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钦顺的“心学似禅”

罗钦顺以尊信程朱、培护道统为己任,从三个层面掊击陆王心学阳儒阴释：一是体的层面,罗钦顺以“圣人本天,释氏本心”为分判标准,揭示了心学“本心”的禅学特性,“以心为本”势必导致理气一元的世界歧出一个“心”,形成二本;二是用的层面,罗钦顺通过与欧阳德的论辩指出心学的“良知”为知觉,心学以知觉为性似禅,而知觉不过是人心的“妙用”,永远无法触及客观世界事物的性理;三是为学和修养工夫层面,罗钦顺认为心学的易简、格物“局于内而遗其外”,有“启禅学之忧”。然而心学和禅学思想虽毫厘之差,其实质则“大相径庭”。罗钦顺以正本清源为目的,将心学视为禅学异端而辟之,从严格的学理层面来看不无偏颇。     

值得深入研究的心学潮流

值得深入研究的心学潮流张岱年北宋中期，二程讲学洛阳，提出“天者理也”，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明道（程颢）又说“只心便是天”，于是将天与理与心统一起来，表现了主观唯心论的倾向。伊川（程颐）论儒佛的异同，断言“释氏本心，吾儒本天”，将天与心对立起来，不同意...     

晚明浙江阳明心学的儒佛会通

晚明时期,多种思潮并兴,程朱理学、阳明心学、事功之学、佛学等活跃于当时的历史舞台。各种思潮互相辩驳、影响、会通,其中阳明心学和佛学的会通尤有特色。浙中王学左派代表人物王畿、周汝登援佛入儒,以"四无句"突出了对阳明四句教中"无善无恶"侧面的强调,并将"虚""无"等概念脱敏,从佛老专有概念这一窠臼中剥离出来,突出儒家使用这些概念的优先性与合法性,并将其上升到"千圣之学脉"的高度。他们基于儒家立场,以阳明心学传人自居,但不讳言佛教,常引入佛教概念来说明儒家思想。晚明时期服膺阳明心学,同时又有佛教信仰的居士也有不少,如陶望龄、陶奭龄兄弟等既是阳明学的坚定维护者,同时对佛法又有信仰,他们极力会通儒佛,对佛教义理有较深入的理解,是阳明心学与佛学会通的另一种形式。晚明心学与佛学会通的时代特征,也交汇于"浙党"这一群体身上,他们在朝为官,在政治上参与晚明党争,同时因成长于浙江这方水土,深受阳明心学与佛学会通思潮的影响。援佛入儒、儒佛交融、亦儒亦佛,浙江阳明心学与佛学的会通呈现了儒佛关系的复杂和多面向特色,是晚明三教一致思想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慈湖“克己复礼”诠释及其内在理路探析

作为陆王心学一脉的关键人物,慈湖学术以不起意、知及仁守为修养工夫,以本心之澄澈清明为工夫境界,在承继其师象山“六经注我”诠释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出了以心解经的诠释路径。在“克己复礼”诠释问题上,陆象山开心学解释之先河,慈湖一反前儒本孟子心学为说,而以“古圣为的”,从诠释之基、诠释之体、诠释之用三个维度建构了独立完整的心学诠释理路,这一解经路线在廓清理学解经之传统、开启心学解经之新视域新思路新方法以及后世阳明及阳明后学的心学建构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罗钦顺的心性观

心和性是罗钦顺哲学逻辑结构中一对最核心的范畴,对心与性及心性关系的深入分析构成了罗钦顺哲学的心性观.罗钦顺在其积几十年之心力反复推敲潜玩而成的主要哲学著作<困知记>中开宗明义说的就是心、性关系,心性观是其整个哲学逻辑结构的思维重心和论证主题.罗钦顺的心性观继承和发扬了程朱理学,在禅学泛滥、心学崛起的明代中叶首开批驳阳明心学和禅宗佛学之先河.     

阳明心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阳明心学不仅是直指本心的“培根固本”之学,也是面向生活本身的“真切体认”之学。由良知出发,王阳明考察了“志”之于心的意义,将格物的功夫在心上做,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贯穿于实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阳明心学随着时代发展而彰显思想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运用阳明心学理解实践的思维方式,探究革命理想与意志力的作用。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对阳明心学的体悟与理解,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心学因素,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试论程颐的心学理论

