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北宋的冗官

北宋的冗官颇为严重,由于冗官和冗军引起冗费,“三冗”成为北宋统治机构的三大弊端,对北宋的统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机构臃肿,闲官过多,这是北宋统治机构的显著特点。在北宋中央机构中仍保存着台、省、寺、监、院、部、司等唐和五代时期的机构。这些机关及其官员并不管事,只依品级领受俸禄,还保存着阶、勋、爵等名誉官衔,也只是领俸禄而不管事。实际管事的机构仅是二府三司,所谓二府,就是宰相所领导的中书省(称为政府)与枢密使所领导的枢密院(称为     

宋仁宗朝缓解财政危机的失败

北宋中期以后,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宋仁宗统治时期,为缓解财政危机,实行了以节省开支为目的的裁减冗官冗兵的措施:为增加财政收入,封建国家与大地主间也展开了争夺田税的斗争。但从这两方面所进行的努力看,均以失败而告终。封建国家为缓解危机,不得不转而加重对农民的剥削。     

试论北宋冗官的产生及危害

<正> 北宋在我国历史上是个“积贫积弱”的王朝。造成极其贫弱的原因主要是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其中“天下官无定员一冗也”。冗官本来是封建社会的通病,而北宋时期尤甚。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一)北宋建国之初,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阴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不可纪极。”譬如三班倒员,最初不足三百人,可到了天熹年间,竟达四千二百人之多,是原来的十四倍;元丰以后则剧增至一万一千六百九十人,合宗室八     

论朱熹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

多年来,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朱熹这位理学的集大成者,是南宋政坛上保守派的代表。有人以朱熹“激烈地攻击王安石变法”,作为他是保守派的重要根据之一。事实上,从朱熹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来看,朱熹却是一位关心现实、有志治国、力主改革的代表人物。北宋中期,王安石之所以变法,是想改变宋王朝冗官、冗兵、冗费的贫弱状况。生长在南宋的朱熹,与王安石一样,同样深刻地目睹了当时社会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腐朽状况,认为“今天下大势,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盖无一毛     

宋金时代官吏人数的最高纪录

宋、金两朝官吏人数繁多,常被各种论著所举列,用以说明整个封建时代官僚的冗滥。但是,宋、金官吏的最高统计数字,总被人误会或疏忽。 本世纪初,翦伯赞先生认为:宋代冗官多达24000人(《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160页)。七十年代,日本学者提及此事,举出北宋皇祐中官数达2万余;南宋宝佑中官数,达二万四千余     

李觏的‘礼论’思想

李觏,字泰伯,北宋建昌南城(今江西省南城县)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卒于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南城位于旴江边,故学者称李觏为旴江先生。李觏是我国北宋中期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     

北宋前中期物价波动对比研究

对比研究北宋前、中两期物价涨落的变动问题,从中找出升降的原因,这对进一步认识赵宋王朝的阶级实质是有一定意义的。今以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作为北宋的前期,仁宗、英宗二朝作为中期加以论述.     

李元昊“僭号”与北宋中期文人谈兵论析

北宋中期以李元昊“僭号”称帝为中心,出现了文人谈兵勃兴的现象。文人所谈兵事内容广泛,包括宏观的“文武之道”,也包括具体的军事制度与应敌策略。北宋中期文人谈兵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与学术背景。北宋中期文人谈兵,呈现出鲜明的儒学特色,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轻重学说在宋代的接受与实践

轻重学说是封建政府加强财政收入的理财理论。面对冗官冗兵、对外纳贡使北宋财政几于耗尽的财政状况,有识之士自觉地接受了轻重理论。他们对轻重学说中的"利出一孔"论重新作出阐释,对其垄断、抑商等特性结合北宋现实作出完善与修正,且提出了更合理的"权商贾"理论。继之,他们将这种理财理论付诸国家的财政实践,直接挽救了当时严重的财政危机。轻重学说没有受到南宋士人的重视,究其原因,在于会子的发行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为政府理财的轻重敛散之术。     

豪气少年事风骨晚年功——论北宋中期诗风转型中欧阳修的创作思想

北宋诗风明显转型,当是在嘉二年(1057)欧阳修知礼部贡举之时;北宋中期诗风基本完成转型,应该断在嘉五年(1060)梅尧臣去世之时。欧阳修直接领导北宋中期诗歌革新,当他和王安石、曾巩、苏轼等成为北宋诗坛主流时,北宋中期诗风就从粗砺的纵横自由的李白式诗风,通过儒家学术思想代表韩愈为媒介,向理性的宋诗转型。     

