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中的道德知识与道德动机——从“良知发用”的角度看

基于比较哲学视野的分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题的解释在传统中包含着三种不同路径的理解,即形而上学论题、知识论论题和元伦理学论题。致良知学说体现了知行合一的三种路径理解的统一,其中道德知识和道德动机的关系是把握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学说的关键。本文把心学工夫论理解为道德意识的自我展开和实现,通过论证良知发用的功能,阐明阳明心学中包含着近似于内在主义道德动机的混合模型,并由此产生奠基于道德感知和道德情感交互性的美德伦理论述。     

从“知行合一”难题看阳明心学的根本困境

"知行合一"具有贯通阳明心学整个体系的地位和意义,以此命题所遭遇的难题入手方能洞悉阳明心学根本困境。"知行合一"难题根源在于阳明浑然合一的心学体系一味强调同一,而缺乏对知与行对立面之间差异性的分析,因而不能解释现实中知行分离的情况。这正是阳明心学的根本困境,贯穿其理论始终。在作为其理论前提的"心即理"这一阳明早期提出的命题中便开始孕育,更是对作为其统帅和根本依据的"致良知"思想本身之困境的暴露:漠视知与行、求知对象(客观知识)与求知行为、道德之理与万事万物之理、道德法则的社会与个体维度、知识形成的先天与后天因素等诸多对立面的差异性,在不加以分析澄清各种关系的前提下,通通归置于"良知"旗下,以自我心灵作为判断是非道德的唯一标准,这并非真正的浑然合一,在更多的情况下只是一种混淆。最终结果是导致知与行在现实中的终极断裂,良知之"致"亦无所依托和保障。     

王阳明思想的当代价值简

王阳明的思想来源于理学又超越理学,创立颇具特色的心学,其本质或核心内容是良知,因此又称为良知之学。其基本观点是把人视为道德主体,以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成贤成圣为终极关怀,并主要通过心即理、吾性自足、人人皆可为圣人、良知及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一系列命题展开,辅以讲学等实践活动来实现自己的主张。心即理肯定了道德主体性、主体的道德自律,而吾性自足、人人皆可为圣人则体现道德意义上的平等与自由,良知与致良知昭示着主体的道德自觉,知行合一突显道德实践的作用。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现今社会的道德建设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王阳明的身体哲学思想

所谓王阳明的身体哲学思想,不是指在阳明哲学作为"心学"的整体性质外又另存一个与之性格完全相异的"身学",而是指阳明哲学在思维方式和质地上的根身性,它是对中国古代哲学"体知"传统的一种回响。身体隐喻、身心一体、身物不二的身体哲学观念与思维,在王阳明论证万物一体、知行合一以及致良知的功夫选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阳明心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阳明心学不仅是直指本心的“培根固本”之学,也是面向生活本身的“真切体认”之学。由良知出发,王阳明考察了“志”之于心的意义,将格物的功夫在心上做,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贯穿于实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阳明心学随着时代发展而彰显思想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运用阳明心学理解实践的思维方式,探究革命理想与意志力的作用。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对阳明心学的体悟与理解,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心学因素,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从知识论之内在主义看王阳明对良知的确证

王阳明提出的"良知"是其哲学的核心概念,在中国哲学史上影响巨大。在阳明心学中,"良知"是真实的、可以被确证的本体。在此基础上,王阳明提出外在现象属于内心认识,宣称良知是外在现象存在的基础。因此,王阳明一直被当作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备受批判。随着当代知识论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历史上对王阳明的批判并不准确,对现代知识论而言,它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客观真实性。本文尝试从这一角度分析王阳明的良知论,并认为这一研究不但可以拓展知识论研究的历史范围,也可以挖掘良知论的现代意义。     

王阳明“致良知”探微

阳明所谓良知,就是人所固有的先验道德意识、先验道德规范和先验道德本体,就是天理人性的自觉自明;阳明所谓"致良知",就是本心良知的发明扩充与发用流行,就是知行合一并进的过程;阳明"致良知"的方法原则与功夫理路主要包括立志成圣、知行并进、动静结合、内外合一四方面内容。     

从“力行”到“实行”的重大转折——王阳明“实行”哲学的新辨析

孔子曰“力行近乎仁”,还不即是“仁”。明代王阳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实行”,“实行”即是“仁”。阳明从“力行”推至“实行”,这一“实行”思想贯穿于阳明的立身行事、为官讲学,是其一以贯之之道。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在于行,事上磨炼即格物。格物是格事,非格心,也非格理。格物工夫就是下学的工夫,知行合一落实于行。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致知即致良知。致良知要突出“着实”之工夫,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即是致良知之工夫,知行合一之“知”即“良知”,知行合一即行良知。阳明之学,无论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都落实在“必有事焉”,事上磨炼,即是行。     

