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河州的纳马番族

明朝统一甘青地区后,在西北番族区域内实行金牌信符制度,通过茶马司进行茶马互市贸易,向朝廷供奉上好马匹。而河州在甘青一代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仅必里卫西番二十六族一处就发放金牌二十一面,这在甘青纳马番族中是绝无仅有的。文章系统梳理了明代河州的纳马番族,对于深化理解明代西北的茶马贸易具有重要意义。     

甘青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综述

甘青地区文化遗存丰富,文化特征多样,是我国最早开展考古工作的地区之一。这一地区的考古学异常发达,形成了多种考古文化并存发展的局面。本文综述了甘青地区青铜时代各考古文化的基本样貌、特色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影响状况,为人们认识甘青地区文化打开了一扇了解之门。     

明代西宁卫所属藏传佛教寺院考补

明代西宁卫所属藏传佛教寺院甚多.蒲文成先生主编的《甘青藏传佛教寺院》一书对此已有详细的记载,其中尤以对清代创建寺院的记载最多,也有相当数量的明代或明代以前创建寺院的记载.但是,该书主要依据的是清代以来的《安多政教史》、《西宁卫新志》、《青海记》以及寺院保存的部分寺志和当地的口述历史,而不是明代史籍,这对于确定上述寺院是否为明代所建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本文主要依据《明实录》等史籍中有关西宁卫所属藏传佛教寺院的记载,对明代西宁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略加考补.     

岩彩画的现代复兴与跨文化传播

岩彩画艺术是中国古代传统美术的一部分。历史上由遣唐使传输至日本,日本画家在长期实践探索中,从材料研发到表现语言都有新的发展。新时期以来,中国留日画家在秉承前辈改良中国画的愿景中将这一绘画重新带回中国。经过不断的推广与创新,最终完成了岩彩画在本土的现代复兴,从而使岩彩画成为中国美术中一次成功的推陈出新。在各高校内开展的岩彩画教学,更是依托本土石窟艺术资源,建构起较为完整的教学体系,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持续深入的岩彩画理论探讨中,对这一绘画的来源生成及历史追溯有了清醒认识,岩彩画更成为凸显民族文化基因及传统艺术向现代转型的表征。对岩彩画发展历程的追溯和文化基因的解析,都是以更加开放的视角去理解岩彩画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衍生、演变和传播,岩彩画也由此成为当代文化交流、互鉴、共生、创新的艺术典范。     

甘青与辽西地区史前时期陶器对比研究

从甘青与辽西地区史前时期陶器的主要器形、陶质陶色、制作方法、纹饰等方面对比研究,从陶器的角度分析两个地区的先民是否存在文化交流。通过初步研究表明辽西地区的彩陶受到了甘青地区及中原地区的彩陶的影响,甘青和辽西地区在仰韶文化早期就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流。     

甘青地区藏族及其对当地的经济开发

吐蕃自公元7世纪在西藏高原兴起后,不断扩展到今甘肃、青海地区,甘青地区藏族逐渐形成。本文在考察甘青藏族来源的基础上,对该地区的经济开发作了深入研究。     

张掖河流域13～14世纪的藏传佛教遗迹

本文分两部分考述张掖河流域13～14世纪的藏传佛教遗迹:1)、处于张掖河下游的内蒙古额济纳旗元代亦集乃故城及其附近的遗迹;2)、处于张掖河上游的甘肃肃南马蹄寺的遗迹。然后结合青海明代藏传佛教遗迹,对甘青地区格鲁教派流行以前的藏传佛教寺院的某些建置的来源,进行了初步的,推测性的讨论。     

从新石器时代文化看黄河上游地区人群向藏彝走廊的迁徙

本文以考古材料为依据,对藏彝走廊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大量存在的来自黄河上游地区的文化因素进行了讨论.文章认为.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乃直接渊源于甘青地区,是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向南发展形成的一个系统.约6000年前因气候急剧趋向干燥寒冷,甘青地区人群中的一支开始南下向藏彝走廊迁徙,由此产生了汉语语族和藏缅语族人群的分化.这些由黄河上游南迁的人群不仅是藏彝走廊新石器文明的主要开拓者和创造者.也是藏缅语族最早的祖先人群.     

甘青地貌、族群、文化与宗教——来华传教士笔下的甘青社会

来华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往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明清之际至清末民国时期有部分传教士进入甘青地区,并对当地社会风貌,包括族群、文化和宗教进行了描绘和记载,从一个有别于国人的角度来看待和分析地方社会情状,呈现出早期甘青地区中西交往的图景.     

明代甘青地区土流参治下的土流矛盾研究

明朝在甘青地区实行较为独特的土官制度。土官在甘青地区被广泛纳入卫所体系,在土流参治的基本面下,形成以土官治"土民",以流官管土官的局面。这种体制上对土官的制约,必然引起土官和流官的矛盾,而当地土官在治理"土民"方面的优势成为土流权力之争的导火索,甘青土官势力的逐步发展则加剧了土官与流官之间的矛盾。土、流的矛盾从深层次上看,涉及到了甘青"土民"对中央王朝国家权威的认同和明王朝对甘青地区治理理念的问题。     

