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的逻辑关系论析

从“两个务必”的话语论断到“三个务必”的经典论断，二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变”与“不变”的统一。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的“变”，是依据我们党执政所处时代、执政面临形势、执政回答“考题”等不同问题的创新性发展；“不变”的是二者都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不动摇、更好地保持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政治本色。全面把握“两个务必”与“三个务必”及其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对于我们党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冷战后美国两任政府对朝政策比较

接触与遏制并举是冷战后的美国两任政府对朝政策的重要特征。克林顿政府时期，“接触”占主导地位，是在接触的基础上寻求外交解决，实质上是一种“妥协性”的政策；小布什政府采取的是“鹰派接触政策”，遏制占主导地位，其实质是“对抗性”的。导致两任政府对朝政策产生明显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任政府在全球战略应对的政策手段上及战略指导思想不同。在朝鲜核问题上，对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使小布什政府更倾向干实力解决问题，可以预期的是，在实现其核问题、导弹问题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之前，小布什政府不会改变对朝政策的强硬立场，将继续坚持“国际化”方针，并进一步加强美、日、韩在对朝政策上的协调立场。     

邓小平政策观中之“不变”与“变”的思想

邓小平关于“不变”与“变”问题的论述表达了其政策观中一个重要思想 ,本文以系统地评述邓小平这一思想为目的 ,较为详尽地揭示了“不变”与“变”各自的深刻内涵和实质 ,着重分析了坚持现行政策“不变”的意义、作用和保障条件 ,并从哲学的角度论述了“不变”与“变”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以及邓小平这一思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对战争结局的构想和实践

本文着重从美国威尔逊政府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局和欧洲政治格局的高度重视入手，试图说明：威尔逊政府的对欧政策与战前美国的对欧政策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同样也是完全基于美国统治阶级现实的扩张利益；威尔逊政府对大战战局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关注并不是为了什么“理想”，而是为了维持、操纵欧洲和世界均势，从而为美国日后雄霸世界创造条件。     

农村“三变”改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

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三变”改革在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中取得显著成效,从4个方面体现和丰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一是探索新型农业合作化道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原则”;二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原则”;三是优化市场和政府配置资源的分工配合关系,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四是注重分配公平,坚持“共同富裕原则”。同时,“三变”改革以确立农民主体地位、赋予农民财产权利、维护农民切身利益为主旨,坚守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具有理论发展与实践推广的双重价值。     

论美国对朝政策的“变”与“不变”——兼论奥巴马政府的对朝政策趋向

美国的对朝政策在"变"的外衣里具有"不变"的内核。"不变"的内核源自于美朝两国的意识形态差异、决策者的思想认识、对朝鲜的认知以及民情舆论,表现为对朝鲜持强硬立场且不受党派影响。认知心理学认为,观感一旦形成,短时间内难有实质性改变,美国的对朝政策典型反映了这种状况。此外,受到国际战略格局变化的影响,美国往往需要与其他国家相互协调彼此的对朝政策,因此又不得不朝温和方向进行调整。克林顿和小布什各自的对朝政策都经历了从对抗到谈判的转变的过程,但基本立场并没有发生变化。奥巴马的上台虽然为美国对外政策带来了新气象,但在朝鲜政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的前提下,美国新总统的对朝政策仍将在对抗的"不变"与谈判的"变"之间摇摆。     

政治文化趋同与英国工党的亲欧转变——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英国工党与欧洲一体化

