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晚唐五代词

从作品及有关意象的解读 ,阐述回忆与晚唐五代词的关系及表现 ,勾画并揭示晚唐五代词的写作范式及抒情品格。由于回忆的介入与渗透 ,晚唐五代词不仅表现出深切的人生梦幻感与颓唐自溺的感伤情绪 ,同时呈现出对个体生存和生命本身的关照与沉思。回忆不仅是晚唐五代词写得最多的题材 ,同时是晚唐五代最深刻的心理体验和精神向度     

东汉后期儒学之新变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东汉后期儒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官方经学的式微;二是儒学思想的精华,渗入到士人的心灵意识中去,成为批判现实的重要推动力。儒家固有的艺术精神的复苏为东汉后期文学的新变提供契机。     

试论欧阳詹古文的儒学内涵与艺术特色

欧阳詹是中唐古文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是福建文人中"第一个走向全国的文学家".通过研究欧阳詹与韩愈的挚友关系考察其"仁义"观的三种内涵;从前人的评价着手,分析欧阳詹古文的三点艺术特色.     

欧阳修与北宋儒学复兴运动

北宋儒学复兴运动是伴随北宋中期为促进社会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并同时克服、战胜佛教道教思想,实现儒学创新的思想文化运动.欧阳修适逢其会,在儒学复兴运动中起到开一代风气、引导儒学复兴方向的作用,其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高举韩愈古文运动大旗,提倡"文道合一";二、在儒家经典研究方面提倡破除训诂,阐扬义理;三、攘斥佛老,促进儒家人文礼义的复兴.     

外交实录与古文新变——以薛福成出使日记为中心

作为外交实录,薛福成《出使日记》乃有意立言之作。其翔实的西洋新知,应时之需,不仅扩大了晚清国人的文化视野,更有益于士林思想风尚的转换。而其自备一格的无意为文,乃古文之变风变雅,在延伸桐城古文清通之实用性的同时,由文道之变,更昭显了晚清古文的新变。     

儒学复兴与大陆新儒学

制度化儒学的解体与现代新儒学的困境,促进了大陆新儒学的兴起,推动了儒学复兴思潮的出现。鉴于现代新儒家存在理论偏误,蒋庆提出政治儒学的理论构想,主张儒学的再度政治化,进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启迪,黄玉顺倡导生活儒学的体系构架,尝试回归生活本源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通过对传统儒学进行正本清源的疏解,李承贵认为人文儒学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应将其确立为儒学的本体形态。反思当前儒学的复兴,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明确儒学的现代价值,二是厘清儒学复兴的可能面向。     

花间词人与晚唐五代江南的城市文化

江南城市文化受制于北方政治伦理话语而屡遭压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唐代中后期政治的混乱,令原本处于文化中心的北方城市迅速衰落.     

再论柳宗元与儒学复兴

柳宗元对唐宋思想转型和宋明儒学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主张“宣涤凝滞,统合儒释”的开放创新道路,倡导“文以明道”的古文运动,发扬由我而得圣人之道的义理学;另外,在柳宗元看来,儒释相通、儒道相融、儒子相蓄,主张以宽广的胸怀凝聚诸子学派之精华。同时,他在气化本体论、天人关系、人性论和理想人格等方面对两汉以来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总结,提出了元气自动说和“天人不相预”,主张人性“自然”论,倡导理智和意志相结合的理想人格论,积极应对佛教的挑战,对理学的发展和儒学的复兴起了链接作用。     

儒学复兴的理性思考——杜维明“儒学复兴”论刍议

“儒学复兴”论是杜维明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和学思路向的旨归所在。杜维明“儒学复兴”论以直面列文森、分疏“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为逻辑基点;以继承“五四”精神、矫正“五四”心态为先决条件;以超越启蒙心态、回应西方文明挑战为必经之路;以设置“文化中国”、倡扬“文明对话”、期盼“公众知识分子”为具体设想和实现途径。杜维明的“儒学复兴”论具有理性、审慎的态度和强烈的担当意识,可以加深人们对于当代“儒学复兴”的诸多问题的反思。     

晚唐小品文体之新变

晚唐小品文深受中唐以来世风与文风的濡染.托物寄意的寓言体小品受到俗讲与变文以故事感悟听众的影响,针砭时弊入木三分.命意新奇的记叙体小品与唐传奇及六朝志怪小说的情境相近,呈现出奇幻诡异的风貌.骈散结合的史论体小品继承了古文运动的传统,往往变化万端,在新变中展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其形式的通俗化与情境的世俗化为着意营构人生境界的明清小品文开辟了先河.     

