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外译文本中“泰山”形象诠释——兼议泰山文化译介与传播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儒家典籍的各语种翻译文本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近年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汉学在海外日趋盛行。本文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根植于齐鲁大地的儒家文化以及儒家典籍的英、俄译本中“泰山”文化形象的译介为研究切入点。选取儒家典籍《论语》的英、俄译本中的“泰山”形象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通过这一特定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状况总体探究泰山文化在海外的译介,对当前“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区域“文化互通”深入探讨,兼顾“泰山”文化负载词以及泰山文化当今在世界上扩大传播的途径,并将其纳入儒家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视阈。     

《茶经》文化内涵翻译的“得”与“失”--以 Francis Ross Carpenter 英译本为例

陆羽撰写的《茶经》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典籍,其英译本对中国茶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具有极大的价值。从典籍文化翻译的视角,重点考察美国译者 Francis Ross Carpenter 的《茶经》英译本中关于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翻译效果,并对译者英译过程中准确再现原语负载的文化内涵方面存在的得与失进行综合评价,为茶典籍翻译实践提供借鉴,以促进中国茶文化的有效译介和传播。     

"人己通"外译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研究

融合传播学、哲学与比较文化学等相关理论,参照以往经典传播模式,本研究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人己通”对外译介新模式,并以《论语》英译为例,提出实施该模式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应遵循的原则。该模式体现了饱含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和而不同”之哲学理念、“推己及人”之他人意识及“文化平等”之比较视野。它克服了以往“5W模式”线性结构之局限,将起点与终点连接,形成了环形译介循环模式,提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重视受众与译介效果;同时,它突破了以往文化外译二元对立之藩篱,主张文化外译既要尊重文化之差异,更应探求文化之共通,这样才能跨越文化屏障,实现“人己通”,从而真正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     

"和合文化"传播与"和谐世界"构建

"和合文化",即和谐、融合之文化,是"和谐世界"理念的思想渊源。传播"和合文化",使世界了解中国何以提出"和谐世界"主张,消解国际社会许多人对中国快速发展产生的种种不安。倡言"和谐世界",契合不同文化内涵的"和谐"理念,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掘人类文明宝库中共有的文化资源。文化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为"和合文化"传播提供了现实的文化语境,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为"和合文化"传播赢得了民族文化的话语权。     

从马礼逊的《三字经》和《大学》译本看中国典籍在西方译介的影响

马礼逊是中国典籍西方译介的重要人物,他翻译的《三字经》和《大学》在西方掀起了中国文化的热潮,对中国典籍和文化的西方介绍和接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文化“走出去”视域下宇文所安唐诗传译之得失分析

宇文所安是精于译诗的著名汉学家。他对唐诗的译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他采用散文体的译诗形式和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翻译唐诗,重构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形象,并构建了唐诗文学史。然而,其译文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误读误译和过度解读等问题。宇文所安译介唐诗为中国文学典籍英译提供了借鉴,也促进了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相关模式研究。     

描述视域学视角下的《墨子》三英译本研究

中华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全面、集中的体现,《墨子》作为中国文化典籍的代表作之一,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已有近100年的历史.运用描述翻译学的方法,选择《墨子》的英译为语料,通过对《墨子》英译进行历时和共时描述性研究,找出影响其英译的各种因素,以期总结《墨子》英译历史过程的总体特征.     

中国模式语境下的法律译介研究——基于中国文化外译的视角

在传统研究视域下,法律译介尚存在概念界定不清、学科视角不明等问题。法律译介具有不同于法律翻译的、以文化外译为问题指向的研究特征。中国模式语境的初创为法律译介研究基于语言、文化和传播的跨学科视角解读提供了可能。法律译介当以"传承古今、融贯中西"为综观指导,以中国优秀法文化为核心译介内容,打造多元化译介主体、立体化译介渠道,实现可控化译介效果。同时,要在文化手段的干预下,建构起"知之、同之、适切、取效"的创新型译语体系,最终形成横向传播机制与纵向话语机制的合力,实现文化互通、成就国际交往。     

明清古典文学在北欧的译介与传播——兼论汉学诠释中哲学精神对传译策略和风格的影响

在20世纪海外汉学的译介与传播中,明清文学典籍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并在欧美世界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然而,关于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的传译情况却较少有中文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究其缘由,北欧五国各自独立的语言系统及其根植于奥古斯丁-路德宗教传统的社会生活形态与汉语语境迥然不同。面对深刻的文化隔阂,如何将中国古典文学著作转换为当地喜闻乐见的文本形式并进行有效传播,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切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冰岛)语境来考察明清古典文学的译介形态、发展脉络、基本特质及其传播模式,进而透过文本形式的分析来深入探讨其背后不同哲学思维与信仰价值的互动,将有助于了解中国古典文学在北欧的译介规律和传播动态。     

李提摩太译介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始于十月革命前。这其中,李提摩太作为最早译介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文本的西方人,是一个重要的"中介"。文章主要结合"西学东渐"的历史语境,分析他在"以学辅教"的主体动机下,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作为进化论的补充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论视野。在具体的译介过程中,他采用"西译中述"的译介模式,与中国文人蔡尔康合作,把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解读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结合起来,使其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实现了话语的转化。同时采用"先刊后书"的载体策略,针对当时中国有影响力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群体进行针对性传播。李提摩太对马克思主义附带的译介,不仅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史前史",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表达的早期话语形式,而且也促进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变革的主体启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带一路"背景下"张载四为"之中国精神的传承与译介研究

近些年,从哲学视角对"张载四为"之中国精神诠释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是从译介学视角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张载四为"之中国精神诠释和译介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张载四为"之中国精神可以诠释为合作共赢、造福百姓、和谐共生、天下大同等,其国际化的译介模型包括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受众、译介途径、译介效果等.     

