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长制助推流域治理的困境及出路

河长制是生态文明背景下为加强河流治理而探索出来的创新机制,党政领导担任河长统筹负责、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合作的治水模式与流域治理现代化的理念相契合。随着河长制的全面覆盖,流域治理正从“九龙治水”的分立式格局向高度统一的整体性格局转变。但立足于现阶段的国情水情,河长制的推行仍面临着法律缺位、组织架构不合理、运行条件滞后及考评标准不明确等难点堵点。为了肩负起新发展阶段推动流域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必须运用法治思维,从立法健全、组织协同、运行保障和考核评价四个方面对河长制进行制度变革,激发河长制在流域治理领域的效能,加快构建现代化治水格局,描绘“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     

数字技术赋能的协同治理——基于“工业固废精密智控预警平台”的分析

作为一个复合性治理问题，防治工业固废污染环境势必要通过创新治理工具，优化治理机制，形成一种价值共识，提升协同治理行动能力。对“工业固废精密智控预警平台”的个案考察，旨在回答数字技术撬动并赋能协同治理的内在机理：一是以信息驱动赋能多跨协同；二是以整体智治赋能跨部门联合行动；三是以“事”为中心赋能“条”“块”协同。在未来实践中，数字技术赋能的协同治理需要谨防技术空转、协同表象和内驱力不足等问题。     

河长制推行中农村水环境治理的 公众参与模式研究

农村水环境治理是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探寻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模式既是对农村水环境长效治理的有益探索,也是对现有政府主导的“河长制”治理模式的重要补充,对实现宏观层面农村公共事务的“善治”有重要驱动作用。依据参与式治理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数字治理理论,按照公众参与程度不同,将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分为决策型、管护型、改善型及监督型四种类型。通过对江苏农村地区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实地调查,深入剖析和比较了四种参与类型所对应的典型参与模式：村庄磋商小组、民间河长、以河养河与互联网+河长制。研究发现：四种模式各有优劣,参与主体及适用条件也不尽相同。公众主体认知强、村两委大力支持的村庄适宜村庄磋商小组模式;治水氛围浓、双河长合作能力强的村庄适宜民间河长模式;市场化程度高、公众经营能力强的村庄适宜以河养河模式;数字化程度高、干群互动频繁的村庄适宜互联网+河长制模式。就农村水环境的善治而言,公众参与边界仍需平衡,只有实现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的有效融合、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的良性互动、正式与非正式途径的适度平衡,才能使河长制推进中持续吸引公众有效参与。     

地方政府水环境治理的协同机制及实现条件——基于SX县水环境治理分析

水环境治理是对环境外部性偏差进行干预的一种方式,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承担着区域水环境治理的基本职责,在应对复杂性环境问题与自我创新导向的协同变迁过程中,形成了常规协同与动员协同、专项协同与整体协同、纵横协同与内外协同、结构协同与程序协同等不同类型的协同治理机制。本文结合SX县水环境治理实践,具体研究水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条件、运行逻辑和基本特点。在此基础上,将水环境治理协同机制有效运转的基本条件归纳为价值引导、公众参与、制度统协和技术支持等方面。     

治理机制泛化——河长制制度再生产的一个分析维度

河长制是一项由地方创新实践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治水方略,在水污染治理中彰显了治理绩效。当前,河长制制度再生产中出现了治理机制泛化现象。不少地方将“长制”模式视为解决突出矛盾和体制机制障碍的通用良方,沿着河长制轨迹出台了很多类似“长制”。河长制本身的示范功能与治理绩效辐射、常规治理机制失灵、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绩增长诉求是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因素。治理机制泛化现象需要加以审视,它可能导致基层政府疲于应付、公众力量被忽视、治理绩效“内卷化”以及“南橘北枳”效应等风险。现代社会治理必须激活社会力量,发挥公众的主体作用。就政府系统本身而言,需要强化科层部门的“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意识,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其治理能力。     

双轨动员与协同治理：专项治理行动中有效动员的机制与策略——基于C市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的实证研究

专项治理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手段，因其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绩效合法性而被广泛运用，后权威时代专项治理面临着“官动民不动”的治理困境，影响了专项治理绩效。基于C市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的田野调查发现：基于科层制层级治理的政治动员和基于社会情理治理的社会动员能有效实现动员，纵向的权威传导与横向的认同建构是双轨动员与协同治理的实现机制，经由双轨动员与协同治理实现了“官动民也动”，提升了专项治理效能，改善了政府与社会关系，实现了社会治理目标。     

