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蒙书的起源及其与家训、类书的关系——以敦煌蒙书为中心

本文以敦煌蒙书为中心,主要探讨了蒙书的概念起源、演变和争论,认为"蒙书"概念形成于唐宋之际,主要面向童蒙(适龄儿童及部分少年),家训则主要面向包括少年儿童在内的整个家族成员,类书则不分年龄对象。蒙书主要着眼于儿童,强调启蒙功能;家训着眼于全体家族成员,重在训诫;类书不分读者年龄、身份,注重编撰方式。敦煌蒙书的认定应采用蒙书的广义概念,通过多种相关方式来判定。笔者认为敦煌本《太公家教》等"四部家教"的题名已突破了"家训"一宗一姓的限制,面向天下百姓子弟,虽有"家训"性质,实为蒙书。敦煌本《语对》《文场秀句》等语词类、《兔园策府》等属文类、《事林》《事森》等故事类不同种类的类书,从使用角度来看,主要用作童蒙教育的常用书目,实为蒙书。本文借助部分敦煌蒙书兼具家教、类书的特征,探讨三者之间的交叉性,及其与家训、蒙书的异同,从而为正确判定蒙书的性质提供帮助。     

女书与女性教育

女书的学习和传承,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活动。女书,由女性创制,为女性所专用,由女人传给女人,长辈传给晚辈。因而,女书的学习和传承具有明显的性别特征,它与女性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论女书及女书文化的保护原则及其应用

女书及女书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的性别文字和性别文化,对于它的保护除了应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般原则外,笔者认为,还应要特别遵循"文化基因、伦理关怀和在地化"三项原则,只有将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体相结合,才能实现女书及女书文化的活态传承和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价值转换。     

论中国古代的习字蒙书——以敦煌写本《上大夫》等蒙书为中心

习字蒙书是古代童蒙教育的重要教材。先秦至六朝,字书因书体演变较快而频繁出现,唐代后,基本书体的稳定使新字书的出现减少。近代流行的《上大人》蒙书始见于敦煌写本《上大夫》,且见引于晚唐文献,可知其起源于唐。其内容在宋元又小有改、补。宋明人解其文字为言儒门之事,附于其后而并行的《上士游山水》、《王子去求仙》诗,则言道门之事;蒙书的思想是儒道结合的。而且,为勉励学童,蒙书中还有“立行方回也,文才比仲壬”的励志性诗句。明清人对此蒙书的文字之意多不能解,但此蒙书又从唐到清末,一直盛行于民间;它在意义失落的情况下而能流行久远广泛,正体现其作为小传统的“长时段史”或“无意识史”的事物,有变化极慢的特点。     

论民国初年女子教育宗旨的转换和开放大学“女禁”

民国初年,在共和政体的支持和自由民主理念的支配下,"德智体美"并重的教育宗旨取代了"良妻贤母"的女子教育宗旨,有力地推动了女子教育的发展和进步.新文化运动强力宣传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教育方针,营造女性为自身事业、为国家前途接受教育的舆论氛围,促使女子教育宗旨摆脱了由于封建复辟思潮影响而一度向旧传统的回归.日渐扩大的知识女性群体不断呼吁大学开放"女禁",并最终获得社会承认.大学开放"女禁"是女性形式上获得完整教育权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教育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江永女书的实地调查与新媒体传播的研究报告

2012年8月,湖南商学院女性研究中心的学生走读江永女书文化小组走访了女书流传地的二十五个村落,实地调查发现女书的流传范围在急剧缩小,懂女书的人数也在剧烈下降。由于受到多方面影响,女书的挽救与保存面临巨大的挑战,将新媒体传播引入女书的传播模式之中,以突破地域限制、资金困扰等客观因素的阻挡,是保存并传播女书文化的一种可行途径。     

中国古代女教读本的演化及其对现代女性教育的启示

中国古代女教虽然是封建礼教对女性迫害的产物,但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仍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其读本精华与糟粕共存,对当今社会的女性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女论语》与唐代后期知识女性的家庭伦理思想初探