情感、良知与行动的内在交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重探

良知与行动相关的意涵包括道德行为推动力、实践能力两个方面。道德情感贯通了良知不同方面的特征。在意识的清晰性、行为推动力和对外在知识的促进方面,未经实践深化的良知与为实践所深化的不同阶段的良知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程度差异。这种解读可以解决王阳明知行合一说表面上的矛盾和逻辑问题,并更好地澄清我们的道德体验。     

德性生命的实践与价值世界的建构——论王阳明良知思想的四重结构

王阳明的心路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龙场悟道为时间坐标,前期主要是从方法进入本体,自己如何证道悟道;后期则是从本体开出方法,旁助他人证道悟道。“良知说”作为其晚年的思想总结,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本体与工夫打成一片。具体分析,约有四个层面： (一) “良知”(良知本体);(二)“致良知”(良知实践);(三)“良知教”(良知教育);(四)良知学说(良知理论)。四个方面上下贯通,内外一体,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整体结构。也就是说,在阳明的思想系统中,“良知”既是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道德活泉,也是天道流行发用意义上的宇宙本体,是一切价值产生最深层、最根本的源泉。“致良知”则是道德实践场域的开显与实现,一方面要即用见体,不断化除私欲造成的良知昏蔽现象,彻底证入良知本体;另一方面要依体起用,将良知本体之用扩而充之,使天下万事万物均呈显出价值与意义,从而最终将良知之知转化为良知之行。至于“良知教”显然是人间道德拯救活动的展开与落实,是“下学上达”的生命实践活动的具体指导,根本的原则当为本体与工夫的一致、形上与形下的统一,从而重返生命存在的固有真实。人类的社会实践及其价值的真实到场当然需要理论形态的总结与升华,因而“良知说”既要强调良知的本体论意义,以确保人类道德实践活动形上根源的永不枯竭,也要重视良知的实践论价值,以防止形上本体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区隔。亦即无论本体论与工夫论,心性论与实践论,都必须上下、内外一起打通,同时纳入诚意、正心、致知、格物等一系列工夫系统,形成一个有体有用圆融究竟的理论系统,统合为足以安顿人的精神生命的广袤实践场域。     

从“北方王门”到“关学”：阳明学的地域化研究——以关中南大吉为中心

《明儒学案》将南大吉定位为"北方王门",《关学编》则定位南氏为"关学",二者的不同定位共同体现了南氏的阳明学学术性质和关中地域性。南大吉一生学思经历的转变都与阳明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以阳明弟子身份在关中地区讲学"致良知",将阳明学与关中传统的横渠学相融合,成为阳明学关中地域化的发端。南氏理学知识的突破、门户之见的突破、认知自觉的突破,是哲学意义上的自我超越性的突破。南氏家族对"致良知"的创新性尝试及与冯从吾的交往与诠释,体现了阳明学关中地域化的独特发展模式。     

别异与致中和——罗尔斯的"反思平衡"与王阳明"良知"说之互镜的一种可能进路

罗尔斯以其超旷的智慧于社会正义体系之构建中实现了对其前所素习者(尤以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为甚)思想之融贯乃至超越.在"反思平衡"中,他既诉诸交互主体的实践理性,又不放弃良知直觉的言说,在两端的互动平衡中成立了正义原则之严密性及现实可接受性.阳明之"良知"说因未具罗尔斯体系之现代性大背景、实处乃是继往圣之学并思扩发用,故力主由明觉之本心自发逆觉体证而成道德实践,从而虽在现实人心之警醒、提撕及个人当下践行正义制度之可能性上与罗尔斯有一符契,却在更为根本的社会建制及背景理论上有别于罗尔斯.也正是此一别异与致中和之互镜,开出了阳明良知心学乃至儒学现代性转化之大眼目,同时打开了今日国人现实参与制度创设之前瞻和慧识.     

王阳明的“良知见在”说与儒家时间意识的突破

王阳明的“良知见在”不同于阳明后学的“良知现成”,宜从时间意识的维度并在儒释道互动的大背景下加以探讨。良知不是超越时间的本体,而是有时间性的。良知典型地表现为道德意识对凡俗的私意计度的时间意识的斩断;“良知见在”不是理论陈述,而是实践的指点,也即让学生专注于当下的、非功利的道德实践,放下对过去与未来的执着与算计。“见在”在阳明用语中大多数应当理解为“尚存”,“良知见在”即“良知尚存”,虽不完满,但蕴含着缺而待圆的动势。此语警策人们:当下一念良知醒觉就该行动,沉浸在非功利的时间体验中从事道德实践。阳明论“良知见在”时还说“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可见它与意念管理有关,钱德洪、邹守益、孙应奎与王畿等阳明后学都点出了这种关联。在时间体验上,道家与佛教对儒家构成了挑战:庄子有“无古无今”、郭象有“忘先后之所接”、禅宗有“前后际断”和“无念”。阳明点出“良知见在”,化用了禅宗的斩截的时间体验工夫,以工夫论之“断”求本体论之“续”,才使儒家从佛道的威胁中突围,而觅得新的工夫进路。     

