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三产融合的驱动因素与实现路径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是引领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农村产业融合政策的逐步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引领带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的规模化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与农产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为农村三产融合奠定了坚实基础。梳理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内外部驱动因素,探讨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提出农业产业链延伸融合、农业多功能拓展融合、经营主体主导融合、产业集聚融合等模式,并从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产业融合联结机制、完善产业融合服务体系等层面提出具体对策。     

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探讨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促进农村发展、农业转型升级和农民增收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我国现代农业经济体系的有效路径。降低交易成本、创新驱动、消费结构变化、政府政策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力。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产业融合进行的多种形式的分类有助于认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内涵。用分工理论审视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必须围绕"农村"展开,坚持从技术融合走向产品融合,把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诞生作为发生融合的标准。推进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可采取以下措施:在农村打造出优势主导产业;培育多元化的融合主体;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建立与农户利益紧密联结的机制等。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价值逻辑关联及协同路径选择

实施乡村振兴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战略是补齐农村农业发展短板,构建现代化农业经济体系,立足中国大地助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一极。乡村振兴战略与三产融合发展存在着在农村农业发展、国家战略、国际经验三重维度上的价值取向趋同,乡村振兴的基础在产业兴旺,产业兴旺的出路在三产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协同推进,必须遵循"创新、协同、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可以在协同动力、协同主体、协同引擎、协同保障、协同基础五个方面进行路径选择。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内涵要解、发展现状与未来思路

“三产融合”是指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农业与农村第二第三产业之间通过融合渗透、交叉重组等方式形成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新型农业组织方式和过程。“三产融合”的关键和核心是“融合”,其根本目的是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民福祉持续增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三产融合”是农业产业化的高级形态和“升级版”。近年来,我国“三产融合”呈现出融合主体多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持续快速发展、利益联结机制日趋紧密的良好态势,“三产融合”发展日益成为农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构建“三产融合”发展体系,要培育、发展壮大多元化融合主体,强化各主体独特作用;创新发展多类型融合模式,促进不同模式共生协同;打造平台载体,促进“三产融合”集聚集群发展;健全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形成“三产融合”利益共同体;完善支持政策,促进“三产融合”可持续发展。     

农村“三产”融合紧密型利益联结：主要模式与机制构建

农村“三产”融合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关键路径，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是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关键。当前农村“三产”融合典型利益联结模式主要有以合同为纽带的契约型、以合作社为中介的合作式、以要素融合为特征的股权制三种模式。现有模式不能有效兼顾农村“三产”融合各主体的利益，尤其是小农户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河头镇股份经济合作社联合社的案例表明，股份合作社联合社在平衡农村“三产”融合各主体利益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先进性，是农村“三产”融合紧密型利益联接机制的有效载体。     

“三权分置”下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的赋权实践及振兴路径——基于晋江市典型村庄的实证分析

“三权分置”下不同类型村庄如何形成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路径,进而与乡村振兴目标有效衔接是有待探究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通过构建多主体赋权与“经济-社会-治理”制度绩效的综合分析框架,选取晋江市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和特色保护类三种不同类型的村庄进行案例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城郊融合类村庄探索出的住房抵押模式,通过使用权财产权能的规模经济效应释放推动村庄更新,并以宅基地功能转型的作用机制形成多产业融合的产业振兴路径;(2)集聚提升类村庄通过“旧村改造”实现环境宜居建设,呈现出地权集体化与共同利益塑造的乡村秩序,形成强组织统合的组织振兴路径;(3)特色保护类村庄基于资源禀赋推进宅基地入市改革,构建的使用权市场交易机制降低了交易费用,并形成“村集体-市场”共建的产业与文化振兴路径。不同类型村庄在内外部要素与制度赋权的互动机制下,构建了差异化的产权配置形式与实施机制,进而形成与乡村振兴目标耦合的盘活利用路径。     