《女论语》是唐代贞元年间宋若莘、宋若昭姐妹写的一部关于女子行为规范方面的书。这部书反映了她们对妇女家庭角色的伦理定位 ,是唐代后期知识女性家庭伦理思想的缩影。透过它 ,可以了解有关唐代的女子教育、唐代后期妇女地位的变化以及唐代政治的某些情况。其中的有些内容 ,在今天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唐代西域史研究的创新与拓展——《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评介

刘安志先生论文集《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2011年2月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共收入16篇论文。其中既有宏观的新认识,如《唐初对西州的管理——以安西都护府与西州州府之关系为中心》、《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高宗咸亨年间的西域政局》。     

日本实践女学校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实践女学校清国女生部的创立,首开日本教育界正式招收清朝女留学生的风气.许多中国女子在国内女学尚未兴起之际,就读于该校,接受师范或工艺科教育.她们学成回国后,或从事师范教育,或创办女报,或成立妇女团体,倡导女权运动,有的甚至组织参与革命派活动,对促进近代中国女子的觉醒、培养中国妇女界的精英以及对近代中国女子的启蒙教育等方面,有深远影响.     

学而不厌:明清成年女子的家庭文学教育

明清时期成年女子的家庭文学教育表现为两种活动形式:一种是自觉的个人学习,即成年女子出自于内心的需求和个人的兴趣,耽于文史,自学自修,从而主动地掌握、不断地提高文学知识和技能;另一种是成年女子家庭成员之间的互教互学,吟咏唱和,互相切磋,从而使每一个参与文学教育活动的成员都得以掌握和提高文学知识和技能.在明清时期,与成年男子的学校文学教育相比较,成年女子的家庭文学教育体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它是一种纯粹"兴趣至上"的学习活动,呈现为"快乐学习"的教育情境;它还是一种纯粹审美化的生活形态.呈现为"审美活动"的教育情境.     

孤独、坚韧、美丽的女子赞歌——《孤独的割麦女》与《惠安女子》比较

《孤独的割麦女》和《惠安女子》两首诗歌分别呈现出一“动”一“静”的画面,虽然两者在文本表达上存在诸多差异,但主题趋于一致。通过对华滋华斯和舒婷两人的创作背景和生活经历的探讨,不难发现两人、的诗歌之所以能达到诗中有画、画中有歌的艺术效果,乃是由于他们对女性都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悲悯情怀。     

唐代西州的私学与教材--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二

西州的私学资料可以丰富我们对唐代私学教育的认识 ;西州的教材在与中原内地保持一致的同时 ,也具有一些“地方特色” ,这些特色的形成有些可能与高昌国的文化传承有关 ;由于西州的偏僻与落后 ,西州教育的总体水平不高。     

教会女校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

在中国女子教育史上,教会女校起了开先河的作用。传教士为“宣教”的需要,克服重重阻力,积极倡导女子教育,创办女子学校,资助女子出国留学,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客观上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女神与女从——中国文学中女性伦理表现的两极性

在女性主义视阈下研究中国文学应注重其民族特色。儒家文化精神为主导的女性伦理,是中国女性历史上主体位置缺席的“元凶”。然而,儒家伦理之于女性又呈现二律背反现象。儒家伦理的妇德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儒家伦理中的孝道在中国“母性崇拜”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又将作为母亲的女性推到社会主体文化表述者位置。这形成中国女性处境不同于西方女子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女神”般的母亲形象与处于男性附属地位的“女从”形象两极化表现的缘由。它导致中国女性在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解放的自觉性方面整体地迟钝于西方女性。     

试论清末民初女子教育与职业女性群体的形成

清末民初,在教会女学的刺激下,中国女子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伴随着女子教育的大力开展,女性逐步进入社会,从事医学、教育、编辑、革命等职业.20世纪末中国的职业女性群体基本形成,她们成为了中国女性启蒙的先知先觉者.     

从教育与婚恋传奇看唐代文人的转型

唐代官学私学较为发达,教育普及程度较高,大大提升了社会文化思想的活跃度。文人们在盛衰之变的历史境遇中,眼光向下,主动担当起地方教化的任务,向后世的乡绅角色转变。     

试论艰苦奋斗与大学生的消费伦理教育

当代大学生面对繁华的都市生活 ,出现种种非理性的消费行为 ,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大学生的消费伦理教育理应成为高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影响他们的消费观念 ,从而引导他们正确的消费行为 ,培养大学生艰苦奋斗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