跨区域环境治理如何实现“携手共进”?——基于多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跨区域性公共环境议题不断涌现，地方政府在跨域环境治理行动中的横向协同非常重要。从发展差异、政治势能、政策环境、组织载体和治理能力五个维度构建理论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发现跨区域环境治理有“高位主导型”“辐射带动型”和“全面支持型”三条路径。其中政治势能是跨区域环境横向协同治理的必要条件，通过释放政治压力和晋升激励，形成驱动集体治理行动的约束力量。政策环境和组织载体为充分条件，提供集体治理行动所需的合作空间和行动载体，共同为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供给约束规则。发展差异需要同具体条件组合而影响协同效果。在强制约束力量和完善规则交互作用下，跨区域治理主体间能携手迈向协同共治。对揭示区域环境横向协同治理内在逻辑，探索更优环境横向协同模式具有积极意义。     

“十六字”治水方针与南水北调中线受水区后续高质量发展研究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进入后续发展阶段，如何充分发挥水资源对受水区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尤为重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十六字”治水方针是针对现实水资源、水生态和水环境状况等新型水问题的科学治水思想，是新时代水生态建设的指导思想。就生成逻辑而言，马克思主义治水观和中国传统治水文化是它坚实的理论基础；历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的严酷考验；习近平总书记的创新凝练更增强其针对性和指导性。在南水北调中线受水区高质量发展中，“十六字”治水方针能够有效提高水资源的利用、配置、治理和运营能力，充分发挥水资源对受水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作用。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创新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充分调动生态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的治理热情,协调多方要素,才能形成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合力,实现“政府主导—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模式的稳健运行。实现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必须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政治博弈中寻求动态平衡,完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公众参与机制,使公众在参与中升华生态文明情感,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反馈机制,有效推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与公众生态意识提升两者之间的优化与平衡。建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监督机制,通过政府监督、企业监督和公众监督,以有效保证环境决策的有效贯彻实施。优化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传播机制,有效运用现代化传播话语体系,实现生态文明传播者与公众之间信息的互动共享,提升生态文明传播的实效性。健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律保障机制,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治保障“制度链”,为促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司法”之路。     

党政统合治理何以助推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升?——基于陕南Z县的实证考察

乡村治理有效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乡村处于国家行政权力与基层自治权力的结合部,决定了乡村治理在实践中呈现为一种超越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超常规治理方式。基于陕南Z县党建引领“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实践案例,本文从党政互动与组织协同、任务发包与压力下沉、力量动员与资源整合等维度构建党政统合治理的分析框架。通过强化党委和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统合关系,运用领导小组机制、指挥部机制、中心工作机制等治理手段助推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升。研究发现,党政统合治理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具有高位推进下党政部门虚实结合与权威嵌入下组织机构条块统合的组织优化逻辑、“办组系统”结构下治理资源跨层级整合与联席会议制度下治理要素跨部门协同的资源协统逻辑、压力型体制下党政干部组织动员与政治激励机制下基层群众社会动员的激励约束逻辑。这为重新认识党委和政府在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角色与解释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的实践样态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视角与研究理路。     

宪政视野中的社会协同——基于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问题研究

社会协同是宪政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宪政视野下的社会协同具有治理、价值、技术、过程等不同内涵,它是指政府与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的治理模式.社会协同与城市基层治理和社区建设的联系最为密切,社会协同可以在民主和秩序两方面推进宪政价值的实现,改革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可以从制度建设上落实宪法的权威,推动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实践从政府全能向社会协同转变.     

协同治理视域下普惠托育服务多元供给路径探析

协同治理理论倡导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引入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等多个组织,进行跨组织机构的整合提供多样化服务,这一理念与“增加生育政策包容性”“普惠托育服务扩容”的发展思路不谋而合。通过协同治理视角分析南京市托育服务的多元供给路径后发现,托育服务呈现出社区嵌入式、幼儿园下延式、育幼合作式、协作联盟式等多种形式。但是也存在着托育服务政策体系有待完善、多元主体协作关系有待理顺、托育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高等问题。促进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需要形成多元协同供给的整合发展路径,可以通过完善托育服务政策体系、理顺多元托育主体协同关系、有效提升托育资源使用和配置效率的方式实现。     

河长制对村域河流治理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基于江苏、湖北、宁夏三省(区)106个村庄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构建反事实框架,实证分析了河长制对村域河流治理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河长制显著地提升了村域河流治理的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而对经济绩效未产生显著影响,且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河长制对村域河流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依地理区位、村级河长权威、河长制推行时间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机制分析发现,河长制可以通过增强激励问责、提升环境规制与促进公众参与三种渠道影响村域河流治理绩效。上述研究为河长制全面推行这一主题提供了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也为增强河长制在末端场域的治理效能提供了政策启示。     