太原多福寺明代壁画贵妇服饰元素的借鉴与运用

根据对太原多福寺明代壁画贵妇服饰中的传统元素加以提炼,通过对其造型、图案、色彩、面料等元素进行改良创新及运用,反映了现代服装设计中明代服饰元素的款式造型异化性、图案装饰时尚性、色彩对比和谐性、面料运用综合性的特点,以期加深对明代服饰的多元性、民族性及艺术性的理解,获得现代服装设计与中国传统服饰元素之间存在的契合点。     

安定卫的残破与部众迁徙觅踪--兼论安定卫与裕固族形成的关系

明代安定卫的残破和裕固族形成有密切关系.安定卫残破后,卫众分为三种情况东迁、流徙(流浪迁徙)一是被亦不剌等裹胁,随同其活动,最后定居于青海、甘肃天祝等地,融入土族;二是依他卫居牧,随他卫东迁;三是东迁肃州南山一带.其中以"红帽子"见于史料的安定遗众,源于蒙古族,属四卫之"阿真"部,明代史料称为"阿骄",先是被土鲁番"收捕",后东迁至祁连山,与嘉靖七年东迁之罕东左卫帖木哥等部发生冲突,迁居皇城,被入青之套部蒙古裹胁,在青海一带活动,最后融入土族.其居住在肃州南山的一部,明代史料称为"哈剌秃",成为裕固族之一部分.裕固族"大头目"家非安定王系,姓"安帐",并非源于安定卫之"安定",也非"罕东"之音转.     

岩山寺文殊殿金代壁画中所表现的山水画

山西繁峙岩山寺文殊殿壁画,是目前所知现存唯一一处金代青绿山水画作品。以青绿山水的绘画样式与风格演进为主线,同时兼顾与之相关联的历史文化、作品系统、工具材料、画家主体等方面来展开讨论,探讨壁画中山水的渊源和风格形态,可以看到金代岩山寺壁画中山水画独特的艺术价值。     

论唐寅的“视觉典故”

中国画的发展存在着一种可称为"视觉典故"的现象,在文人画中表现最为明显。本文以明代吴门画派画家唐寅为例来讨论其中的相关问题。本文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视觉典故"的概念,二是唐寅关于视觉典故的运用。本文认为,视觉典故的运用,使唐寅绘画富有强烈的智慧特点,他的绘画不是图写物象,吟弄花鸟,而是追求生命的"真性"。唐寅绘画视觉典故的运用,反映了明代以来文人画的独特旨趣。     

刘猛将军庙及其所反映的明末清初害虫防治观念的变化

"刘猛将军庙"始于宋末,初始祭祀目的与驱逐外族有关。明末再现刘猛将军庙祭祀,清初广为盛行,目的主要是驱蝗。刘猛将军庙祭祀反映了中国古代害虫防治观念从八蜡祭祀、修德驱蝗到刘猛将军作为害虫的对立面、灭虫英雄受到祭奉,反映了一种重大的观念变化,即从通过讨好、敬畏神灵实现消弭虫灾的目的,体现对害虫的"敬",到人类从此不再惧怕、敬畏蝗虫,而是进行力所能及的捕杀。     

“神性”与“人性”的统一——元代永乐宫壁画与道教美学

道教是我国本土宗教,道教文化保存最为完好的建筑和壁画当属永乐宫。永乐宫壁画可谓元代道教绘画艺术之典范。壁画中的情节设置及表现手法等均能表现深厚的道教文化及独特神奇的道教美学思想。从艺术研究和创作的角度,永乐宫壁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西北苏非主义门宦形成与组织形态研究

伊斯兰苏非主义在元代传入中国,明代以后大量苏非著作从各种渠道流传国内,明末清初一些苏非著作被列为回回经堂教育的必修科目和参考书目。随着回族内部“汉文译著”活动的兴起,一些苏非经典又被译为汉文。同时西北甘宁青穆斯林社会受新疆依禅派和中西亚苏非派影响,很快形成了门宦制度。门宦制度的确立改变了自唐宋以来在西北穆斯林社会形成的教坊组织制度,门宦被称为扩大了的教坊,组织程度更高,组织方式也呈现多样化。     

论徽州古建筑装饰艺术的人文精神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明清时期的徽州建筑堪称中国建筑艺术中的瑰宝之一,凝聚了徽州文化的精华,装饰艺术上充分体现了以传统儒学和理学精神为主的徽州文化思想和“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对富有特色的徽州古建筑装饰艺术的人文精神探究,对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与规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代宫廷书画收藏考略

明代宫廷的书画收藏十分丰富,嘉靖以后虽多有散出,但仍具有一定规模,直至明清鼎革之际宫廷所藏书画才散佚殆尽。明代宫廷所藏书画主要包括接收前代遗存、查抄籍没书画以及帝后臣工新创作书画几个部分。宫廷所藏书画主要由宦官机构司礼监负责保管,存放于质慎库中;另有部分历代帝王、君臣画像由印绶监保管,存放于古今通集库中。明代中叶以后,宫廷收藏书画通过充抵官员俸禄、偷窃等方式大量流散出宫,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补充和回流。明清易代之际,宫中所藏书画散佚殆尽,这为明末清初私人收藏家群体的崛起提供了机遇。     

明式家具装饰符号及运用初探

文章通过对明式家具装饰图案的收集与分类整理,分析图案的符号涵义,在此基础上,对明式装饰图案进行现代应用的提炼研究,提出用现代工艺手段来生产,以使其符合现代市场需求。从而创造出富有中国特色的家具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