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世纪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形象的产生使19世纪俄国文学跻身于世界先进文学行列。本文对19世纪俄国文学中出现的几位“多余人”形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既指出了他们的共同之处,又总结出他们的不同之点,从而深刻论证了“多余人”形象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对俄国文学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前言)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正以不可遏止之势,冲击着“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并企图以文学本身的“事实”,淡化文学之于政治的关系。尽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几乎贯穿了20世纪的始末,但是,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回避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质的规定性,使这两个时段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它们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无论是“人的现代化”主题,还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乃至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社会“大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意识形态与现实改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抹掉20世纪以来文学之于上层建筑的关系,漠视这种存在的研究是不够稳妥的。     

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

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与西方的先锋文学运动是同时产生于二十世纪早期的激进文学运动,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激进的政治批判态度、颠覆传统文化的决绝立场、语言的求新求变的探索以及对唯美主义文艺观的批判。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先锋性因素,是为了更好地把握20世纪文学在古今演变的过程中如何“变”的两种形态一种是依循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自然演变的文学主流;一种是以超前的社会理想和激进的断裂态度实行激变的先锋运动,两者的关系构成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古今演变的发展历史。     

当代新文学究竟遗漏了哪些"空白"?

本刊组织的这组笔谈,虽然作者各自针对的具体问题不同,思路迥异,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均在坚持文学自律的前提下,涉及文学与时代、与世界的关系。假如20世纪80年代曾盛行过文学“向内转”的说法,那么今天也绝对不是一个对应的“向外转”问题。从笔谈中可以看到,一种反思性的,让文学以其自身的方式与时代、与世界发生关联,同时又坚决保留文学的自律、自由的努力,正在悄然进行着。     

"期待视野"与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

“文化误读”是文学翻译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本文运用接受理论的核心观点 ,探讨了文学翻译中“期待视野”造成“文化误读”的理据 ;从译者的角度 ,分析了“期待视野”中文化意象、语言的文化内涵对文学翻译造成的影响 ;从译文读者的角度 ,分析了同一时代的读者和不同时代的读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文章最后指出文学翻译中出现的“文化误读”有着消极的作用 ,但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文学台湾》：寻找“遗失”的记忆

《文学台湾》从“文学叙事”和“理论想象”两方面描述了台湾文学的基本概貌、发展轨迹,填补了台湾文学研究的某些空白,还通过塑造“文学台湾”的形象对台湾问题进行文学审视。为此,作者打造了一个由还原的记忆世界、感性的理解世界和理论的想象世界构成的“三重世界”。它们在从知觉形象、感性形象和“抽象形式”上丰富着“文学台湾”形象内涵的同时,也使得《文学台湾》对台湾问题的文学审视具有文艺学、社会学的意义和思想史的价值。     

美国的"世界文学":文本与概念

美国世界文学研究现已成果显著,并在文学文本和理论建构层面都为世界文学研究带来了有益启示.通过对《作为世界文学的美国文学》的分析,文章指出美国世界文学研究呈现出重文学外部的世界化过程而轻文学内部的世界性表征的研究趋势.在美国"世界文学"的语境下对世界文学概念再辨晰得出:世界文学研究应以文学内部的世界性为本位,兼顾文学外部的世界化过程,并采用远距离阅读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式对世界文学文本进行合理、公正的解读.     

关于文学本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兼评"审美意识形态"说

文学本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复杂的。文学本质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是文学理论的重要课题。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述及中外文论家的阐释来看,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但不能直接定义为意识形态,也不宜定义为“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提法既缺乏理论根据,也不利于对文学社会、历史、认识、教育、人性及生产等本质属性的认识。     

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标准”

在当今国际化的语境下,中国文学承担着走向世界的使命。然而,德国汉学家顾彬近几年却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做出了很多批判。他依据“世界文学的标准”提出,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不属于世界文学。他的批判引起了中国作家和学者们的讨论,这是值得中国文学进行反思的。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是必然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 之互动的历史成因

