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佛教学者的儒佛之辨

明清时期,一些佛教学者逐渐意识到只有把握住佛教作为一种宗教而区别于儒道发展的特殊学术价值,才能在理论层面对宋明儒家的排佛论展开有力又有效的回应。这既是作为佛教徒的护教情怀使然,更是明清三教关系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因此,尽管明清时期三教会通成为时代主流,但是不论是儒家还是佛教的有识之士都清楚地认识到,儒佛分际仍是不能模糊的。明清佛教学者对历史上的三教同源说和阳儒阴释说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拒斥,他们主动参与儒佛之辨,表达儒佛俱显的现实愿望。     

儒耶佛耶:赵秉文思想考论

关于金代学者赵秉文的思想属性,现知主要有两种看法:一说其阳儒阴释,始作俑者为刘祁,《金史》及《宋元学案》皆受其影响;一说推其为金季儒宗,时人杨云翼、元好问力主之。孰是孰非,此一问题不仅关系对赵氏本人思想的定位,也影响到对整个金代儒学面貌的认识。赵秉文在《滏水集》中的确不以出现与佛老有关的文字为忌。推其缘由,乃是因为他并不觉得语涉佛老就一定有违儒家立场。赵秉文对佛老的批评、对儒家的认同大量体现在他的论说中,按其文集可知。无视这些文字,而只盯住他的若干言行,就无法对其思想属性作出准确的判断。事实上,大多数金代士人并不斤斤计较于儒佛异同,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金代儒学的特色。对赵秉文这一个案的考察也使我们看到理学发展的另一面相,与两宋道学相比,这一面相也许更接近于原始理学。     

佛道之辩与佛本之争

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传统文化 ,同时也会或多或少、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同外来文化之间总会发生碰撞、争讦乃至相互吸收、直至融合。历史上当外来文化冲击本土文化 ,遭受到本土文化强有力的压制、排斥进而销声匿迹 ,或者外来文化借助强力冲击传统文化并进而消灭传统文化 ,这两种极端的例子也并非绝无仅有 ,但更多的情形则是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不断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相互适应 ,乃至相互吸收对方营养、改变自身内容、走向相互融合的道路 ,从而将外来文化改造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甚至取代传统文化的地位 ,成为新的历…     

王阳明心意关系与儒释之辨

儒释之辨是宋明理学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一。王阳明通过揭示心之内涵及心意关系对儒释之辨做了深刻说明。基于良知应感起意而又不执著于意的特征,王阳明认为儒释两家在形上本体方面没有不同,都是虚灵的心之本体,儒释的差别在于佛教一念执著障碍了心之本体的感应之功,从而堕入虚寂,不能如儒家一样肯定世间价值。王阳明的儒释之辨,在理论上最终完成了唐宋以来儒家学者站在儒家立场上融释佛老、恢复儒家正统地位的历史使命。     

上蔡儒佛会通视域下的理学建构

隋唐以来,回应佛道二教思辨化哲学思潮的冲击成为儒者面临的时代课题.谢上蔡在扬弃佛教相关理念的基础上,承继二程,立足于“天理为是自然底道理”之天道观建构,以“敬是常惺惺法”、“下学上达”为入道工夫,最终达致“心与天地同流”之境界,形成其独特儒佛会通视域下的理学之建构.     

