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进展、综合评价及主要导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治黄先后经历了“根治水害、开发利用”“科学调度、节约用水”“生态优先、系统治理”三个阶段。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在共抓大保护、协同大治理、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绿色高质量发展、幸福黄河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通过综合评价进一步发现,2013年以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水平提升幅度大、进展速度快,但高质量发展推进相对缓慢,成效不够显著。进入新发展阶段,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从控制污染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治理方式从条块分割转向协同共治,发展方式从粗放扩张转向绿色低碳,黄河文化从无序开发转向保护传承利用,民生保障从行政区转向全流域均等化。围绕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两大关键主题,在关键领域创新体制机制,为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之生态法治保障三论

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而生态治理越来越走向法治化轨道必将成为今后重要的治理方式，同时生态法治化也是推动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通过梳理并阐释国家对西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发展的规范文本及其释义，透视国家对黄河流域发展的理念转变，进而指出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发展存在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没有充分体现生态法治体系化发展的理念，缺乏地方立法对生态保护政策的落实，环境政策没有与其他政策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再从健全黄河流域生态法治规范体系出发，实现法律与环境政策之间协同保障生态环境，达致环境政策一体化实施的目的，进一步完善法律规范与环境政策协同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现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化保障进路。     

数字经济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探析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绿色低碳化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高质量的关键环节。聚焦数字经济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数字化带动绿色发展,以绿色化协同数字发展,基于绿色发展视角分析数字化的战略规划及部署。以数字技术赋能绿色发展的理念为逻辑起点,以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化治理和数据要素价值化为数字经济的实践路径基准,以绿色发展为引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优先,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弥合区域间数字鸿沟,统筹国内国际双循环,为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模式、新机遇、新途径和新引擎。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体系建设

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就是要通过对流域内空间资源的控制、规划、干预和影响,调节流域内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实现黄河流域的持续、协调和稳定发展。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空间治理体系建设具有内在一致性。构建黄河流域空间治理体系有利于实现对流域国土空间的合理开发、科学利用和有序管理,从而化解流域经济空间分异的现实矛盾、助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升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黄河流域空间治理体系建设要聚焦科学化、系统化、多元化、民主化四项总体要求,构建科学严谨、流域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围绕主体功能区建设优化区域经济总体布局,完善政府、市场、社会三者有机配合的空间治理模式。以高水平的科技手段、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完备的制度保障和有效的政策体系为重要支撑,促进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推动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民族地区的生态保护与生态治理

黄河流域民族地区的特殊地缘关系使该区域在保障国家国土安全、生态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安全、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加强黄河流域民族地区的生态治理保护，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黄河流域的生态建设是利用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点，从根本上突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将黄河流域民族地区建设成为更加符合民众生存的生态环境及其和谐发展的状态，为流域绿色发展提质增效。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目的为了人民、发展实践依靠人民、发展成效人民检验、发展成果人民共享，其战略定位是将黄河打造成为“人民的幸福河”。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政府责任及其实现

政府作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核心主体,其环境保护责任的实现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极为重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使得黄河流域政府应当形成完备的环境保护责任制度体系并有效实施;要明确政府的主体责任,协调企业、个人等各方的绿色发展法律责任;要避免用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发展,逐步构建起绿色发展的新道路,采取完备的绿色法治体系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黄河流域的各个领域。黄河流域政府生态环境责任的法律构造,需要结合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现状,从明确黄河流域政府环境保护的主导地位、全过程制度建构和社会宣传等方面,强化黄河流域政府生态环境责任的落实和实现。     

黄河流域战略地位演变与高质量发展方向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在全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对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阐明了黄河流域的战略地位变化;从资源环境、产业体系、创新能力和社会民生等方面,解析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发现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生态脆弱、产业体系倚能倚重、创新发展动力弱、民生发展不足等问题和短板。围绕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提出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包括建设节水型社会、构建"三区七群"基本框架、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加强科技创新、补齐民生发展短板。     

后脱贫时代民族地区绿色发展与减贫的对策研究

民族地区整体贫困的普遍性、特定族群贫困的深度性仍然十分突出,在"后脱贫时代"应坚持"绿色发展、生态减贫"的原则。政府绿色治理的制度设计、产业循环体系以及公众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共同构成了绿色发展的"三方主体"行为框架,共同构建了"三位一体、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民族地区绿色发展与减贫路径和对策包括各类生态资源"三权分置"的制度创新,弘扬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态伦理文化及提升生态文化自觉意识,以生态资源、生态资本和文化资本促进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培育以生态资源为基础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第六产业"增长极,持续实施和完善生态移民、生态修复、生态补偿,以及发展生态循环农牧业,开发和应用清洁能源等。     

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耦合协调分析

农业绿色发展是破解生态压力和农业结构转型双重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研究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有助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黄河流域划分为上中下游等3个农业绿色发展区域,并从资源环境承载力、环境友好、生态保育、资源节约利用和产出高效等5个方面确定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分析方法,选取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分析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各省区内部耦合协调情况.得出如下结论:1)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区域层面发展水平由高到低的排序依次是中游、上游和下游,省区层面的发展水平最高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最低的是山西;2)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差异性问题逐渐凸显,上中游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增速较快,下游较为缓慢,逐渐形成"尾部塌陷"的区域特征;3)黄河流域各省区的农业绿色发展内部耦合协调度呈增长态势但都处于低水平耦合协调阶段.     

