赦令与汉代政治的良性运行

王子今对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机会进行了解析,他认为,"处士"虽然是在野的民间知识人,但在汉朝他们却有着众多的参与政事的机会,并有很多"处士"通过这些机会成功转型为"议士"。邬文玲对赦令与汉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汉朝皇帝颁布赦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平衡各方力量,缓解紧张性,使政治生活迅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轨道上;二是为了调节朝廷中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以谋求制衡之功效。赵凯认为,汉代通过辟谣来消减舆论压力的方式主要有:公布事实真相、提供反面证据来澄清事实、以实际行动代替言语解释、回避或隐瞒事实真相甚至不惜欺骗,等等。党超认为,"齐整风俗"是汉代对社会文化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方式:议论时政时,对风俗的议论、批评和引导成为其重要内容;日常行政中,则通过观风纳谣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对风俗的齐整与美化,以求化民成俗。     

从"处士"到"议士":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路径

王子今对汉代民间知识人的参政机会进行了解析,他认为,"处士"虽然是在野的民间知识人,但在汉朝他们却有着众多的参与政事的机会,并有很多"处士"通过这些机会成功转型为"议士"。邬文玲对赦令与汉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她认为,汉朝皇帝颁布赦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平衡各方力量,缓解紧张性,使政治生活迅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轨道上;二是为了调节朝廷中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以谋求制衡之功效。赵凯认为,汉代通过辟谣来消减舆论压力的方式主要有:公布事实真相、提供反面证据来澄清事实、以实际行动代替言语解释、回避或隐瞒事实真相甚至不惜欺骗,等等。党超认为,"齐整风俗"是汉代对社会文化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方式:议论时政时,对风俗的议论、批评和引导成为其重要内容;日常行政中,则通过观风纳谣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对风俗的齐整与美化,以求化民成俗。     

"齐整风俗":汉王朝对社会文化的软控制

党超认为,"齐整风俗"是汉代对社会文化进行软控制的重要方式:议论时政时,对风俗的议论、批评和引导 成为其重要内容;日常行政中,则通过观风纳谣和政治教化来实现对风俗的齐整与美化,以求化民成俗.     

汉末政治风暴与“处士”的文化表现

汉末社会的激烈动荡中,处士作为"党人"的对照,在历史记忆中保留了鲜明的文化形象。这一情形,可以看作儒学群体分流的迹象之一。与激进的"党人"不同,"处士"对政治取全面回避的态度,坚守平民立场,以纯正的在野方式始终保持和执政者的距离,始终不与当权者合作,不为最高执政集团服务,表现出"崛然独立"的风格。历史文献称他们彻底的"独立"意识的表现为"绝迹"。他们与"党锢之祸"受害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消极倾向,研究者也有探索其心理背景的必要。后世对汉末"处士"的评价各有褒贬,亦表现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人等、不同文化倾向的差异。     

《月令》中的自然节律与社会节奏

战国、秦、汉时期,"农本"经济定型发展,国家政治趋于一统,关于自然季节变化的地方性经验知识、列国诸侯"时宪"和诸子"时政"思想,在《吕氏春秋》中被整合为一套顺时施政的政治礼制,汉儒摘编成《月令》并纳入《礼记》。汉代以后,《月令》相关著述大批涌现,思想知识逐渐传播、下移,对传统社会的环境适应、生产生活和岁时风俗,都发挥了重要塑模作用。《月令》将天、地、生、人视为紧密关联、相互因应的统一整体,构设了一套社会节奏顺应自然节律的人与自然关系模式,蕴含着尊崇自然、师法自然和顺应自然的深层生态伦理,这是它的环境历史核心价值所在。     

论汉代的旌表方式

汉代的旌表方式表现出灵活多样的特点."刻石表闾"、"扁表其门"、"图象其形"、树碑立祠等,都是政府常用的旌表手段.既有在闾里进行的彰表,又有在墓地、宫殿等处予以的显扬,事迹突出者还"图象百城,以厉风俗".通过汉代政府各种方式的旌表,促进了儒家伦理道德在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传延.汉代的旌表方式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风角杀人”到党锢之祸

汉末张成用风角推占有赦,遂教子杀人,时任地方长官的李膺违背赦令将其子正法,这件事成为党锢之祸的导火索。张成为什么可以凭风角推占有赦?风角是汉代非常流行的一种占术,它之所以能预测政治,是和汉代以天道决人事的灾异谴告思想分不开的。由于灾异思想的影响,汉末的赦令非常频繁,严重干扰了法律的正常实施,早已遭到士大夫的批评。在汉末皇权和士权紧张对立的情况下,这个事件导致了皇权对士权的压制,因而引发了波及全国的党锢之祸。     

"狱市" 试释

"狱市"之名,首见于<史记·曹相国世家>."狱市"究竟是什么,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解释.陈直先生认为"狱市"就是汉代的"大市".近年,李根蟠先生撰文,认为"大市"与"狱市"不是一个东西;"狱市"即"市狱",是"狱"与"市"的合称;但有的时候,"狱市"和"市狱"又是一个专名,是汉代犯人行刑和服役的地方.近有施伟青先生撰文,认为"狱市"之"狱"从"确",是汉代政府"管理市场贸易活动"的机构.笔者认为,就"狱市"善恶"并容"的功能来看,它显然与汉代民间涉及刑罚的重大纠纷的法外仲裁有关;而"狱市"之得名,则与曹参治齐,于市中为民间涉及刑罚的"私了"提供的专门场所有关;"狱市"和"市狱"是两个各自意义不同的专名.     