基于“产业融合”理论的低碳旅游业态创新路径研究

产业融合催生旅游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绿色经济呼唤低碳旅游业态发展创新。产业融合与低碳旅游已成为实现旅游业转型升级、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由此产生的低碳旅游新业态,必将深刻而全面地引领旅游业跨越式发展。"低碳旅游业态"是以低碳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线,借助旅游业内部以及与一、二、三产业的不同融合方式,提供的具有良好低碳导向、低碳技术和市场竞争力的各类旅游产品和服务形态的总和。"产业融合"的低碳旅游业态创新路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旅游与第一产业的融合,营造低碳旅游环境;二是旅游与第二产业的融合,发展低碳旅游设施;三是旅游与第三产业的融合,创新低碳人文业态;四是旅游业内部"吃住行游娱购"六要素的融合,创新低碳旅游消费方式。     

现代农业发展的耦合协调性研究——基于湖南省农村产业融合分析

本文旨在以湖南省为例研究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现状,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湖南省2000-2018年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研究发现,湖南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由最初的中级失调发展为初级协调,期间依次经历了以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旅游业为驱动产业的磨合发展、自发融合和深度融合发展三个阶段。全国范围来看,山东、江苏、广州三省的农村产业融合达到了中级协调水平,位于我国前列。本文选取与农业关联度较高的二、三产业,构建了三产间耦合协调度模型,更全面的反映了湖南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现状。     

重庆市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策研究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助于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当前,重庆市推进产业融合面临着产业布局不合理、配套政策不健全、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资金支持力度不够大等困境。为破解农村三产融合中面临的难题,文章在梳理日本、法国等国家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成功经验基础上,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出发,提出培育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营主体、推进农村产业纵深发展以及做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保障等政策建议。     

金融科技促进了农民增收吗?

促进农民增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当前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本文基于我国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探究金融科技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机制分析发现,金融科技通过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与农业服务业发展等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路径积极作用于农民收入增长。同时金融科技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存在动态非线性关联。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接入水平相对较高省份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省份的金融科技增收效应更强。为更好发挥金融科技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带动作用,应进一步推行差异化的金融科技支持政策,打造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支撑点,强化农村金融科技发展的人力物力保障,夯实农村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的基础。     

农村发展：科技、金融与政策——2009“杨凌国际农业科技论坛”综述

作为一个高层次的学术论坛,2009＂杨凌国际农业科技论坛＂于2009年11月1-3日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奥地利、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17个国家的133名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参加了本届论坛。本届论坛以＂农村发展：科技.金融.政策＂为主题,安排主旨发言15个、分组报告61个,与会中外专家学者紧密围绕＂农村金融市场与组织创新＂、＂农村环境保护＂、＂土地综合利用与管理＂、＂水资源综合管理＂、＂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与服务＂、＂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等主题从微观、宏观层面对如何通过科技、金融和政策的创新,推动农村进步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讨与交流。本届论坛的一致共识是：科技与金融是当今世界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关键要素,制约当今农业与农村发展的瓶颈因素是科学技术及其应用。要促进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大力研发和推广农业科技以及解决农户融资难的问题,构建现代农村金融体系。     

农村信贷:现状、问题与对策

农村金融市场主要依赖于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供给远不能满足现有的金融需求。因此,增加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遏制邮政储蓄对农村资金的抽取,加快信用社的改革,放开对民间金融的管制,对农村金融机构提供优惠的扶持政策,是缓解农业、农村和农民贷款难的必然选择。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乡村治理:主体、模式及其关系

从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缺失和资源匮乏的现实出发,讨论了承担乡村治理主体应是知识型有朝气有眼界的农民,其作为新农村建设的责任主体与义务主体地位的重要性与可行性。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须基于统筹城乡背景下,加强乡村治理的主体体制与制度建设,通过体制重构与制度创新,调动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通过进一步的户籍制度改革与保障制度建立,实现对农民工的留城或返乡分流的激励与保障制度。研究结合江苏的实际状况,探讨了乡村治理模式,提出了苏南治理模式与苏北治理模式的构想,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治理模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也存在着质与量的差别。不同的乡村治理模式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有着密切关系。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信贷约束与农信社小额信贷——基于对江苏睢宁县的农户调查

本文基于对江苏省睢宁县337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广义三阶段回归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现阶段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的信贷约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农户信贷需求缺口以及正规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对缓解农户信贷约束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样本地区1/3以上的农户受到了信贷约束,其中信用等级评定的农户还款能力、信用社对担保人的要求等因素对农户信贷约束具有显著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农信社)小额信贷的实施显著减少了农户(除最低收入农户)受到信贷约束的可能性,因此,欠发达地区实行的小额信贷对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有着积极的作用.     