本文追溯了英国工党始于 80年代中期从对欧洲一体化怀有明显敌意转向亲欧政党的历史演变过程 ,进而探讨了 1997年大选后工党欧洲政策的走向 ,着重分析了其欧洲政策的这一重大转变的原因。作者认为工党的亲欧转变是欧共体、英国国内政治和工党自身三个层次互动的结果 ,以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因素在这一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首先 ,英国工党内部“第三条道路”的兴起 ,使其能够摆脱旧有教条的束缚 ,接受欧共体 (欧盟 )这一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为主要特征的跨国机构。与此同时 ,80年代中后期欧共体在法国社会党人德洛尔的领导下也开始了带有社会民主主义取向的改革。欧盟和英国工党在政治文化和政策主张上的趋同直接促成了工党的亲欧转变。同时 ,工党的亲欧转变和新工党“第三条道路”是相互促进的 ,亲欧演变也促进了其自身的现代化。我们也应看到尽管工党在主流上已经演变为一个在基本立场上亲欧的政党 ,但由于英国国内政治传统和现实的制约 ,在至关重要的单一货币问题上布莱尔政府仍只能采取观望政策 ,远未实现其大选中提出的“要处于欧洲的中心 ,发挥领导作用”的承诺     

艾森豪威尔政府亚洲政策的形成

朝鲜战争结束后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美国的亚洲政策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 1954年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 542 9/2号文件是新的亚洲政策的纲领。与杜鲁门政府的亚洲政策相比 ,艾氏政府的新政策体现出来的最大特点是 ,在美国亚洲遏制战略中中国已被看成是美国的主要敌人。在实践方面 ,新政策也体现出许多新的特征 ,如美国提出了建立“西太平洋集体防务体系”及“亚洲自由国家经济集团”的构想     

精英立场与世俗立场——潘小平散文论

潘小平是90年代有影响的女性散文家之一。1992年以前,她持守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作品表现出知识精英的审美情趣和人文情怀。从1993年开始,她主动地转变写作立场,即由精英立场转向世俗立场,由“士大夫趣味”转向“大众趣味”,但在实际创作中,她则是通过世俗叙述表现精英立场,并在精英立场与世俗立场之间营构思想,体现出一种新的眼界与创作观念。     

略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调停外交

美国的调停外交,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对欧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战前期,美国以“中立”自居,不管交战双方欢迎与否都积极地把自己打扮成“和平”、“公正”的调停人和仲裁者,以追求和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威尔逊政府以调停促成交战双方妥协的外交活动,对交战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我们为了能够真正全面而客观地了解一战时期的美国对欧政策及其扩张本质,本文试图对美国调停外交的过程、实质及其失败作一探索。     

也谈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

“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根本原因。其主观意图主要并非在写书体例等技巧上以有所创新见长，也不是要以为农民起义领袖作传取胜。而是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表达自己的崇道立场和以民为本的政治价值取向，以区别于当时“儒术独尊”的社会潮流和以君为本的政治价值取向。最终体现出两种不同的用人观。     

WTO体制下我国法治建设的“变”与不“变”

WTO体制下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着许多“变”与“不变”,突出表现在法治建设应与国际规则相适应的“变”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则“不变”;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依法行政的“变”与坚持为民、便民服务的思想观念的“不变”;各级司法机关按WTO规则和我国法律处理涉外案件的“变”和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的“不变”,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这些“变”与“不变”,努力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     

谈艺术创作中的变与不变--由罗中立的《父亲》到《吹灯》所想到的

在罗中立从<父亲>到<吹灯>的创作历程中,表现出艺术创作诸多的变与不变的因素.变的是人物造型、笔触语言、色彩等形式因素和由此体现出的画家的审美趣味与审美追求;不变的是作品的表现对象和深层的情感因素与价值肯定.了解艺术创作中变的必然性与不变的相对性、变与不变的关系、求变须持的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明确艺术不可变的道德底线,可以为我们当下的美术创作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领悟”与“理想型”——论列欧的宗教现象学的方法论基础

列欧是20世纪最重要的宗教现象学家。他一方面以狄尔泰思想为基础,构建了完整的“理想型”学说并由此提出了成熟的宗教类型学,另一方面又对“领悟”、“同感”和“悬搁”等现象学探究程序的中心环节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将“同感”与“悬搁”结合起来并赋予“同感”以一种诠释学的意味;他将“领悟”看作是“同感”的升华,并站在类似于海德格尔的立场上,用“领悟”的“先入之见”消解了胡塞尔所谓的“悬搁”。列欧的方法论表明,列欧是“宗教现象学的诠释学路线”的真正制定者。     