整体系统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法治建构的应然逻辑

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目标,需要以法治保障作为核心论题。整体系统观作为一种聚合于传统文化、政治思想及哲学理论等诸多学科的全景化研究视角,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机理与法治建构原理予以有机统合,与黄河流域生态法治的秩序期待和构造逻辑相契合。以此为分析工具,整体系统观视域下的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向度应基于法理基础的铺陈与“良法善治”的建构两个理路展开。之于前者,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建构的法理基础以时间、理念与规范三个场域为基本构成,以纵向时间的回溯与预见、权力主义与专业主义的整合、公私法的交融为进阶呈现;之于后者,理想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法治构造应依照以下进路展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这部综合性立法为基础,对下位法进行补位与修订,建构层次分明、逻辑严谨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从提升流域治理效能的目标定位出发,以立法确立的流域协调机制为统筹,实现“环境权利—环境权力”二元架构均衡配置基础上法律实施机制的协同作用;以适度环境司法能动主义为价值遵循,塑造预防性价值为主、救济性功能为辅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障体系;建立“三位一体”守法机制,推动形成党政领导...     

科技赋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正>黄河是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开展黄河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创新”,把黄河流域建设成“大江大河治理的重要标杆”,为沿黄区域加快转型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落实这一重大战略要求,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找准科技创新支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结合点、着力点。     

环境规制能否有效驱动高质量发展？——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理论与经验分析

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扩大就业的背景下,环境规制能否同时实现环境保护、绿色就业与高质量发展等多重目标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构建一种操作便捷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将其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及规制效应,在统一框架内剖析环境规制影响高质量发展的人力资本机制,并使用联立方程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省际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探究在各类人力资本因素调节下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能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升级、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等途径影响高质量发展。（2）环境规制通过与人力资本溢价的动态匹配,能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助益高质量发展。（3）环境规制在人力资本因素调节下对高质量发展存在非线性影响。总体而言,人力资本因素的改善有利于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倒逼效应;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是当前调控人力资本因素、释放环境规制高质量发展效应的政策重点。（4）中国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地方政府在环境问题中缺乏协同治理,削弱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全局层面的高质量发展有较大提升空间。充分激发环境规制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从单纯注重人力资本“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实现区域协同治理,这对有效改善环境规制的高质量发展效应至关重要。     

我国地方流域立法的现状审视与完善路径

地方流域立法是国家流域立法的重要补充,是实现地方流域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的重要举措。审视地方流域立法现状,其存在立法结构松散失衡,尚未形成流域立法规范体系、立法目的各有考量,无法满足流域立法现实需求、流域管理体制受限,地方流域协同立法进展缓慢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地方流域立法路径不成熟,流域利益冲突制约着地方流域协同立法进程。为促进流域生态环境整体、协调保护,地方流域立法应实现体系化、协同化发展。为此,应以流域综合保护为原则搭建地方流域立法规范体系,以流域整体利益为依据明确地方流域协同立法路径,以流域协同治理为目标完善地方流域协同立法机制。最终,以协同性理念为理论基础,以国家流域立法实践为指导,深入推进地方流域协同立法进程,为流域环境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立法保障。     

黄河“几”字弯区域高质量发展研究

黄河"几"字弯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当前,黄河"几"字弯区域面临诸如生态环境保护压力较大、核心城市带动能力较差、主导产业同质性强、政策协同程度较低、市场化水平较低、公共服务资源相对稀缺等困境。为此,黄河"几"字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重点应是培育太原都市圈和呼(和浩特)包(头)都市圈,加快资源型经济区域转型,逐步完善城市功能,构建"网格化"交通运输空间格局。同时,继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经济市场化程度,探索区域合作的新模式,逐步提升对外开放能力。     

从发展过程看我国绿色发展的基本范式

"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是人类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是在后工业文明时代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生态思想中国化的最新体现。该文围绕绿色发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这个问题,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论述了"绿色"发展理念的演化历程和实质内涵,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全球生态治理四个方面分析了转向绿色发展的必然性,并提出调结构转方式、政策支持、制度保障、技术支撑、意识提高等六大实践路径。     

