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用地指标市场 配置法律制度正当性研究

供给侧改革旨在适度扩大需求,通过矫正要素配置推进结构性改革。建设用地指标行政配置是市场机制的制度基础,忽视各地对指标的客观需求,土地资源粗放低效利用。建设用地指标市场配置是对行政配置制度创新,其本质是引入私权机制,通过私权自治和合同自由对建设用地指标进行权利分配,推进土地供给侧改革。为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从私法角度探究建设用地指标市场配置,探讨建设用地指标市场配置制度优势,实现建设用地指标行政配置与市场配置衔接与协调,为建设用地指标市场配置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正当性依据。     

我国水市场法律制度的非均衡研究

目前我国水市场法律制度存在非均衡现象,包括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过剩两种情形.究其理论原因,在于确定性、系统性和自足性的水权概念的缺失.关于制度非均衡的应对,应在明晰水权是若干具体权利组合而成的权利束这一内涵的基础上,遵循资源化、多元化、权利化的立法理念,构建包括水资源治理模式和水市场基本制度在内的系统的水市场法律制度框架.     

供给侧改革思维下的法律权利意识

把权利融入到供给侧中去思考,能赋予法律权利意识特有的活力与现实性,同时,也能对供给侧进行特定的价值思考。供给侧改革对我们的法律权利意识带来极大的影响。个人权利的社会性进一步突出,权利的个体性与整体性进一步中和与融合;权利的自我保护性与国家保护性更加统一,多种制度体系必将得以建立;同时,权利也体现出公共性与私利性的双面性,公权与私权之间应更加协调;最后,在供给侧改革中,权利与经济活力也是一个一体化命题,经济发展以权利为原始目的,个人权利以经济活力为基础。     

浅析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关联

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的关联主要表现在：道德权利先于法律权利,是法律权利的来源,是法律权利的价值所在,是法律权利的必要补充,在社会生活中,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的历史统一,是一个国家走向法治、实现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对完善我国法律服务市场的几点建议

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是新时期法律服务的根本任务,要圆满完成这一任务,必须解决好律师的定位、律师的权利、法律服务市场的规范等问题。     

纳税人权利保护立法改革探析

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已成为整个国际社会日益关注和重视的问题,许多国家在纳税人权利保护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纳税人权利的法律保护机制,但受传统税收立法思想的影响,有关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为充分保障纳税人权利,应立足于我国纳税人权利的法律保护机制现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树立正确的税收立法理念,将纳税人权利入宪,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或颁布有关纳税人权利的专门法,限制授权立法,提高现有税法的法律层级,以改革和完善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立法。     

法律、利益与权利

利益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对经济的发展和法律的进步起着巨大的影响乃至决定性的作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对利益又具有能动作用。承认人们的利益,就必须承认人们需要权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要承认追求利益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并且不能将权利和利益混为一团,只能将权利看作主体为追求利益而可以采取的行为。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和利益的有效实现,既要以法律规范的方式赋予人们追求利益自主性的权利,也要以法律的方式规范人们参与市场的行为,同时,法律还应协调好公民个人利益、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并且少数人的权利和利益也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革的思路

本文认为,产权是与财产相关联的各种权利的总和,而所有权只是部分产权权能之和。产权构造的基本框架是基础产权、法人产权和非法人产权。产权构造的实体操作是将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等各项权能以法律形式界定给各个产权主体。产权制度的变革,意味着在公有制经济内部实施权利界定和交易关系的改革。它可以完善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使其不致形成过渡阶段的体制混乱和经济混乱。     

从供需均衡与效用选择角度探讨法制利益的形成机制

法制利益是权利的外化标志,而权利是法制利益的高度抽象.权利资源的有限性和利益主体对权力资源需求的无限性必然会引发利益冲突,当二者达到均衡时,产生法制均衡一良法.而这种法制均衡的精髓在于:法律制度的严苛程度是由权利的丰富程度的供给和需求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而法律制度就犹如商品市场中的价格信号,是社会生活中多重利益主体理性博弈的均衡浮标.     