产业转移的微观引导机制：一个包含市场和政策双重因素空间经济模型

将产业承接地对迁入企业的政策支持变量引入Krugman“中心——外围”模型,分析了政府政策影响产业转移的微观机理,并进一步推理出为有效引导产业转移,承接地政府需要给予企业政策制度支持的临界条件。研究表明,在保持政策支持力度不变的情况下,当运输成本足够低时,才会促动产业空间迁移。同时,产业转移的政策支持因子的临界值随冰山运输成本的降低而先降低后增加,表明所需的政策支持力度由强趋弱;而在规模经济很大或者制造业占经济份额比例较大时,承接地政府需要对企业给予更大的政策支持力度。     

庄子哲学中的“生死之变”与“死生无变”

《庄子》一书对生死问题有着系统而深刻的论述。本文着重从“生死之理”“生死之变”“死生无变”“养生顺死”四个方面，对《庄子》生死观中的“变”与“不变”进行剖析。“生死之理”是庄子讨论生死问题的理论依据，即道气论。庄子认为生死本为万物生化之一环，其实质为气化流行过程中的聚与散。以此为基础，庄子进而讨论生死之“变”与“不变”的问题。“变”是对生死这一客观现象所作的描述，生死循环无端，自然而然。“不变”则是庄子根据其“齐物”思想所形成之新的生命认识与态度，死生同一，“无变于己”。这种新的认识和态度在现实中具体表现为“养生”和“顺死”的生命态度与实践方式。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辨析

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一）因其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扬名学术界。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批判,体现出了某种反后现代的立场;又赞同并采用后现代观点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理论化为一种形象的、类像的、片断化的、拼凑式的、精神分裂式的文化,体现出了某种亲后现代的立场。在这种“亲”和“反”的辩证统一中,詹姆逊艰难而努力地调和着后现代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可是有些后现代立场并不相容于甚或有损于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彼此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因此说詹姆逊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是对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艰难的调和,是游弋于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一种理论形态。     

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具体期限设置的思考 ——基于“轮+期限” 与“适当调整” 法律适宜性的探讨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有期限的新型物权,合理、恰当地设置其期限,可以稳定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进而稳定土地经营权使用者的未来土地收益,有利于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秩序,稳定地实现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益。新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修订草案对耕地承包期届满后作出“再延长三十年”的修订,需要警惕落入形式化的“长久不变”而掩盖风险,因此要反思“自动续期三十年”背后的原委及可能的调整。从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及其期限设置的政策与法律变迁着手,论证了“长久不变”并不等于没有期限以及设置“每轮”的政策合理性,并阐述了实践中土地流转需要的差异性、变动性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设置的不匹配困境，凸显法律“适当调整”的必要性。将“长久不变”由“土地关系”的调整转向“土地利益”的调整,土地利益协调由形式公平转向实质公平,这直接体现出“适当调整”以均衡土地利益关系来回应“长久不变”的实质性与精准性。最后，从确保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实质“长久不变”的层面提出了“确保大稳定”“预期小调整”的优化路径。     

新时代“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

新时代治理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已具备融合的条件。“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和社会关系变革外部驱动、乡村治理结构内源优化和围绕着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立场生成的新逻辑结构,其实践机制总体包括促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推动乡村治理结构整体优化和实现乡村治理目标系统转化三个维度,具体路径是推动政府联合社会力量在建构制度供给与内生秩序的联通机制、形成振兴乡村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和设计治理民生化为导向的政策方面深入推进“三治融合”的基层建制。“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体现出自我革新的制度特性、治理价值的全方位性以及实践布局的系统性,具有克服现代社区民主治理悖论的现实意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沙皇俄国的联日政策

沙皇俄国是最富于侵略性的国家。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沙俄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了战略性转变,由同日本帝国主义拚死争夺远东太平洋地区霸权,一变而为紧密勾结,奉行所谓“联日政策”。沙俄政府为什么要改弦更张?“联日政策’的作用及其性质又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