一宋代心学代表人物以陆九洲最为著称。然而,宋代心学的肇始者则应归之于程颐。程颐,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年十八上书皇帝言事,受到了当朝大学士胡瑷的赏识,后与其兄从师周敦颐。但据《宋元学案》著者之一的全祖望意见:“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而且 “二程子终身不甚推濂溪”。全祖望的这个论断与今人所述多有不合。同时,二程虽是手足兄弟,其学识见地却有不少差距,以致后人对二人评价亦有不同,多褒程颢而贬程颐。全祖望称:“大程子之学,先儒谓其近于颜子,盖天生之完器,然哉然能。故世有疑小程子之言若伤我者,而独无加于大程子。”此处我者,我之学也,即正统孔氏儒学。程颐何以“若伤我学”呢?《宋元学案》中全祖望引蕺山先生(刘宗周)的话评曰:“小程子大而未化,然发明有过于其兄者。”这无疑是说,程颐之学说虽博大,但却附加了许多自己的见解,逾于旧轨,把传统儒学发挥了一番,就这点来说,其兄是不可及的。程颐于何处“发明”了传统儒学?我认为,程颐之发明处,就在于他阐述了心学理论。程颐是中国思想史上比较系统地对心的观念,包括心的概念、性质、作用,心与理、心与物、心与性之间关系进行阐发的学者。关于这一点张岱年先生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线索。程颐之心学理论对朱熹     

浑一与单一：荒木见悟的湛、王关系论

荒木见悟的湛、王关系研究是以朱子之学为参照系而展开的。在他看来,朱子性理学所遗留下来的最大问题是凝固化的定理意识,而阳明所倡导的良知则打破了朱子性理学的定理意识,更为重视根源性的心。以定理(朱子学)与良知(阳明学)的研究框架为背景,荒木从心与性(理)、“随处体认天理”与“致良知”、“单一”的立场与“浑一”的立场及儒释之辨等方面详细论证了甘泉心学深处依旧保留了朱子性理学的核心构造及阳明心学对朱子性理学的根本性的扭转,由此说明了湛、王二学的本质性差异。荒木该研究的意义在于其根据湛、王两学所争论的“理障说”为线索,揭示了阳明后学内部围绕克服“理障说”所产生的三种典型的儒佛调和论,这对于我们研究阳明学与佛学的交流互动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试论王阳明的“心即理”说

对于王阳明的哲学体系,明末学者黄宗羲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 “先生以圣人之学,心学也,心即理也。故于致知格物之训,不得不言致吾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以知识为知,则轻浮而不实,故必以力行为工夫。良知感应神速,无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也。”对这一评述,尽管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但集中概括了王阳明学说的基本内容,则是大     

王阳明与湛甘泉的学术论辩

阳明与甘泉的学术争执主要是:甘泉坚称儒与佛道不同根枝,阳明则认为佛道是儒之大道之发用;甘泉提出格物即把握天理,阳明的格物是正念头。其实阳明的格物还包括在具体事为上为善去恶。阳明认为甘泉的格物是求之于外,甘泉申辩这是因为阳明的心为腔子里心。实际上俩人皆有本体心认识心义,但在论辩时,都忽略了对方的本体心而只着眼于对方的认识心;甘泉不赞成阳明的致良知宗旨,认为良知的获得和拓展均仰仗学问思辨行,否则难免冥行妄作;阳明认为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的旨归是溺事外求、缺乏主宰;"勿忘勿助"是甘泉体认天理的根本方法,阳明批其悬空,主张"必有事焉"也即致良知的工夫,勿忘勿助为良知的固有属性。     

罗汝芳生命观发微

罗汝芳作为明代泰州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生命哲学在阳明后学中别具一格。他以阳明心学为本,纳佛道思想为己用,以"赤子之心"替代阳明的良知本体,追求"万物一体之仁"的生命境界。研究罗汝芳的生命观,不仅仅是对心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对把握心学走向有重要意义,更在于能够借此为解决现代人的生存焦虑提供理论借鉴,为当今社会进行生命教育提供学理启示与实践导引。     

王世贞的"即心即佛"思想与"阳明禅"

王世贞晚年潜心佛道,主"三教合一"、"即心即佛"思想.表现出援儒入释、扬释道抑儒的倾向,并从佛教心性论角度阐发阳明心学,通过改易"四句教",使阳明心学走向禅林.黄宗羲认识到王艮、王畿在"跻阳明而为禅"中的作用,却忽视了王世贞在"跻阳明而为禅"者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朱王之间 融通心理——生活哲学视阈下的项乔哲学思想研究

在生活哲学的视阈下,理学与心学之间的论争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生活世界。如何化解理学与心学的对立、调和朱子之学与阳明之学的差异,这个问题引起了明代中后期学者们的极大关注。而永嘉后学项乔就是这些学者中的重要代表。他上承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通过对"心"的重新考察,将生活哲学落实在"实行"上,最终达到了融通心学、理学的目的。     

