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川陕甘毗邻地区的山区开发

清代是川陕甘毗邻地区的山区开发史上发展速度较快的时期,与前代不同,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统治阶层,对于山区的拓殖与开发都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在此期间,由于流民和客民的深度参与,该区域的开发获得了新的驱动力,山地得以大规模的垦殖,粮食产量随之增长,山区特有的经济作物如药材以及特色林木等资源也得到了相应的开发。因此,山区与传统市场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山区的商业与贸易也得以快速发展和繁荣,川陕甘毗邻山区开始逐渐摆脱荒蛮与闭塞,迎来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开放。对清代川陕甘毗邻山区基本开发状况的梳理,所得出的结论不仅仅是清代该区域山区开发的相关特征和结果,山区开发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则更加应该引起重视。国家在实施“十三五”规划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过程中,要把具体规定落到实处,确保山区的资源开发走上一条生态、环保、经济、高效的道路。     

论清代陕甘地区的慈善机构及其运作

慈善活动是中国历代进行社会救济的一个途径,清代有较大的发展,学术界关于东南、华北地区的慈善机构多有研究,但对西北地区则少有涉及。清代陕甘地区慈善机构有普济堂类、育婴堂类、恤嫠局类等,其制度、运作以及演变由于受当时社会发展的制约,并没有达到独立发展的阶段,仍处在模仿东南、探索发展的时期,其救助社会的功能相对有限。     

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王朝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通常以推行、移植内地基层社会组织,使其发生结构性变革。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司地区里甲(保甲)、汛塘、义学的设置与运转,使该地区原有的社会组织施行受到国家权力制约。当国家权力在边疆地区基层社会受阻之时,王朝国家则适当保留少数民族固有社会组织结构,承认其存在合法性,在形式上进行适当改革,以发挥边疆地区基层组织的社会治理效能。这对新时代创新边疆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提供重要历史借鉴。     

清代陕甘总督与新疆军政治理——以陕甘总督与新疆各军府关系为视角

清代西北边防体系由军府制的伊犁将军所辖之新疆各军府及内地督抚制下陕甘总督所辖之陕甘两行省、并哈萨克、布鲁特等藩部和浩罕、阿富汗等属国所构成的西北新月形藩属体系所构成。在这一体系中，以伊犁将军为中心，西北新月形藩属体系内各藩部与属国为藩篱，伊犁将军辖下新疆各军府为边防前沿，陕甘总督及所辖陕甘两行省为西北边防战略基地和战略支撑，陕甘总督与伊犁将军之间相互依存、相互配合，共同保证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继承与创新：清代前期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以彭绍升为中心的考察

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活动自明末以来逐渐发展升温，至清代乾隆年间日趋兴盛。这一时期江南地区涌现出一批乐善好施的慈善人物，尤以苏州彭绍升最为著名。他上承袁黄、周梦颜的慈善思想，关怀民生休戚，积极举办或参与各项慈善救助活动，成为江南地区著名的慈善家。其慈善思想和实践，对此后江南地区乃至全国的慈善事业发挥了重要影响。在清代江南地区的慈善谱系中，彭绍升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与作用。     

清代陕甘地区新建厅城的特征及其在清代城市史上的地位

从陕甘地区新建厅制城市的历史进程来看,清朝在内地的边缘地带置厅筑城一般是地域开发的结果,在边疆地区置厅筑城则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从城池选址的大位置角度来看,清代的交通路线与政区地理格局是影响厅城选址的重要因素。就小位置而言,因地方长官着重考虑政治、军事因素,城址大多面临诸多地理条件的不足,但得益于清代对上述地域开发的深入,大量的厅城城址沿用至今。对于清代的城市发展而言,厅城作为清代特有的建置城市类型,在城市体系构建和整体城市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成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枢纽。     

清代前期自然灾害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以湖南为例

清代前期,湖南频繁发生自然灾害,类型多样,空间分布广。多发的自然灾害使湖南粮食生产受到重创,农业区域人口大量流失,阻碍了当时湖南农业经济的发展,破坏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性,甚至引发社会冲突。     

清代前期关税的附加税

顺治、康熙时期,政府还没来得及对附加税整顿。雍正时期,政府开始注意附加税问题,调查各关每年附加税征收情况,并要求各关上报所用的附加税。乾隆时,建立附加税制度。附加税是政府以制度形式,规定各关征收不同名目、抽取一定比例的费用。附加税又是各关税务行政所必须的费用,并非额外税,是制度内征收的税。附加税还是政府对税关的管理成本,大概在11%—24%之间,总额并不多。     

清代前期政府与关税制度

清代前期政府制定税收制度的目的,是禁止商人漏税和防止税务人员贪污税款。当时政府税收制度的目的达到了,又没有达到,探讨了其中的原因,并论述了税收制度的特点:一是政府相关规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二是政府征税的行政管理成本比较低。最后探讨了税收制度缺陷及造成的原因。     