我国农民权利缺失与制度保障研究

农民权利的有效保护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目前,我国农民在政治参与权、土地财产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方面的保障不足。农民权利缺位的根源在于歧视性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宪法和法律保护的缺位、农民法定的维权组织缺乏以及农民维权意识与能力不强。为了真正保障农民权利,政府需要改革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强化对农民权利的法律保护,建立农民的维权组织,培育农民的权利意识。     

吴敬琏与郎咸平法治思想之比较

为了避免中国市场经济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和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而要建立法治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郎咸平认为实行市场经济和产权改革必须先制定法治化的游戏规则,才能避免广大民众被掠夺,为此必须用新法治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两人的法治思想体现了法治化建设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市场与规范的关系,国家和民间组织在法治化建设的地位以及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两者的法治思想既有一致性又有对立性。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公私法关系建构

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对法律工具性的认识,形成了公法一元化的法律观,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初步奠定了公私法二元化格局。但社会转型仍然带着旧有体制的印记,现阶段我国公私法关系突出表现为活跃的市场因素所引发的私权保护诉求与计划体制下的政府管制思维之间的冲突。为了更好地建立公私法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文章建议通过确立法的回应型模式,即借助于司法部门的能动主义,来增强刚性的法律规范对社会生活的回应能力。     

试论罢工权的确认--一种解决劳资纠纷的宪政径路

罢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劳资双方利益冲突的表现，罢工权是劳动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根据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而暂时停止劳动的权利。其性质应是劳动享有的社会基本权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有必要在我国的宪法中确认罢工权，这是一种解决劳资纠纷的宪政径路。     

试论公司法应体现的社会正义理念

公平正义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国家和法律的基本任务就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保证人民的生活幸福.公司法是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它的基本价值就是维护市场主体之间的自由公平的竞争,这样的公司法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道德行为补偿请求权初探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 ,社会传统所固有的“情理”、“善”等伦理准则被“财富最大化”的经济理性所代替。适应这一现象 ,就要寻找一条合理有效的途径 ,即 :用法律规范的方式将道德行为者与受益人视为债权人与债务人 ,赋予道德行为者以民事补偿请求权。用权利作动力 ,改变传统社会的法律义务 ,更有利于现实社会的发展。     

市场化改革的社会秩序与道德基础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更加深入,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和矛盾。但是,这些问题和矛盾并不完全是由市场化所造成的,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改革未到位所造成的。市场经济要发挥作用,必须具有相应的社会秩序与道德基础。由于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计划经济下不曾出现的道德失范和对基础社会秩序破坏现象,因而也产生了一些对于改革本身的怀疑和反对。未来的市场化改革应通过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更充分地体现权利、公正、功利原则,构建更加良好的社会秩序与道德基础,成为利益分享、公众参与、推动道德进步的改革。     

《公司法》宜确立公司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使广大市场主体能够“正常生存”，实现“更大发展”。公司是最重要、最活跃的市场主体。公司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性法律。《公司法》确立公司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主体重要论述的贯彻。现行立法并未采取权利法定化的路径，导致公司生存权与发展权无法成为价值判断及司法裁量的直接依据。此次公司法修订应在总则部分确立公司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这两项权利是公司的基本人格权，贯穿于整个公司法规范体系及公司生命周期。公司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确立有助于公司的“正常生存”与“更大发展”，有助于优化营商环境，亦有助于精准定位公司法改革之方向。     

论民主法治框架下的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在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政治活动中,现代国家逐渐形成了日益复杂的治理结构和制度体系,政府治理体系的内涵和形式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延展。民主与法治作为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权源价值和目标保障,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政府治理文明提供了基本方式和路径选择。新形势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改革需要形成法治政府、市场经济、社会三者相互约束和支撑的合作治理框架,以政府的职能转变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论西方的法治主义思想——法治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关系

论题旨在诠释法治的涵义,说明法治国家乃是市场经济这一社会制度的基本前提。在公法上,法治之法先于国家,高于国家,它是关于限制国家(尤其是政府)权力、保障个人自由的至高无上者。实现法治,旨在从外部提供私法社会——市场经济社会所必须的制度框架。从近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理念看,在法律主治下,国家的权力(公权)被严格限定,社会及经济活动皆属私人领域(私权),不必也不容国家染指。由此,给个人带来空前广袤的自由空间,因而形成市场社会。     

宏观调控中的税法变革路径抉择--以税法价值取向为先导

国家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外在保证,而税法则是宏观调控手段中的一个关键环节.现行税法体系形成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早已滞后于时代需要,税法的变革已被提上议事日程.宏观调控下的税法变革应当在其价值取向明确的基础上加以实施.而税法价值取向的理论先导,又能为税法宏观调控职能的有效发挥提供更多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