政策协同视角下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脱贫攻坚已取得全面胜利,“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当前阶段的重要任务。两者的跨界复杂性和多元综合性决定了其衔接过程需要多方面协同发力。从政策协同视角来看,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衔接与协同理论相契合,其政策供给目标、政策供给方式和政策供给内容等方面在多个维度和层级都具政策协同性。因此,以政策协同为分析框架,从政策协同的内容入手,做好产业发展、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从政策协同的方式入手,统筹推进纵向协同与横向协同;从政策协同的机制入手,构建好结构性机制和程序性机制,以此探索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路径。     

治水与治国——治水派学说的新经济史学演绎

以马克思—魏特夫—黄仁宇为代表的“治水派”学者的观点,是有关中国为何两千多年前走上大一统的一种有影响力的学说。利用交易成本经济学方法对该学说进行演绎,指出中国在文明早期,由于治水等跨区域公共事务供给面临高昂的合作成本,驱使国家治理利用纵向的行政控制代替横向的政治交易,以较高的管理成本为代价换取合作成本的节约,由此导致了大一统体制及其自我强化特性。提出有关中国“大一统之谜”的三个重要命题:大一统体制的形成是节约交易成本(合作成本)的产物;大一统体制的运行有降低交易成本(管理成本)的强大动力;大一统体制的解体是由于不能有效制约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合作成本)的上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管理成本和合作成本的相对变动决定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结构有从单一制向联邦制调整的趋向。     

略论熊希龄治水

熊希龄致力于治水达三十余年,对东北、江苏、湖南、顺直等地水患治理都有深入的研究,从事治水规划时间之长,提出治水方案之多,为近代罕见。他总结中国古代治水经验,借鉴西方先进技术和方法,形成了完整的治水理论和思想,并具有可行性。他躬亲实践,领导顺直五河水患治理达十余年,其治标工程、治本工程颇有劳绩。但由于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国运不昌,熊希龄的治水宏愿与才华未能充分施展。     

嵌入式协同: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的联动 ——以S社区为例

随着"后单位时代"到来,"单位制建党"封闭式的管理单位已经无法与开放的社会结构相契合,需要变革党建方式为基层治理赋能.基于对北京市S社区的考察发现,S社区通过独创的"育网式"工作法协调支委关系、整合社区内部各要素培育社区自主性发展根基,实现结构性嵌入.通过党组织的指引作用与党员的带头作用,辅之以多元化活动的开展让基层党组织更好地协同各方利益点,使社区拥有自组织性集体,实现功能性协同.通过"结构性嵌入"与"功能性协同"实现各种要素的整合,构建管理与服务秩序,体现出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嵌入式协同"的新型治理模式.     

“双碳”目标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法制保障体系之重塑

随着“双碳”目标战略的实施，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新时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实现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必由之路。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调整升级意味着与之相对应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也要随之调整和升级，以满足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治需求。受制于时代背景和立法目的的局限，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法制体系存在诸多不足，没有将“降碳”问题纳入其中，与“减污”问题作整体考虑和协同安排。应以《宪法》规定的“生态文明”“新发展理念”“美丽中国”等法治思想为指引，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目标融入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目的性条款，从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增强主体责任原则出发，夯实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防控的制度基础，重构以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总量协同双控、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中央环保督察、协同管理体制等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探索制定《碳中和促进法》,并对《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进行修改，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理念融入其中，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提供法律依据，为实现协同增效提供制度保障。     

华夏文明始于治水

禹会诸侯于涂山 1 是中国历史进入文明社会前夜的全面、系统地治理洪水之始。禹治水能将散沙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万国”氏族部落联系在一起 ,并根据治水需要不仅发现、培养治水社会需要的骨干人物 ,而且还将治水组织演变为具有能为治水打仗、能为治水斩杀的准军事队伍性质 ,进而能划分全国为九州、列出贡赋项目的具有国家政权雏形性质的职能。同时 ,平治水土成功带来生产大发展、人们思想大解放。这些均为大禹涂山之子启冲破天命 (益 )的禅让制而世袭王位 ,建立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拉开了序幕。     

生态治理“简约化”的实践与反思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以河长制为典型的分层级行政责任制的自然资源治理方式成为典型方式，并且在其他自然资源领域也开始实施，呈现出一种“简约化”治理的特征。从自然资源产权角度比较河长制与林长制的实施，认为不同的自然资源因其产权结构的差异，在治理机制的适用上往往会有不同，简单借鉴河长制形式来治理森林资源会出现“空制度化”的现象。在此基础上，认为应重视自然资源的产权复杂性，实施多元的国家、市场、社区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