同治陕甘回民大起义后甘肃地区经济状况述评——以陕甘新驿道沿途为中心

清代同治年间陕甘回民大起义对甘肃地区经济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直接关系到清廷在西北的政权统治及甘肃民众的生活质量,甚至对清末乃至民国初期甘肃社会的发展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陕甘新驿道沿途为中心,对同治回民大起义后甘肃地区的堡寨兴废、民众生活、军队建设等方面状况进行分析。分析认为,此次大起义破坏了甘肃地区的经济,减少了人口,但同时也给陕甘新驿道沿途部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风气带来了新发展。     

清代前期厦门与东南亚的贸易

清代前期，厦门作为福建通洋正口，与东南亚的贸易发展迅速，其主要贸易国有：暹罗、吕宋、苏禄、噶喇吧、新加坡等国家，其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及发展经过各有特点。     

清代前期扬州关的商品流通

文章主要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关税档案,对清代前期扬州关的商品流通形式进行了探讨。扬州发达的运河航运及其本身所具有的商业城市的地位,为清代扬州关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大量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经过扬州关中转到全国各地,推动了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商品交流,扬州也由此成为清代前期运河沿线乃至全国最主要的商品流通枢纽之一。     

清代前期赣关的商品流通

清代赣关地处大庾岭商路的要道。清代前期,清政府为了维持赣关的正常运转,力图从制度方面进行管理,这客观上促进了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经过赣关中转的商品种类繁多,使得赣州成为赣湘粤闽四省边际区域的商品集散要津,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赣南地区乃至江西与周边各省贸易。     

试论清代前期学术思想的精华及其历史地位

本文通过对清代前期的经世致用思潮、近代启蒙思潮以及治学精神的整理和评估,全面论述了这一历史时期学术思想精华及其历史地位。并以此为一侧面阐明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判了《河殇》中散布的民族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     

清代前期的外交机构与外事管理

以“夷狄”身份入主中原的清王朝沿袭前代旧制,将礼部作为外事主管机构,而且在华夏中心意识的支配下,外交事务等同于朝贡事务。清初,外事管理分隶礼部主客司、会同馆和翰林院所属四译馆。这一管理体制至乾隆年间发生两个变化:一是将会同馆、四译馆合并,隶属礼部;二是主客司的一部分职权转归内务府。除此之外,从中央到地方,皆有官衙参与外事管理。直至近世,随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和朝贡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古代传统的外事管理体制才发生根本性改变。     

论清代前期湖南的仓储制度

清朝前期 ,湖南境内普遍建立了以储粮备荒为目的的常平仓、社仓和义仓。此期 ,封建国家制定了严格而全面的仓储管理章程 ,湖南的官民也重视修建仓储。因而 ,各地的仓储在缓解社会灾荒危机中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实际上也是地方封建势力有效控制社会的一种微观反映     

论明代卫所制度与民族关系——以鄂西南施州卫为例

卫所制度研究是民族史研究中不能忽视的领域。明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众多卫所,施州卫是其中之一。洪武十四年,明王朝在鄂西南设立施州卫以控扼土司。洪武二十三年,明王朝又并施州入卫,改施州卫为军民卫,肩负鄂西南的军事与行政职能。施州卫通过兴建卫城、屯田生产、招谕土司、与土司联合等社会治理措施,实现了其在鄂西南的地域社会构建。而在这些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卫所移民与土民的交往与融合,既有土司社会的"汉化",更有卫所移民的"土家化"。有明一代,卫所移民与土司民众互动,土司的上层社会也表现出对汉文化的积极认同与强烈的国家认同,鄂西南的汉族与土家族由明初的对立至明末走向融合。施州卫的案例显示,相比于传统史学界"国家在场"而往往"地方不在场"的论述逻辑,地方的生态环境、权力结构、民族分布、文化形态也在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国家制度。     

集群流派与布衣精神——清代前期文章史的一个观察

清代前期文坛上若干文人群落应运而起,有的衍变为流派。这些文学集群的存在,再次印证了"文可以群"的古义。在显示清代文运的发足与繁盛的文人群落中,遗民社群、鸿博词人、毗陵四家、清初三大家和桐城三祖因依相应的时代人才条件,鼓荡声气,各有作为。尽管挽奇入正是这个阶段的大趋势,但在这些集群的挺生及前后衔接联系等方面,布衣精神作为聚合元素与文学素质隐然跃动。由此可以构成对清代前期文章史的一个别样观察。     

浅析清代前期安多藏区的藏传佛教政策

安多藏区有着众多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更具有上令下达、下情上传的重要区域功能.文章通过对清代前期实施于此处的藏传佛教政策"威德"两方面的考察,可知其政策形式上虽然万端变化.但"宗旨"不变,即,便于其有效地管理藏区、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     

清代中前期清廷的蒙古政策

以康熙朝为代表的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是研究清代宗藩体制变革的重要对象,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的特点在于:它在继承中国封建王朝传统宗藩体制的基础上对内藩政策实行着"中国化"的变革,实行着封建王朝"天下观"下的"中国意识"的萌芽与发展.清代中前期通过强化清中央政权对蒙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统一"而非"一统",加强了蒙古各部同清中央政权统治下各民族的融合.清代中前期蒙古政策的历史贡献在于:它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基本上完成了对内藩的"统一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将清朝"天下观"下的内藩、属国作了很好的"内、外"之厘定,为实行"中国"由传统儒家意识下的"天下"向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之转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完成了对蒙古等边陲区域的统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