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公域”治理困境及中国的治理话语权建构

由于现有全球公域定义的不合理,导致国际社会在面对全球公域治理时出现了诸多思维困境,而这些思维困境又严重阻碍了有效的全球公域治理行动。与此状况相应,中国在全球公域治理中的实际行动与话语能力也出现严重不相称的状况。面对这种情形,提出符合全球化时代特征的更为合理的全球公域观和治理理念,对于克服现有全球公域的治理困境,实现人类有效利用全球公域,对于改变中国在全球公域治理中的不合理地位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全球公域与美国巧霸权

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及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对美国霸权体系造成严重冲击。为此,美国理论家近年提出全球公域论,将环境资源的全球公域概念加以引申,使其内涵从全球公地、人类共同财产、人类共同遗产拓展到人类共同关切事项,外延从国际法延伸到国际安全与全球治理领域,试图将"全球公域"打造为国际秩序新概念,既要达到让新兴国家分担国际责任又不容许其分享全球领导权的目的,在削减费用的同时又能维护好美国的核心利益和领导地位,实现美国霸权从"霸权稳定性"到"霸权可持续性"的转型,追求"巧霸权"。形成中的全球公域理论与美国全球公域战略对国际体系将带来一系列挑战,值得我高度关注。     

百年大变局下全球信任赤字治理的现实挑战与中国路径

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资本空间扩张、全球化实践主体力量转换、全球秩序深刻演变、全球规则体系效能衰退推动了全球信任赤字的扩大,信任赤字呈现理性选择信任积累不足、情感选择信任持续弱化、道德选择信任发展曲折等特点,全球信任赤字治理迫在眉睫。然而,西方零和思维、全球意识淡薄、信任机制羸弱、舆论环境恶化等为信任赤字治理带来了挑战。面对挑战,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主张通过积极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入拓展信任建设新内涵、推进多边机制的效能与民主化、塑造可信的国家形象等来推进全球信任赤字治理。     

全球公域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以人类共同利益的变化为标志,全球公域及其治理体系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在西班牙与葡萄牙主导的早期海洋治理阶段,人类共同利益处于缺失的状态;在海洋自由进入与主权封闭阶段,国家间共同利益的出现,向着全球公域中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全球公域扩展阶段,极地问题凸现了人类共同利益的亟需性;在全球治理阶段,人类共同利益在全球公域中得到进一步扩展,并内嵌于全球公域治理之中。尽管人类共同利益观念在全球公域治理中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全球公域治理依然面临困境,这种困境的背后是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协调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协调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并最终为构建全球公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增进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提供了新的路径:首先应降低目前大国之间在公域领域的权力斗争势态,将国际组织建设成为全球公域治理体系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其次应通过强调共同利益,寻求新的全球公域治理路径;再次,应构建公域治理的责任共同体,促使民族国家及其公民的全球主义转向;最后,迈向"人类公域"这一全球公域治理体系的理想图景。     

试论全球治理下国际法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威胁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发展。全球治理理论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综合管理世界的模式。国际法作为调整国际关系和维护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法律规范和制度,其参与全球治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是实现全球治理“善治”和“法治”的必然要求,全球治理离不开国际法的法律规范作用。同时,全球治理对国际法的主体结构、调整范围、国家本位观和国家主权原则等方面提出了挑战。因此,国际法只有积极调整并适应到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中去,才能实现国际法和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动发展。     

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现实挑战和实践路径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满足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共同富裕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述,阐明了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各个方面的共同富裕,是全民共建的共同富裕,是实事求是的共同富裕。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面临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收入分配格局不够合理、现代社会治理难度加大等现实挑战。在新发展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就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措并举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兼顾公平效率的分配制度体系,积极借鉴吸取他国经验教训,不断取得推动共同富裕的新成就。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全球公域环境治理的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不仅针对国内环境问题,而且适用全球生态问题。全球公域是全球互联互通的重要区域,也是人类资源、环境乃至军事活动的重要场域。它的范围远远大于主权国家的领土在地球上所占的面积。尽管其对全球繁荣、权力和地球的健康意义重大,然而这一领域缺乏强有力的全球机构来进行管理。全球公域的环境治理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新的技术和行为体的涌现考验着国际社会的治理能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具备的思想内涵和品格从多个方面指引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公域环境治理,积极提供全球生态公共产品,并为全球公域环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     

习近平关于全球治理重要论述的现实背景、核心理念与实践向度

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之下,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局势呈现新的特点,全球治理再次面临深刻考验。对习近平关于全球治理重要论述的考察,有助于理清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逻辑思路,也有益于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展现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该论述蕴含着对国际局势的深刻把握：从原有治理结构看,西方大国在全球治理中领导力缺失;从治理力量看,美国遏制中国引起中美关系之变,成为影响全球治理的不稳定因素;从外部治理环境看,机遇与挑战并存,新一轮科技革命将改变全球治理力量对比,同时新冠疫情风险叠加了全球治理的脆弱性。面对这样的国际变局,习近平将“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理念运用到全球治理当中,从以多边主义增进有效国际合作、积极打造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推动科技自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助力疫后世界经济复苏等方面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实践路径。     