论衙前在北宋的转化

衙前是北宋的一种职役 ,担负收管官物的重任。衙前在北宋中期是胥吏与乡户差役并存 ,以后乡户充差的比例逐步降低 ,到北宋末期衙前已转化为专门的低级官吏。从胥吏与乡户差役并存到合流为小吏 ,这种转化是适应北宋的财政状况而发生的。     

近十几年来韩琦研究综述

韩琦是北宋中期朝廷的重臣。近十几年来 ,特别是世纪之交 ,对韩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发表了不少论著 ,这些论著既有从总体上对韩琦进行分析的 ,也有就某一问题进行考察的。本文对近十几年来的韩琦研究进行了回顾 ,指出其中存在的缺憾 ,并对将来韩琦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北宋军法实际操作问题考察

北宋建立后 ,为了革除唐末和五代以来武人跋扈、骄悍难治的积习 ,逐渐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军法体系。北宋军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受整个政局形势的影响 ,一方面有效地维护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 ;另一方面 ,由于统治者在具体执法时存在着种种问题 ,以致到北宋中期以后 ,军政上出现了军纪不明、“将懦兵骄惰”现象 ,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使宋军在与周边民族的冲突中一直处于劣势。这是最终导致北宋王朝虽然没有亡于“内患” ,却亡于“外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北宋晚期政局与讲议司置废

讲议司是北宋徽宗时期以讲议财赋为目的的临时机构,是三省、枢密院的附属官司。该机构以恢复神宗熙丰法为名,以聚敛财赋为目的,侵夺三省、枢密院之权,讲议的对象包括宗室、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冗官、尹牧诸事。讲议司的两次设置,体现了徽宗的理想和蔡京的施政抱负,对北宋晚期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之形成的大批财务官僚,对南宋初期的经济社会稳定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试论北宋元丰年间的官制改革

(一) 北宋元丰年间,宋神宗仿照《唐六典》,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的官制改革。这次改革,在宋代的职官制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史称“元丰改制”。北宋王朝建立后,沿袭唐末五代以来已形混乱的官制体制,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敷衍扩充,因而官制越来越乱。其次,从唐代开始出现的使职差遣制,到北宋初发展成为一种经常性、固定性的实际官职。由于不断地增设使职而原有职官不废,遂使冗官充塞和官衔与实职分离。再次,赵匡胤兄弟为防止大臣专擅,有意地分割事权。某一事权,常常要由几个单位     

北宋《春秋》学中的史学思想

北宋中期,《春秋》学重新崛起,学者于《春秋》学中独尊《春秋》的倾向,经史结合的解经风格以及以心术、义利等论史,不但影响了北宋的经学研究风气,更对北宋史学观念和撰述方法产生了深刻影响,一大批优秀的史学著作亦由此而大量涌现。因此,对北宋《春秋》学中所蕴含的史学思想进行梳理,不但可以使《春秋》学中长期以来未深重视的史学意蕴得以挖掘,也更能够使我们全面地认识北宋史学发展史。     

“义利之辨”与北宋新旧党的对立

在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北宋中期,变法图强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然而,变法图强的理想却由于当时儒学内部存在的"学术不一"的现象而破灭,由此引发了北宋新旧党的对立.围绕王安石变法而进行的"义利之辨",凸现了新旧两党在伦理道德与功利关系问题上存在的具体分歧,也显示出"学术不一"给北宋中后期政局带来的恶果.     

试论北宋名相吕夷简的政治“操术”

试论北宋名相吕夷简的政治“操术”陈峰吕夷简是北宋中期最有影响的宰相之一,在仁宗朝曾三入中书,前后主政达二十余年,这在北宋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抛开吕夷简生前死后褒贬不一的政绩不谈,其从政“操术”,即政治权谋也极为突出,影响是相当大的。《宋史》本传称：“其...     

黄河水患与北宋对外军事

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中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一个朝代,造成这种局面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当今的学者已有不少论述。如果从黄河水患的角度,对造成北宋时期军事力量薄弱的因素进行探讨,可以看出黄河水患在很大程度上对北宋的政治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制约了北宋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当然,不能把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状况和孱弱的军事力量完全归咎于黄河水灾以及其他的自然灾害,但是,这些因素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李觏生死观探微

本文主要探讨北宋中期思想家李觏的生死观,认为:李觏先生的生死观可从两个角度去认识:一者泰伯先生是个普通人,有着与平常人一样的面对死亡所生发出来的悲凉感受,不过,他同时又是个学者,所以能进而从中引申出一些消解死亡哀伤的方法与途径;另一方面,泰伯先生又是一位醇儒,在生死的问题上仍深受儒家传统死亡智慧的影响。基本上他渴望的是由声名传之后世的方式来达到对死亡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