论黄河法的立法定位

制定黄河法是促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科学的立法定位是黄河法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对于黄河法的制度选择影响深远。黄河法应当以全流域为调整范围,将黄河问题置于流域整体视野之下予以统筹考虑。黄河法应当遵循整体系统性的立法思维,以全要素为规制对象,实现流域内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一体化保护。黄河法应当统筹流域内各生态环境事务,以水土流失防治、生态环境修复、自然资源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事务为核心实施整体管理。黄河法应当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公众参与为基础、以市场调配为动力,实现多主体协同共治。黄河法应当坚持多元规制手段,以科学的空间规划、严密的用途管制以及多样化的制度措施,确保立法目的的最终实现。     

国内外流域协同治理生态补偿的主要模式及其实践情境——兼论对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模式优化进路的启示

流域生态补偿是一种以流域水资源保护为核心，调节流域经济发展和水环境保护关系的制度激励手段，也是一种促进跨流域协同治理的重要制度设计。基于外部性以及协同治理理论(SFIC模型),构建流域生态补偿“动力-主客体-行动”关系分析框架。通过应用分析框架对田纳西河流域、易北河流域、墨累-达令河流域、新安江流域、赤水河流域、黄河流域等国内外流域协同治理生态补偿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归纳出权威管理机构主导下“输血式”、市场主导下“造血式”、中央主导下“混合式”、跨区域政府间“输血式”四种类型的生态补偿模式，且每种模式类型都有其特定的应用条件和制约因素。借鉴国内外经验，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生态补偿模式可以从法制保障、平台支撑、市场引入、绩效考评等方面进行重点优化。     

新时代建设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的现实基础与路径选择

高质量区域经济格局的构建,并非是若干独立区域战略的简单叠加,而是需要区域战略间的有机串联、高效联动。以强化都市圈、城市群等城市体系间的合作联动为突破,可以进一步放大重大区域战略的溢出效能,带动实现更大范围空间的协同、融合发展。2021年10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明确提出打造"郑(州)洛(阳)西(安)高质量发展合作带"。文章分析的"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位于黄河流域,地处河南(豫)、陕西(陕)、山西(晋)三省交界区,囊括郑州都市圈、洛阳都市圈、西安都市圈和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示范区四大核心区域,联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与西部大开发两大国家战略,横揽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两大重点区域板块,是新发展阶段下链接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完善我国高质量区域经济格局的重要布局。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地域面积20.2万平方公里,2020年区域生产总值5.82万亿元,年末常住人口9 079.4万人,初步形成了"三聚核、多支点"的空间结构特征和"主轴引领、网络对流、交叉组团"的总体网络格局。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下的重点建设区域,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具备坚实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础,有条件建设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第五增长极"。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各城市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通、资源相似、经济相关,具有合作发展的天然基础和综合优势,其高水平建设是对国家战略的积极响应,是生态保护与环境整治的迫切需要,是新发展格局下区域联动合作的客观必然,是优化国家总体空间格局的内在驱使,也是传承黄河文化文明的历史趋向。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应当摒弃若干城市在地理意义上的简单"糅合",转而追求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联通、文化文明意义上的全方面深度"融合"。文章建议,保护好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坚持"高质量发展"战略思维,牢固树立"高效率合作"核心意识,以"高水平开放"和"高品质生活"协同推进,共同培育打造其成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和高品质合作的示范区和引领区。同时,呼吁争取将郑洛西(晋陕豫)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设上升为黄河流域的第二大国家战略,使其与总体战略协同配合、上下联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打造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支点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从绿色发展到绿色治理:观念嬗变、转型理据与策略甑选

相较于传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认知局限、思维惯性与救治模式,绿色发展更能兼顾"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的平衡性、协调性与兼容性,因而更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与趋势。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升级、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及综合国力提升,为转向绿色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与可行性。全面深入推进绿色发展,需在理念层面形成绿色自觉意识、坚守绿色为民立场、打造绿色文化氛围,在逻辑层面遵循"共建—共治—共享"原则,在结构层面明晰治理的主体、功能、制度、方法和目标,进而基于"主体—分工—范式"维度推进系统化绿色治理,基于"规划—评价—支撑—文化"维度推进科学化绿色治理,基于"源头—专项—法治"维度推进精细化绿色治理,多措并举形成绿色治理合力,助益全面推进国家绿色治理体系和绿色治理能力现代化。     

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为落实"新发展理念,疏解整治促提升"要求,不断推进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以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为导向测度北京经济发展水平并分析其影响因素.选取减量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6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和35个测度指标,构建了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0—2018年时间序列数据,采用熵值法综合测度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分析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变化趋势及特征.研究发现:总体上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各领域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效.其中,创新发展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减量发展倒逼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发展正在逐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放发展稳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共享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建议北京市政府应进一步落实城市战略定位,完善政策协同机制,提升社会公共服务质量,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