晚明浙江阳明心学的儒佛会通

晚明时期,多种思潮并兴,程朱理学、阳明心学、事功之学、佛学等活跃于当时的历史舞台。各种思潮互相辩驳、影响、会通,其中阳明心学和佛学的会通尤有特色。浙中王学左派代表人物王畿、周汝登援佛入儒,以"四无句"突出了对阳明四句教中"无善无恶"侧面的强调,并将"虚""无"等概念脱敏,从佛老专有概念这一窠臼中剥离出来,突出儒家使用这些概念的优先性与合法性,并将其上升到"千圣之学脉"的高度。他们基于儒家立场,以阳明心学传人自居,但不讳言佛教,常引入佛教概念来说明儒家思想。晚明时期服膺阳明心学,同时又有佛教信仰的居士也有不少,如陶望龄、陶奭龄兄弟等既是阳明学的坚定维护者,同时对佛法又有信仰,他们极力会通儒佛,对佛教义理有较深入的理解,是阳明心学与佛学会通的另一种形式。晚明心学与佛学会通的时代特征,也交汇于"浙党"这一群体身上,他们在朝为官,在政治上参与晚明党争,同时因成长于浙江这方水土,深受阳明心学与佛学会通思潮的影响。援佛入儒、儒佛交融、亦儒亦佛,浙江阳明心学与佛学的会通呈现了儒佛关系的复杂和多面向特色,是晚明三教一致思想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

宋明时期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的"阵地争夺战",其实质是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佛老之营遍天下"的不利局面中,朱熹率门下弟子,以各地书院为阵地,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为了回应争消弥这种冲突,佛教学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继儒学的"援佛入儒"之后出现了佛学理论的"援儒入佛".儒佛两家的这种理论上的互"援",就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代表外来文化的佛教从相互冲突、排击而最终走向相互吸收,促进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     

朱陆之辨与真德秀的理论指向

朱陆之辨,自其两派学说产生以来的几百年间,便一直为历代学者争论不休.加之其各自门人,或因门户之见而相互攻讦,或为显己是而谓彼实同于己,更使此问题症结不彰.本文基于对"性即理与心即理"、"尊德性与道问学"、"格物与明心"三个主要哲学命题的分析,略辨朱陆之异同,并由此进一步得出真德秀的思想渊源和理论指向.     

儒佛道与士大夫人生选择的揉合

儒学提倡经世 ,鼓励士人积极参与社会 ,投身王道政治。道教则提倡出世 ,成为失意士大夫规避现实的精神慰藉。佛教传入后 ,儒佛和佛道之间相继找到了共同点 ,逐渐融合 ,而且始终体现着同士大夫人生选择相揉合的过程。士大夫首先表现为儒学和大乘佛教的经世 ,“学而优则仕” ,表现出救民于苦难的崇高使命感和责任感。但严酷的现实无情嘲弄了他们色彩斑斓的救世之梦 ,道教和小乘佛教便如久旱之甘霖 ,滋润了他们悲伤的心灵 ,于是他们寄身山林 ,逍遥自适。当然 ,潇洒不凡的外表难以掩饰其内心对人生的执着追求。     

从“心”与“理”之争到“格物”之辩: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之比较

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两个学术事件。两次辩论之不同点在于:朱陆之辩发生在心学与理学两个不同的学派之间,王湛之辩发生在心学学派内部;朱陆之辩是心学和理学关于本体论和工夫论的争论,王湛之辩是把本体论和工夫论糅合在"格物"的诠释中纠结在一起了。两次辩论之相同点在于:无论朱陆之争还是王湛之辩,都是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关于"社会秩序维护与百姓教化方法"的探讨。从理学派与心学派两派间的争论,到心学派内部不同分支间的争论,从"理外心内"到"心与理糅合为一",王湛之辩可以看作是朱陆之争的延续和深化。     

宋明新儒学"儒佛合一"说之检讨--兼论思想的兼容与创新

宋明新儒学实现了“儒佛合一”之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共识”,因为无论是就本体论思维、修养方法,还是心性论方面,都足以说明宋明新儒学没有达到“儒佛合一”;而宋明新儒家对佛教的态度,尤其表明所谓“儒佛合一”只不过是某些不求甚解者编织起来的一个美丽梦幻。这一错误的“共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在思维方法上的混乱和盲从。思想发展一般表现为思想的兼容,思想的兼容有载体兼容、补位兼容及诠释兼容等形式。思想兼容不等于思想合一,更不必然等于思想创新。     

