义的虚化与其语法功能的虚化反映出大体一致的特性 ,当介词“以”表工具的词汇意义弱化 ,其结构上的关联作用成主导时 ,介词“以”便进一步虚化为连词。     

南阳方言的“给”字句

在南阳方言中,“给”单用时读为[kei33],与其他成分共现时读为[k(□)13].总体看来,“给”有动词和介词两种用法,介词“给”在不同的语义条件下起到不同的标引、标记功能.“给”的多功能性导致部分“给”字句在缺乏语境制约的情况下出现歧义.功能不同的“给”在语句中大量共现,使得南阳话的“给”字句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极具代表性的是以“给我”为标记的命令句和以“给你”为标记的“强处置式”.后者在功能上与一般处置式和复标处置式类聚成群,共同承担起南阳话中处置义的多样化表达.     

英语介词的动静语义说和暗喻引申

介词是英语中的高频词,用法复杂,是教学过程中一个难解的结。本文在介绍英语介词本源义,即介词的空间指涉,包括空间位置和空间运动的基础之上,着重探讨介词的动静语义和暗喻引申。本文指出,介词在指涉空间位置时呈静态语义,在指涉空间运动时呈动态语义,而介词的多义性即其暗喻引申正是建立在本源义空间指涉之上的。因此在介词的教学过程中,关键在于抓住其引申义和本源义之间的内在联系。     

汉语的“随着”及与其相对应的日语表达方式

从中日对比的角度出发,对汉语的“随着”一词从语义和语法层面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其语义扩展机制。“随着”主要表现跟随义、任凭义、依据义、方式义、同时义、条件义六个义项。跟随义是原型义,具有服从性、同时性、动作性三个基本语义特征,其他义项由原型义扩展而来,每个语义项都具备了原型义的一个或两个语义特征。在语义扩展的过程中,动词性削弱,介词性逐渐加强,出现了新的义项——关联性。相对于中文“随着”的六个义项,日语则要以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表现这六个义项。分析表明,中文“随着”的语义有较大的笼统性和模糊性,相对而言,日语的表述则有根据具体事物和不同语境细化表达的特点。     

宿松话中的一种特殊双宾句

宿松话双宾B式是一种特殊句式,进入双宾B式的动词都必须具有“给予”义,这些动词可分为典型“给予”义动词和非典型“给予”义动词。双宾B式具有极强的制约性和句式赋义性。双宾B式来源于省略了介词的介宾补语式。     

现代汉语介词“按”的形成和发展

现代汉语介词“按”来源于先秦动词“按”.“按”在先秦时期用在连动结构中,东汉时期,一些连动结构中的“按”可以重新分析为介词,介词“按”萌芽显现,魏晋南北朝至隋,“按”的介词用法逐渐成熟,宋代以后介词“按”进入沉寂期,直到清代,介词“按”的使用频率才大幅提高.连动结构是引发动词“按”语法化的句法环境,“按”由本义“用手向下压”经由“查验、考核”义演变为“依据”义.“按”的句法功能变化的机制是重新分析,“按”发生语义演变导致语法意义产生的机制是语用推理.     

自然度与需求量对“名物+方位”组合词汇化的影响

在词汇化研究中我们一般关注组合个体的语义特异性和历史发展过程,本文另辟视角,考察组合的义类共性和现时结果。我们对收录在《现代汉语常用词表》中的“名物+方位”组合进行了考察,发现这种组合的词汇化结果是有一定规律的。在目标词义类范畴与词汇化程度分类基础上,本文通过对义类的方位维度特征、方位不规则个体的特性、名物词的义类特征、义类的词汇化程度差异这四个方面的分析,发现自然度规则和需求量规则对“名物+方位”组合实现词汇化产生影响,并且两种规则的形成受到认知因素的制约。     