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

明嘉靖万历时浙江绍兴府余姚地区的社会风俗变化很大,并深刻影响到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观念。嘉靖时徐天泽将风俗的变化归结为人们的"物欲",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人们不再安分守己,以满足欲望为追求。余姚江南徐氏在明代由于科举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地方志从批判的角度记载风俗奢靡,编纂者号召人们移风易俗,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通过宗族建设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造成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     

傩俗初论

傩事活动之肇始就具有了信仰民俗的性格。民俗即是民风、习俗和风俗的意思。“民风”一词,始见于《礼记·王制》:“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即古代王者巡狩之礼,以诗观民风而知得失。至汉代,“风俗”已普遍通用。《白虎通义》引《尚书大传》云:“见诸侯,问百年,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俗”。《汉书·王吉传》:“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风与俗,对讲互文。在民间的习惯、风气、土俗的意义上,用“民风”、“风俗”来概括,屡见于古代典籍。但将民间的风俗作为一门独立人文学科——民俗学,进行有关的理论研究,则很晚近。1846年英国学者W·J·汤姆斯提出了Folklore这一学术专用名词,原含有“民众的知识”及“民众知识学”的双重含义;他认为民俗是“在普通人们中流传的传统信仰、传说及风俗”,如“古时候的举止（manners）,风俗,仪式（observances）,迷信,民曲（ballade）,谚语等等”。这门学科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学者对Folklore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我国学术界是在五四运动以后至20年代初,始将“民俗”作为学术专名用语。从民俗学角度来考察傩事活动的整个发展过程,无疑是傩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汉代风俗文化与汉赋

汉代风俗文化对汉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风俗文化是汉赋题材内容的重要来源;汉赋喜用铺陈夸张手法、风格闳富奇丽等艺术特点的形成与汉人喜爱奇谈虚语的风气、汉代的神仙信仰、汉人追求完整繁富的审美风尚以及其他种种多姿多彩的风俗事象都有一定关联;汉代文人赋对本时期民间文学有较多借鉴。     

《离骚》隐赋“历数”考论———兼论《离骚》作者为刘安

《离骚》作为赋体文学作品,继承了荀子《赋篇》的“隐”的传统,以“历数”为隐,寄寓了作者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以及改革、更新政治的主张.《离骚》的作者是淮南王刘安,不是屈原,《离骚》是作者应汉武帝之命而作.《离骚》的写作时间在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其写作关乎武帝时代诸侯王地位日益微弱,朝廷疑忌日深的形势;作者作为“反王之后”的诸侯王忧谗畏讥,希望武帝消除对自己的疑虑,这是《离骚》题旨的重要方面.《离骚》之被认为屈原作,大约源于刘安的托名,托名他人,一方面这是一种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由于《离骚》的以历为隐,表现了作者“改正朔,易服色”的主张,而当时的实际掌权者窦太后反对这种主张,为避不测,作者于是既托名屈原又将“历事”隐去.     

汉代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地方社会领袖

奠基于汉高祖的汉代乡县三老制度,确立了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双重身份和国家认定的地方社会领袖地位。这一特殊的身份、地位,使三老在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具有独特的媒介、缓冲和沟通功能,并享有很高的声望。三老制是汉代地方统治体制设计中的高明所在。两汉长治久安,号称盛世,与这类政治设计不无关联。     

宋朝置场收购的法规与执行

宋朝政府购买体系中的置场收购,在法律层面上和实际执行层面上都是最常规最基本的购买办法。宋人通常把置场收购视为比较公平合理的交易方式,且往往将之作为制止强制性征购的一种手段。置场收购的给价之所以较为优惠,与宋政府优价惠民、避免谷贱伤农的政治需要和经济政策有一定关系,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这种交易方式面临的制度状况和市场环境。虽然置场收购一定程度上能做到自愿买卖,但它自身仍然存在强买强卖问题。说明在官民双方交易主体严重不平等的情况下,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买卖、公平交易,尽管法律条文有着严密且严格的规定。     

论明代乡村教化的发展历程

乡村是农业文明国家形态及其政治体制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我国封建社会历代君主莫不把乡村教化作为其施政重点,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不同风俗习惯的人们对于封建伦理价值的认同.因此,了解封建社会的教化政策及其发展变化,将有助于全面了解我国封建社会伦理本位的文化特征,揭示其合理因素,为构建现代文明体系提供借鉴.     

政体的模式与选择——以近代中国政体变迁为例

政体的本质是国家权力之间关系,即权力在国家机关之间的分配及各权力机关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认识、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政体的选择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完全可能的;政体的选择是政治制度创新中的一种,政体选择的动力与制度创新的动力大致相同,取决于政体选择者与政体需求者各自对选择的收益和成本的估价;最理想的政体应该具备一定的"素质",将政体所应具有的"素质"视为政体模式的评价指标,以此衡量政体的良善与否。     

罗尔斯的"政治"转向

通过考察为何罗尔斯认为"合理的多元事实"会瓦解对"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康德式阐释,而解释了罗尔斯从综合自由主义转向政治自由主义的内在动因,刻画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独特的主体间性的视野,并通过对公民身份承载的公共视域的梳理,回答了为何罗尔斯要把优先性赋予主体间性的合理性而非赋予关于主体或存在的终极真理。     

公羊义与汉代政治实践刍议

公羊学在汉代是显学,由公羊学者对《春秋》经进行阐发所形成的公羊义则是汉代政治实践的直接理论依据之一。公羊家以及儒生或在对策上书中以公羊义立政治原则,或在现实生活中以公羊义解政治难题,而帝王将相引经下诏的政治决策中,更是不乏公羊义的身影。通过儒家学者和帝王官僚的不断运用,公羊义在直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同时,也包含力求使汉王朝的政治运作在实然和应然的张力中尽量朝着＂王道仁政＂轨道发展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