戴震“理欲之辨”与理解的历史性批判

戴震对理学"理"、"欲"二分思想进行了批判,提出"理存乎欲"的观点,其思想路径是将"理欲之辨"与对理学诠释传统的批判结合起来。戴震在"理欲之辨"中展开了对理学以"自私"为特征的诠释传统的反思,进而提出"无私"与"无蔽"的观念,对理解的历史性进行了批判,同时,其"理"、"欲"统一思想的阐发亦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完成。     

"人禽之辨"与"人机之辨":基础与目的

"人禽之辨"的基础是人与天下万物为一体的基本理念,而将人从自然世界一切物类当中区别出来的基本目的,则是为了实现人的自我立法而享有人道生存的庄严与崇高。"人机之辨"的基础与"人禽之辨"并不相同,但在目的上应当趋同。"机器人"的未来发展不能侵害甚至消解人本身的生存目的。如果"机器人"作为一种未来的"新生命形态"而出现于人的现实生存空间,则"机器人"应能被教化并遵循人类的基本生存法则。     

我你之辨与现代性意识的起源

我你之辨是指在我你之间作出区分的哲学意识 ,它区别于我它之辨 ,二者意味着两种不同的视角 ,我—你的视角与我—它的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古典的世界观与现代性意识之间的内在分野。通过我你之辨的视角 ,存在的特殊性也即个体性才能真正得以产生 ,而现代性的意识又发端于对存在的特殊性的尊重。在这个意义上 ,现代性的意识是在我你之辨中发源的。     

简析宋明时期“成性”与“复性”之争(续)

三、“胜私复理”“发明本心”——王守仁关于“复性”是一个过程的人性学说 王守仁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他继承和发挥了宋代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在“心即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完备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学”的主观心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 陆九渊曾经提出“发明本心”,王守仁则讲“致良知”,良知就是本心。因此,王守仁所谓“致良知”的学说既是他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同时也是他的人性论与伦理学说。那末,什么是人呢?王守仁说:“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     

论孟子的“人禽之辨”、“圣我之辨”与人格价值

孟子首开先秦儒家重视"人禽之辨"的先河,他在继承和发展孔子思想的基础上,通过"人禽之辨"突出强调人类的伦理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并且使人"最为天下贵也";进而在"圣我之辨"中,主张"圣我同类"、"人皆可以为尧舜",重新诠释了关于人类的最高的人格价值标准。千百年来,"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成为激励人们不断实现道德升华的内在动力。     

自然与宗教的双重存在——对老子之天的考察

老子之天是复杂的,具有自然之天和宗教之天两重性。对于自然之天,老子认为天根源于本原之道,天的特征是清明,天的地位仅次于道,天的价值在于同地一起协助道创生万物,天比万物生存的时间更为持久。基于自然之天的自然性,人只是效法天,以获取生存智慧。对于宗教之天,老子认为天具有主宰性,天主宰人间万事时体现其道德性,这种道德性又体现在天一方面对所有的人"善",另一方面仅对善人"善"。基于宗教之天的主宰性,人们唯有事天、从天,顺应天意,才能获得天的佑护。     

义利之辨:一个纵贯古今的永恒主题

义利观是儒家的价值观 ,义利之辨是儒家的主要哲学命题。它贯穿于整个中国思想史、伦理史、哲学史 ,对中国社会影响至广至深。随着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的发展 ,它的理论形态随之演变 ,义利双方的天平地位也在变动 ,构成了中国义利观史的独特发展规律。     

义利之辨与晚清重商思潮的兴起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近代文明的输入,中国社会各阶层在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变化,作为文化核心的思维模式、认知模式、价值观念也同样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义利之辨"的突破及"本末"观念的转变上。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逐渐被抛弃,"工商立国"观念逐渐确立,重商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兴起。依据相关资料,重点分析晚清时期本末、义利观念的初步变化,或还揭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念近代转型的内在路径与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