现代汉语介词“论”的形成历史及其语法分析

现代汉语介词“论”来源于先秦动词“论”.动词“论”在先秦时期用在连动结构中,两汉时期“论”所在的连动结构主次动词分化明显,唐代“论”由动词引申出介词用法,宋代以后“论”的介词用法进一步扩展.连动结构是引发动词“论”语法化的句法环境,连动结构的句法环境加之连动结构中连词使用频率的递减趋势为动词“论”的语法化提供了条件.“论”由表示“议论、评论”的实词义到表示“以某种单位为准”的语法义的语法化过程中间经历了“衡量、评定”义的语义演变阶段.频率中“临界频率”的增加也是推动“论”语法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论”的句法功能变化的机制是重新分析,而“论”发生语义演变致使语法意义产生的机制是语用推理.     

介词认知语义模型及语法化机制

介词只具有语法意义,不具备词汇意义,其语义性质需要根据介词结构中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进行判定。介词的语义以网络状、层次性分布。每一个网络节点可看作一个概念。介词语义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进行组织,构成一个有层次的网络系统。每一级语义均处于相应的节点上,各节点又以其共性特征与上一级语义相联系,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网络系统,即介词语义层次网络。介词的每一语义特征都会出现在网络层次模型中的固定位置。根据网络节点激活情况,语义漂白、语义泛化是汉语介词语法化的主要机制。语法化项的源义是判断介词语义的重要参照项。从介词语义层次网络模型可以观察介词语义的层次分布。     

简析德化话中的“互”

德化话中的"互"字主要有动词和介词两种用法,可表给予义、使让义和被动义。文章就德化话中用作介词的"互"字的用法、语法特点及渊源进行考察。     

湖南祁东话复数标记“一个”的语义来源

祁东话的人称代词“一各”的“各”本字为“个”。“一个”有数量短语、人称代词、复数标记三种用法。人称代词“一个”表示每量义，是由数量短语固化（hard-wird）而来。复数标记“一个”是每量人称代词语法化的结果。祁东话复数标记的语义来源于人称代词每量义。     

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中的前置起始义介词——兼谈共同语形成过程中的包容性

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中介词“起”的用法比较复杂,不仅可以单独作为起始义介词使用,还可以和其他成分组成表示起始义的框式介词。在框式介词中,“起”的前置词和后置词用法之间存在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跟“起”的虚化程度以及虚化方式有关。处于名词短语前的介词“起”在与其他同类介词的竞争中逐渐消失,但清末北京官话中起始义介词的多样性正体现了共同语形成过程中的包容性。     

汉语处置介词的来源和替换

汉语历史上的处置介词主要有三个语义来源:"执持"义动词,"给与"义动词,工具介词;文献中使用最多的是第一类;但不是所有的"执持"义动词都虚化成了处置介词,比如"执"和"握"就没有,本文对其原因作了初步分析,并讨论了汉语处置介词的历时替换。     

闽南方言情态结构“会/■(得)通”的语义演变

“■（得）通”“会（得）通”首先出现的都是三音节。“■得通”诞生于明刊戏文,“会得通”始见于清末。两者都是出于语用的需要,分别由情态动词“■得”“会得”和情态动词“通”组合而成,组合后都凝成一个整体,在日据时期得到大发展。“■通”和“会通”分别是“■得通”和“会得通”的省略,都始见于日据时期。“■通”和“会通”出现后,它们的语义演变几乎和“■得通”“会得通”的语义演变是一致的,都是多方向进行的。“会（得）通”的语义有3个演变方向,“■（得）通”的语义有2个演变方向。不过,三音节和两音节的语义演变大同中有小异。这是它们内部发展不平衡和内部相互竞争的结果。“会（得）通”的语义演变符合人类语言情态义的演变共性。“■（得）通”的语义演变既体现人类语言情态义的演变共性,也体现出闽南方言情态义演变的类型特征和罕见的特征。到了现代闽南方言,“■（得）通”“会（得）通”在与其他同义结构竞争中处于劣势,且呈现出不同程度被其他同义结构取代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