全球治理中气候环境资源面临的“公地悲剧”——基于国际法视角的对策分析

在全球治理深入开展的背景下，全球公域问题正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全球气候环境资源作为全球公域的一部分，也正面临着严重的“公地悲剧”。全球气候环境资源开发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缺失和国际社会主体责任与实践的不规范，导致气候变暖、碳排放量超标等一系列严重危及人类自身生存安全的环境问题频发。全球公域问题作为全球治理的一部分，也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其中。在当前以国际法为规则秩序的国际框架下，可以从国际法制度规范层面、责任划分层面、主体实践层面进一步丰富完善国际法体系，为各国有效参与全球气候环境治理，提供多边协作平台和行为规范准则，同时也要正视国际法在解决全球气候环境资源所面临的“公地悲剧”问题中的成效有限性。     

全球治理变化与中欧合作拓新

21世纪以来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复杂的结构性变化,全球议题的类型谱系扩散且严峻程度走高,全球治理局部实践模式及层级趋于弱化,部分主要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及意愿发生逆转并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需求转向,这些变化将在根本上重新塑造国际关系及大国外交。作为引领全球化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中国与欧盟的内部发展及外部关系均面临着转型与调整的客观需求。全球治理变化对于中国与欧盟而言具有多重影响,它既是推动中国与欧盟开展政策调整的外部动力,也是构建新型双边关系的重要契机。作为当今世界至关重要的两大力量,中国与欧盟需要全面认知全球治理变化的深刻内涵,并在探索发掘其中机遇的同时构建持续而稳定的中欧战略合作关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接触与融合,可以实现中欧全球治理战略的复合对接、强化中欧双边关系的战略自主、深化传统及新型领域的战略合作,并为全球治理贡献必要且关键的动力支持。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对我国的挑战与对策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面临严峻的挑战,全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将对我国的和平发展形成新的严重制约。国际社会在减排义务分担方面要体现"公平发展"的原则,尊重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能源消费的特点及变化规律,要全面权衡和正确把握适应、减缓和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我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完全一致。我国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到2020年,GDP的CO2排放强度可比2005年下降40%以上,为全球减缓CO2排放做出积极贡献。     

全球能源安全治理:风险挑战、国际合作与中国角色

能源安全是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目前,全球能源安全治理面临着供应冗余与生产失序、南北差距扩大与运输风险上升、能源消费不振与美国保守主义回潮的风险和挑战。因此,国际社会亟需加强应对这些问题的国际合作。然而,目前既有的能源安全治理平台与行动框架呈现出发展不成熟、区域化趋向和偏重消费方的实际不足,导致实践进展迟滞、参与主体有限、运行机制不畅的发展困境。21世纪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能源安全治理,并为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中国需要在继续维护本国能源安全的基础上,引导全球能源安全治理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实现自我革新。     

新冠疫情下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造成历史性打击,但也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国际合作在应对疫情和促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推动了新治理需求,疫情相关的问题涌现突出了网络空间治理议题的新重点。同时,人们探索和适应新兴技术的步伐也得到加快,新技术将成为重要治理手段。但疫情之下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网络空间大国的激烈博弈使国际合作意愿不断受挫,网络安全、逆全球化等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议题的复杂性不断加强,而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效用却未能充分发挥,并且在新技术部署等方面,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显露出明显的滞后性。新冠疫情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为国际社会与我国更好推进这一议程提供可探讨的方向。     

提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现实挑战与对策

新形势下,提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切实推进依法执政的必然要求。面对领导干部法治信仰与法治思维欠缺、法治方式运用不足,领导干部法治能力建设的长效机制不健全等现实挑战,要想切实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除了领导干部自身要通过学习与实践强化法治能力外,还应该积极构建提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长效机制。     

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由全球化所引发的全球性人类困境问题使传统民族国家政府行为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全球性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由此兴起。西方理论界在多个维度上探讨关于全球治理问题，涉及到民族国家主权、公民社会、世界主义民主模式、文明与文化等诸多方面。同时，各国政府、联合国等国际机构、跨国公司以及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等也纷纷转变传统的行为模式，为全球治理的实践发展作出了重要的探索。     

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赤字”与中国的对策——基于全球公共品的视角

尽管数字贸易这一新兴贸易形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这种公共品却呈“赤字”状态。从需求角度看,数字贸易迅猛发展所产生分歧与争端的加剧及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客观推动,增加了对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需求;从供给角度看,WTO半缺位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供给,多边贸易协定的竞争化及碎片化,使得数字贸易治理的供给相对需求而言,处于“赤字”状态,这源于全球数字贸易大国在相关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且无法达成共识。应对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赤字”,我国要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法律制度,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数字贸易治理,管控、协调好与主要数字贸易大国的矛盾与分歧,促进我国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健康发展。     

“后巴黎时代”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构建: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在"后巴黎时代"开启的全球气候治理新阶段,各国(集团)围绕《巴黎协定》中减缓、适应、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核心目标展开的激烈博弈将引发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重新分配。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体现负责任大国担当,中国需要根据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内涵,认识和把握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制度性、科学性和道义性三个维度构建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实现从参与者向引领者的重大转变,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气候机制和全球气候治理秩序。中国构建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必须立足于自身实际,从维护本国利益出发,兼顾全人类共同利益,以中国特色语言所表述的话语体系塑造相应的领导创设国际气候谈判议题、国际气候机制及其主要原则的能力,增强提供科学数据支撑的能力,以及向他国示范和援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