Urban versus Rural: Fertility Decline in the Cities and Rural Districts of Prussia, 1875 to 1910

Marital fertility in 54 Prussian cities and 407 Prussian Kreise (administrative areas) is analyzed using unusually rich and detailed socio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data from eight quinquennial census between 1875 and 1910. Pooled cross-section time series methods are used to examine influences on marital fertility level and on marital fertility decline, focusing particularly on fertility differences according to level of urbanization. Increases in femal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and income, the growth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communications, improvement in education, and reduction in infant mortality account for most of the marital fertility decline in 19th century Prussia. In 1875, rural and urban fertility were similar but by 1910, urban fertility was far lower than rural in part because the values of some of these variables changed more rapidly in the cities, and in part because some of these variables had stronger effects in urban settings.     

新乡贤与乡村慈善:资源整合、项目对接与激励机制创新

新乡贤是实现中国乡村振兴目标的重要社会资源,尽管不同地区新乡贤群体由于结构不同导致其社会功能存在较大差异,但乡村慈善功能应是各地新乡贤最基本、最主要的社会功能。乡村慈善也是当前中国乡村发展面临的最大短板,急需外部新资源注入推动。只有对中国新乡贤资源进行合理整合,搭建合适的平台实现新乡贤资源与乡村慈善项目的有效对接,积极创新激励机制鼓励新乡贤参与乡村慈善,才能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新乡贤资源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改善乡村生产与生活条件,助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内源性农村发展模式：实践探索、核心特征与反思拓展

传统外源性农村发展的现实困境激励了内源性农村发展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强调发展的内源性潜力、倡导开放性的区域经济、追求可持续性生计、注重地方民众的自主参与以及构建民众的区域认同是内源发展的核心特征。不过,内源性农村发展模式面临内部和外部“双重合法性”的挑战。内部而言,理论基础的模糊性问题、地方行动者的利益分歧问题以及持续性的动力学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外部来讲,外源性发展和内源性发展的“理想型二分法”被广为诟病,如何妥善处理二者关系考验着其理论张力。实践越来越表明,由于农村地区受到地方化和全球化双重趋势的影响,外源性发展和内源性发展在实践中并不相互排斥,地方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本土与外来的“内外融合”,关键是发展过程中如何有效控制本土和外部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寻找到实现农村发展目标的合适且有效的操作性方法。     

乡约、习惯法与闽南乡土社会

描述明清时期乡约制度在闽南乡土社会发生的若干状况、闽南乡土社会关于乡约“合理词讼”及其适用的民间习惯法的历史记录和历史记忆。可以看出,“闽南乡土社会”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泛指闽南文化覆盖的闽、台等地的闽南语方言区之乡村社会。     

市场化进程中的国家与乡村：实践与反思

乡村社区在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从乡村发展的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成为乡村复兴的重要因素,而市场力量的深入推进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部分乡村社区的相对衰落。对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乡村社会来说,虽然市场的激励作用不应被忽视,但国家肯定是防止大规模市场化过度侵蚀乡村的重要力量。随着市场的兴起,尽管乡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多元力量共同作用的格局,但国家仍然在乡村资源汲取中保持着独特优势。国家的两种形象不但使国家在整个改革进程中从乡村获取了大量资源,而且为化解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冲突留下了空间。因此,国家亟待反思自身在干预乡村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充当的角色,注意干预的向度、内容与限度,并能够从乡村社区的长远发展来调整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关系。     

城乡差异：衡量、成因与对策解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作为衡量全国收入差异的重要指标,对衡量城乡收入差异并不适用。本文采用城乡居民收入、消费以及恩格尔系数的数据历史地考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的差异,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差异的现状与原因,认为主要是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及不平等的福利制度与带有单边垄断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增强农民自生能力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