中国文学外译的译介模式探析——以葛浩文译《狼图腾》为例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新时期的国家战略,文学的译介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葛浩文所译《狼图腾》被英语世界广泛接受并迅速传播,为中国文学翻译模式及文学的外译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考。通过研究分析《狼图腾》的成功译介,可以看出:选择既反映全球文化共性又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点的作品进行译介,采取国内外合作出版的译介途径,实行国内学者与西方汉学家群体相结合的译者模式,创造性地选择翻译策略,是中国文学外译的有效译介模式。     

跨文化视阈下加强传统汉语文化在海外传播的探索 ——基于孔子学院"汉语+典籍"教学模式的实践

孔子学院是中国语言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平台.本研究通过教学实践,构建跨文化"第三空间",关注跨文化传播过程,激励学生主动挖掘和探索传统汉语言文化精髓.量化和质性评估结果表明,孔子学院"汉语+典籍"教学模式是传统汉语言文化海外传播的有效途径,也为孔子学院创新发展、当代典籍外译工作及传统汉语言文化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路.     

跨文化视阈下加强传统汉语文化在海外传播的探索 ——基于孔子学院"汉语+典籍"教学模式的实践

孔子学院是中国语言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平台.本研究通过教学实践,构建跨文化"第三空间",关注跨文化传播过程,激励学生主动挖掘和探索传统汉语言文化精髓.量化和质性评估结果表明,孔子学院"汉语+典籍"教学模式是传统汉语言文化海外传播的有效途径,也为孔子学院创新发展、当代典籍外译工作及传统汉语言文化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路.     

典籍外译“走出去”的思考与对策——以《红楼梦》为例

中国的外译典籍是中国文化复兴和“文化走出去”的一面旗帜,外译可以使中华典籍不朽生命在异邦文化中得以延伸和继续.《红楼梦》具有丰富充盈的文化包容量,从中几乎可以看到整个中国文化,特别是我们民族的人文意识和人文传统.然而,《红楼梦》在世界各国的传播、译介和译文研究现状并不能令人满意,诸如译道渐芜、外译传播范围有限等问题制约着《红楼梦》外译的成效.基于这一现状和问题的思考,《红楼梦》外译“走出去”的真正实现需要新设想予以支持,以期推动《红楼梦》对外译介、传播及研究事业的发展.     

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的中国古代小说译介研究

阿瑟·韦利是英国著名汉学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翻译与研究。然而，除《西游记》英译本以外，学界对他译介的其它古代小说关注较少。文章细致梳理了韦利的中国古代小说译介史，并重点探讨其文本选择与译介特点。在译文处理方面，韦利将可读性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理解与解读原作时，他十分注重对重要学术成果的参考和利用，他的译介活动有力推动了中国古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中医药典籍东传译介研究——以《本草纲目》日译为中心

中医药典籍是中医药知识与文化的重要载体,书籍是东亚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基于《本草纲目》东传日本后的译介与传播,拟用翻译学、传播学、文献学等理论,还原中医药典籍东传日本后被引用、翻刻、译介的传承模式与变迁轨迹,探析中医药文化在日本广泛传播的多重因素;根据《本草纲目》日译本的前言、序言、文内注释、书末附录等副文本资源,分析其日译策略与现实价值,探寻中医药典籍对外翻译与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启示。     

外国文学经典传播中的“契诃夫经验”——以契诃夫戏剧在中国传播的历程为例

契诃夫的戏剧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和舞台呈现是构成外国文学经典传播中的"契诃夫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契诃夫的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迟于对其的研究,但一经译介后即引发了广泛的影响;契诃夫戏剧作品的"非戏剧化"倾向对中国现代戏剧及其舞台呈现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当代契诃夫戏剧作品的舞台呈现则表现出演绎化、多元化的特征。从契诃夫戏剧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这一角度考查"契诃夫经验"对于研究外国文学经典传播具有借鉴的作用。     

《红楼梦》翻译与民族文化传播

文学名著的译介是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译介名著《红楼梦》时,中国译者杨宪益和英国译者霍克斯受各自文化的立场、地位和态度的影响,分别采用了韦努蒂所提出的"异化"和"归化"策略,使得其中的宗教、民俗、地域等中国民族文化有着不同的命运。中国翻译工作者应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侧重于便于传播中国文化的"异化"策略。     

基于“议程设置”理论的中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内容模式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外受众对中国的认知和了解逐步增强,全球文化软实力也不断上升,这些条件为中国文化典籍的国际传播提供了良好机遇。然而,总体上讲,中国文化"走出处"尚处于初期阶段,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内容需要进行"议程设置"。在现阶段,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应坚持以受众为中心的原则和坚持以易读性、可获得性和普世性为标准的内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