刍议李光地视域中的阳明心学

李光地一方面"俱言王学",在为学初期质疑程朱理学,对王阳明心学抱有"同情";另一方面又认为"伯安之失大",对王阳明心学展开批判,指出"王学病源"在于"心之即理","王学病根"在于"无善无恶为心之体"。李光地指出王阳明错解了朱熹的"格物穷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王阳明的"良知说"。李光地在批判阳明学的过程中有两个转向:一是由批判王阳明心学转向批判王阳明的其他学说;一是由批判阳明心学转向批判阳明学派。李光地对阳明心学的态度转变原因主要有:明清之际社会环境的巨变、其宦海沉浮的人生历程以及个人的儒学立场尤其是朱子学的立场。     

本心与习心——基于“身体哲学”的阳明心学阐释

在中国哲学史上,阳明心学既是对业已僵化的朱子理学体系的反抗,也是对发端于先秦的身体哲学的一种回归.身的原则贯穿于阳明心学的始终,而此身不仅是切己亲感的"我之身",亦是通过一套"生命符号系统"来打通物我相分的"天人合一"之身.通过"本心"概念,王阳明重新确立了身体哲学的"家本位"、"情本位"原则.同时,由于身亦为在世之身,从而导致"习心"的形成,而"习心"是人欲侵染的结果,其根源恰恰在于古代中央集权大一统社会自身的权力等级制度之中.因而,本心与习心便构成阳明哲学最根本的矛盾,其本质乃是平等与不平等、身体话语与权力话语的对立.而这对矛盾的解决,最终是一个基于身体之践履的致良知过程.     

如何从本体工夫论切入阳明心学美学研究

阳明心学美学蕴涵着传统中国乃至东方哲学美学的深层智慧,"本体—工夫—境界"是其内在的理论构架。本体工夫论是切入阳明心学美学研究的独特视角,传统与当代的统一、东方与西方的会通、本真与本心的辩证构成该研究的基本原则。具体研究内容则从四个方面切入:其一,从宏观的角度,历史和逻辑统一地考察阳明心学美学形成的哲学基础和理论背景;其二,从微观的角度,系统地分析阳明心本论美学的逻辑结构及其独特的审美本体与工夫论思想;其三,从比较的角度,深入地透视阳明心学美学及其本体工夫论思想与西方传统美学理路的不同;其四,从现实的角度,客观地分析阳明心学美学对构建当代中国美学的现实意义。     

学宗孔孟的阳明心学

孔子创立仁学是为了把流于形式的周礼安置在人心,他的仁是情和礼的统一,是儒家的道德总汇和境界的至极。王阳明创心学为的也是把朱熹的外在天理植根于心,他的心体是情和理的统一,是道德的汇总和儒佛道境界的融合。孟子提出本心说、尽心之道和良知说等,王阳明心体的一种含义便是心之本然意,王阳明也主张尽心,强调良知的主宰和评判作用。他还承袭了孔孟所倡的内圣外王的工夫论。     

禅宗的“本心”论与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明代大思想家,宋明理学中心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批判朱熹理学思想过程中,创立了“良知”说,即以“良知”为本,倡鸟语花香、山川水流及其宇宙万物皆由吾心之良知中出,从而既冲破了朱熹理学的束缚,又克服了陆九渊一切唯“心”心学的不彻底性,彻底完成了心学体系.“良知”说也即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心学思想固然是理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但另方面也与佛学特别是禅宗思想影响分不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幼笃志二氏”,认为“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传习录上》)所以,他的“良知”说实际上与禅宗的“本心”论思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朱熹之学：理学抑或心学

朱熹以为万物一体，其本便是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在人为圣贤之心、本心、道心。这种心中立于现实、超越于经验，不可认识，却是事物的决定者。这种超验的、决定事物生存或存在的实体，便是理。天地之心、圣贤之心、本心、道心是理。这个理，儒家称之为仁。仁便是心。穷理传仁之学便是论心传心之学。朱熹之学，如其说是理学，毋宁说是心学。     

"察身推物""必见乎一致之妙" --论罗钦顺的人生修养特色

罗钦顺的人生修养特色在于,既强调格物穷理,通过博学、审问、慎思、笃行以求豁然贯通之境,体现了知性主义的某些特征;同时又强调格物与格心并重,顺承了时下对主体精神的张扬,凸现了主体自觉的价值。他主张心物交验以证浑然一致之理,静存动养以呈本然之性,以格物克己之功来实现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因而罗钦顺的修养学,虽不离于朱子大端,但确有其个人特点,表现出正统理学在明代发展的一个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