罗汝芳生命观发微

罗汝芳作为明代泰州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生命哲学在阳明后学中别具一格。他以阳明心学为本,纳佛道思想为己用,以"赤子之心"替代阳明的良知本体,追求"万物一体之仁"的生命境界。研究罗汝芳的生命观,不仅仅是对心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对把握心学走向有重要意义,更在于能够借此为解决现代人的生存焦虑提供理论借鉴,为当今社会进行生命教育提供学理启示与实践导引。     

作为能力的道德良知

道德良知问题在伦理学研究中意义重大,是伦理学史上讨论的重大问题之一。中西伦理学在这个问题的思考上,经常将"良知"等同于"良心",并不明确区分二者,这也反映了二者在概念内涵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是非善恶的认识与判断,从道德心理上说,是"良心";从道德认识上说,是"良知"。中西伦理思想家们在良知(良心)的起源、构成、价值判断和本质问题上提出种种不同见解。作为能力的道德良知,是主体对道德知识、原则、规范等道德现象的辨识能力;是主体以自我道德认识贯穿于行动之中的行动能力;更是主体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能坚持自我良知的同一能力。     

比较视野下的中西知识论概观

将儒家的知识论解读为一种道德知识论,并且鉴于儒家哲学的主流地位,进而将传统中国哲学的知识论界定为一种道德的知识论,尤其是"‘力行’的知识论",应当说是可以成立的。与此不同,西方知识论传统的导向是求"真",目的都是为了获取真知识。中西知识论之所以有"知道如何"与"知道如是"的形态上的区别,以及目的论取向上的差别,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各自的文化背景。从根本上说,文化中的这几个要素——语言文字、数学与逻辑、哲学与思维方式,尤其影响着中国古代知识论的形成。进入现代,不论是张东荪还是金岳霖,他们的知识论的出发点与所借助的思想资源都是属于西方的,尽管不排除其中也暗含着一些中国哲学的东西。他们的思考以及所产生的论著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论的一种趋向,这就是对西方知识论的吸收、对话和融合。     

论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物自身"概念的创造性诠释

牟宗三哲学是当代新儒家哲学在体系架构和思辨性方面所达到的最高成就,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起到了典范性的作用。牟宗三通过对康德哲学的再批判,将康德哲学中"物自身"的知识论意义转化为价值论意义,并通过中国佛教《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的结构确立了"无限智心"作为人的主体能力,从而完成了新儒家"良知呈现"的论证。     

“知行合一”——王阳明的成圣之教

“知行合一”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提出的一个命题,此命题自提出之日起到现在,人们一直争论不休,他的学生、同时代学者都曾与他反复探讨过这一命题.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以“销行以归知,终始于知”来概括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并为后世学者所接受.近现代唯物唯心之说盛行后,人们又进一步把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认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是典型的“销行以归知”的唯心主义,而“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则含有唯物主义因素,这显然是片面的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的手法.如果我们把“知行合一”说放到王阳明的整个心学体系中,放到阳明的生命历程中去理解,那么,唯物唯心的说法,“销行以归知”的说法,都应该重新商榷.因为这些说法都是从认识论知识论的角度来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并不是为了探讨认识论上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是为了解决认识论问题他之所以提出“知行合一”说目的是净化人的心体不使一念不善存于新中解决人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问题他的“知行合一”说实质上是一种成圣之教一种道德律令下面就从这一角度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做一疏解.     

"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王阳明的经典诠释学

作为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以千古不易之"心"取代了宋儒的"天理",从而建构了其心学道统。在此背景下,王阳明的经典诠释以"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为总体原则,其基本内涵则是对传统的读书求道观念的反叛,而要求以经典为吾心之印证。为了使得经典可以与吾心相接,阳明以"良知"为心之本体,从而使得释经者与经典在心之"良知"的本体层面达到彻底的"视域融合"。由此阳明得以将"致良知"作为理解与解释经典的"权衡",进而将明代的"二十四民"全部纳入经典诠释的对话对象之中,最终开启了明末以情抗礼的社会风尚。     

女性主义知识论对认知主体的探讨

传统知识论的架构下,认知主体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特征.女性主义知识论肯定了性别对认知主体的意义,指出科学认识活动中的性别成见,影响了知识的生产.女性主义知识论认为认知主体具有情境化和多元化的特征.要确立女性主义知识论的合理性,传统知识图景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对认知主体的重新认识表明了女性主义对哲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