晚唐五代禅僧行脚问题考析

晚唐五代,游方参学成为禅宗僧人突出的修行方式之一.行脚,作为动态的修行方式,与静态的修行方式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了禅学的兴盛.借助行脚僧,在南岳系和青原系之间建立联系,促使了禅宗宗门之间的融合.行脚僧的游走,产生出禅师与学僧、禅师之间、学僧之间等多重关系;出现代别、举古等新的表述方式;为<祖堂集>等综合性著述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行脚现象推动了参禅者的悟道进程,繁荣了禅林,促进了各种教化手段的产生,融合了各派宗风,彰显出禅宗的时代特色.     

略论中晚唐科举考试中的五科考试

＂五科＂考试的记载始见于后唐同光四年,指三传、三礼、三史、开元礼、学究等五科,它是由中晚唐的三传、三礼、三史、开元礼、学究发展而来,五科举人按有无出身分别到吏部和礼部参加科目选和常科科目考试。五科考试作为科举考试中的一部分科目,随着中晚唐五代科举制度的变革,从明经科中分离出来,发展成独立的科目。     

晚唐五代儒学颓势与文学审美转向

晚唐五代儒学基本上处于凋敝状态,此期已无振兴儒学的关键人物,只有皮日休等少数几人略微可观。他们进行有限度的抗争,企图接续中唐文学运动余威,亦无助于扭转儒家道德诗学的颓势进程;相反,他们理论和实践判然有别,文道背离,逸出儒家伦常之外,沦入虚假与庸俗化境地。在毒手尊拳的时代景观里,此期的文学精神已由昂扬勃发退缩到个体一己之情感世界,反道缘情和骈俪艳美渐成主流美学取向,文学旨趣离儒家道德诗学观念渐行渐远,文学的审美转向势不可遏,因此他们的明道和诗教思想都已失去实际意义。     

试析唐五代时期政府的养老政策

唐五代时期政府的养老状况可分为养庶民之老、恤鳏寡悼独之老和养官吏之老三个层面：赡养庶民之老的基本政策是授予一定的田地,但免征其赋税,以达到惠养老人的目的,同时,政府将赡养老人的义务以法律的形式委派给其子孙,高年老人还有侍老制度以助其养老,统治者也时常赏赐高年老人;鳏寡悼独者有优惠的恤养政策,对不能自存者,政府还专门以律令的形式作了安排;官吏的养老也与致仕紧密相连。     

唐末五代道教神话述要

唐末五代是道教神话发展的高峰时期,崇道的时代氛围和神仙信仰的世俗化为道教神话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一时期的道教神话作品众多、类型齐全、弘教功能突出,在道教神话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体现了神仙信仰世俗化转变的轨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承前启后的意义。     

唐末五代初期北迁汉人对契丹立国的影响

从契丹遥辇氏部落联盟晚期开始,由于中原局势混乱和契丹贵族的不断南下掳掠,汉人不断北迁进入契丹境内,引起契丹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在北迁汉人的帮助下,耶律阿保机取代了遥辇氏,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契丹政权,并逐渐健全和完善了各项法度,发展了经济和文化,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从而巩固了新兴的契丹政权,为日后辽朝是实行北南面官制奠定了基础。     

唐末五代的隐逸现象与道教徒的回应

唐末五代,隐逸盛行,这既是社会上层推行崇道政策的产物,也是战乱时期人们安时处顺自立于乱世之外的途径。隐逸作为一种人生旨趣,更多地杂糅了道家无为思想的内核和道教神仙飘逸逍遥的风貌,也带有儒家穷时避世的影子。另外,唐末五代的隐逸还显示出对社会叛逆与批判的一面,一些处于乱世的著名隐士和道士,对动乱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表现出对理想社会和生存方式的向往。     

晚唐五代诗坛与晚唐五代诗格的理论建构——理论与创作互动的实证考察

从微观的角度具体透视诗格和诗歌创作的互动是准确认识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发展的基础。晚唐五代的苦吟诗风与诗格的“磨炼”理论、晚唐五代的清雅诗风及其在诗格中的理论体现恰好体现出晚唐五代诗歌创作思潮、诗坛风气与诗格的互动关系。     

从“蓓蕾初放”到“烂漫极矣”——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历程

继两宋以后的词坛再盛始于明万历后期,止于清康熙二十年前后。在此期间,就词的“体格性分”的演进而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约自万历后期至崇祯年间,《诗余图谱》《啸余谱·诗余谱》以及其他词谱盛行于词坛,改变了入明后词失“法度”之弊而词学复明,词体体制意识趋向自觉,为词的中兴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石;约自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词坛开始突破以往唯《草堂》《花间》是从、唯婉约“正声”是尊的单一逼仄的局面,“变调”始行其道,给词坛吹入了一阵清健之风,初步构建了“正”“变”兼尊并举和众体兼备的多元格局;约自顺治末年至康熙二十年前后,这一多元格局得到了充分发展,尤其是各类“变调”得到了发扬光大,形成了强劲的态势,与各类风雅“正声”争奇斗艳,异彩纷呈,呈现出“正”“变”交相辉映的鼎盛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