导致“五四”新文学运动诞生、成功和发展的因素有很多,笔者认为,“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互动是其中重要的一条。文章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外国文学和国语的历史、对文学本质认识的发展三个方面,分析了“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之互动的历史成因。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媒介文学事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文化和作为消费文化支撑的大众传媒迅速发展。在这样的语境下出现了“美女作家群”、“80后”等一系列文学现象。本文提出“媒介文学事件”概念,从理论上找出这类文学现象运作的一般规律。首先通过特征描述的方式来定义这个概念,其次将定义要素转化成一种类型,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定义它,并进一步认为,“媒介文学事件”与消费文化的内在联系存在于“符号消费”。     

詹姆逊对歌德的“世界文学”的解读

詹姆逊从其“第三世界文学”观出发,对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强调第三世界文学与第一世界文学的政治性抗争,前者具有的“民族寓言”的性质,凝聚着强大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他指出,歌德的“世界文学”的本意被曲解,应该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接触的角度来看待来重新审视“世界文学”的概念,世界文学应该是积极地介入和贯穿每一个民族语境,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民族环境或民族文化之间接触和交流中起到了媒介的作用。     

简论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

俄国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的作者,比中国人自己写作的文学史早了24年。作为一名19世纪的汉学家,他对中国文学性质和特点的论述体现了中国文化在欧洲人眼中“异己”的传统形象,对中国文学起源的考察和中外文学关系的论述,在当时语境下具有开拓性价值。瓦西里耶夫的文学史观是在欧洲文学理论的基础上,与中国传统文学理念相融合而形成的。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设置浅见

尽管学者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设置有着不同的学术见解，但这样的课程设置，对教学“世界文学”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的，它既可以从跨文化的视角去把握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文学，又可以从比较思维上探询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各国文学交流关系之间的异质文化，对教学“世界文学”课程无疑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提升，同时也会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遭遇“命名”——关于“文学命名”问题的初步思考

“命名”是文学的核心活动。提出“文学命名”研究课题,考察“文学命名”的历史与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到“文学命名”思维与文学史的建构过程的关系阐释,会对文学的研究深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主要从理论方面对“文学命名”的过程性、其与文学史整体的关系、“命名”自身指向与思维、与“语境现实”的关系及“命名”修辞策略的影响因素等方面,做一初步的探讨。     

文学语言的"陌生化"取向和翻译策略

本文通过对文学语言“陌生化”取向的分析以及文学翻译作品中保持文学语言“陌生化”的意义,指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应该在目的语中准确恰当地“移植”原语文本的“陌生化”特征,采取以“陌生”应对“陌生”的翻译策略。     

周作人文艺思想"转向"与文学出版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向”,这一“转向”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出版活动中:新潮社“文艺丛书”和《语丝》对不同的文学观念还有所包容,《骆驼草》则是一份同人刊物,体现了对文学政治化、商业化倾向的反拨和对纯文学的坚守。周作人文艺思想的“转向”与他的文学出版活动,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趣味化、轻松化写作力量和自由主义文学流派生成的两个直接的动因。     

试论新时期"人的文学"主题的回归与深化

“人的文学”是周作人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提出来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新时期文学再度兴起关注人、人性、人道主义,关注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热潮。它的兴起绝非偶然,应该说这是“五四”“人的文学”的回归和继续。新时期“人的文学”发端于伤痕文学,经历了反思文学、知青文学。作家们对过去的灾难和悲剧进行回顾和反思,他们认为,过去所发生的悲剧都是人的悲剧。因此,他们以空前的热情呼唤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新时期“人的文学”与“五四”时期“人的文学”有很大的不同,“五四”时期“人的文学”是对人的弱者的本质的发现,而新时期“人的文学”是对人的强者本质的发现。这既是文学史上“人的文学”的再次回归,又是“人的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和发展。     

制度·文学制度·文学评奖

从文学制度的角度，对文学评奖这一范畴做出了一种历史性的研究。论文提出，文学评奖作为文学制度的一个面向，它本身也是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产物。一方面“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以及“评奖”与“文学”的关系必然会投射于文学评奖之上。同时，作为具有某种独特性的文学评奖的出现是与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特定因素紧密相联，而这些特定因素在相当程度上界定了文学评奖。在这两个方面的制约下相应地形成了文学评奖及评奖策略上的某种特点。     

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