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章学诚史学命题问关系看其明道经世理路

明道经世是章学诚史学的宗旨和史论的出发点,史学何以明道,何以经世?关联着史家和史学的具体表现,故把握章学诚提出的史学命题的内涵,梳理诸命题间同构的层次关系,有助于理解其史学明道经世的内在理路.     

由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起

"六经皆史"并非章学诚首创,但章学诚取各家之长,将"六经皆史"作为一个完整命题提出,将经学从神坛上拉下来,等同于史,反对空谈理论,强调学以致用,在经学独尊的漫长岁月里,"六经皆史"的思想犹如夏夜明灭的萤火,时隐时现,对国人的思想解放具有极其重要的助推作用。     

“六经皆史”与章学诚的文体观

“六经皆史”说是统贯章学诚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理念,在其文学思想和文体观念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此说对“文本于经”的传统文体学思想形成一定冲击,为宋代以来开始盛行的“诗史”说注入了新的内涵,催生了章学诚以史为宗的独特古文观,也影响了章学诚的小说文体观.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章太炎与章学诚

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论与章学诚之间不存在一脉相承关系.他撰于1908年的<原经>篇明驳章学诚,暗斥谭献,其中对<文史通义>的一系列论辩,显然是两种"六经皆史"论的交锋.它反映出经、史概念内涵的变动不居性,不同时期不同处境的学者对"六经皆史"说的理解并不一致,因此要注意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分析各家相同命题下的不同含义和意图.     

"六经皆史"与章学诚对乾嘉考据学风的反思

章学诚通过反思乾嘉考据学风,对“六经皆史”观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以挽救日趋尖锐的汉宋之争和门户之见,力图将学术发展导向客观理性的经史合一、史学经世的道路,纠正当时经学研究沉溺于训诂考证,脱离社会的弊端,为经学和史学研究理论开创了新局面。     

四部分类法之解体探因

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文化思想的主导地位,在目录学中的表现即是经部的独尊地位。对经部书籍的科学认识,意味着对四部分类法的真正破坏。四部分类法的解体,是近现代学术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中西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     

章学诚“六经皆史论”探究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其重要的学术论断。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乾隆嘉庆时期所面临的转换学风、开辟新的研究方向的问题境域中去,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的意义在于以一种历史理性批判的力量,打破六经所负载的永恒之道的神话,消解"经学即理学"研究纲领的合法性,从而开辟一种走出汉宋、由史明道、经世致用的新的学术风气。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尽管具有价值革命的逻辑力量,但由于时代命题域的限制,以及文化传承中自然的信仰,使得这一论断没有上升到价值层面,承担破除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价值永恒性的作用。     

“发现”章学诚与经史学的异轨分途——以张尔田、内藤湖南的交往为线索

张尔田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以章学诚为纽带,成为惺惺相惜的学术知音,旗帜鲜明地倡扬章学。作为彼时中日学界名望颇重的学者,他们有关章氏之学与中国经史传统的看法,构成一种潜在的跨文化对话关系,为讨论章氏之学的越境受容与思想学术的古今之变留下了空间。就思想理路而言,他们有关章氏之学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对中国经史传统的认知亦存在新旧之别。张尔田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脉络,持一种内生性的视角,对“六经皆史料”与“目光皆骛于外”的学风持鲜明的批判态度。内藤湖南怀揣现代学术意识,以“史料”论“六经皆史”,以对象化的、认识论的思维方式从外部打量、摆置中国学术,构成辨伪疑古风尚的先声。内藤的做法事实上是一种具有新型方法意识的“支那学”的体现,潜在地蕴含着“帝国”的视角,在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章学诚的语言哲学观

清代考据学的基本信念是"道在六经",方法则为"由训诂以通义理",即以语言文字的释义以通达"六经之道".章学诚与清代考据学的分歧主要是在语言观方面,一方面章学诚认为,"言与意"有时而背离,"通其辞"之外还必须"通作者之心志";另一方面,章学诚认为六经语言的本性是象征性的,<易>之象和<诗>之比、兴"兼通六艺",因此当"因象而求道"而非"因言而求道".章学诚的语言观与历史上的道家、禅宗、心学的语言观存在着一定的思想脉络关系.     

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刍议

章学诚认为文集的价值在于"与史相辅"、补史之不逮,如此便形成了一种"纳文入史"的文史观念,强调文集的史学意义。首先,他以"六经皆史"的史学观为基础,完成了"纳文入史"观的理论构建,其中"文体"是他把文集纳入"道—六经—战国之文"这一史学体系的关键。其次,《文选》兼览八代、汇聚各体又各以类分的编排体例,与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学方法相契合,这也成为后世文集与章学诚县志文征编纂的范例。对"《文选》之体"的借鉴,是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得以实际运用的关键一环。     

章学诚与袁枚诗学差异发微

章学诚对袁枚的批判,有来自诗学思想差异的因素.章学诚诗学思想中重视诗艺、重视性情的观点与袁枚性灵诗学似是而非,章学诚重诗艺而要求考察"诗之意义",提倡性情而又反对袁枚重视男女之情,这些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根源于才性论基础的不同的自我身份认同.     

当代史的书写:1789年后章学诚对古文的界定

1789年后,章学诚开始频繁立古文之目,提倡古文。章氏追求的古文,就是承《春秋》家学之史文。该文通过对《史德》篇的解读,探讨章学诚对《春秋》家学的新理解。章氏对韩愈的批评,体现了他对古文介入当代史书写的复杂性的思考。     

张闻天两次重大理论贡献与中国共产党两次理论飞跃

张闻天在我党历史上两个时期的主要理论贡献是:在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他摆脱"左"的思想影响,著文参加论战,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60-70年代,当"左"和极"左"的思想在全党、全国蔓延时,身处逆境的张闻天,坚持追求真理,捍卫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铺垫了基石。     

论社会科学化史学研究范式——社会学运用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

经历了百年时间洗礼的社会科学化史学,其方法论仍然有生命力,得到学界关注与推崇。本文选择社会科学化史学中的一个分支,即运用社会学研究历史的形态,依据莫兰科学研究范式的理论,阐释了什么是社会学运用于历史研究的范式。分别梳理了其主导概念、关键概念与关键原则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内涵,分析了社会科学化史学与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异同。在此基础上辅之以案例加以说明。本文对科学地理解社会学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具有理论意义。     

旅游文化及其在秀山旅游规划中的运用

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秀山旅游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是秀山旅游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秀山的旅游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是秀山旅游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张舜徽的雅学理论研究

张舜徽小学功底深厚,于《说文》学有皇皇巨著《说文解字约注》,而关于雅学、声韵的研究却分散于其经史子集四部著作之中。通过对其20余部著作的研读,可发现张舜徽对雅学理论的建树:关于撰写时代和撰人问题,他认为《尔雅》是汉初经师经生们对古代传注的总汇,并非出自周公之手;关于性质问题,他认为《尔雅》是"汇集群经传注中训诂名物分类纂录而成"的,是我国最早的类书;关于分篇问题,他认为《尔雅》中有《叙》篇,此《叙》篇在《汉志》20篇之中,是传《尔雅》学者所为;关于邵晋涵《尔雅正义》和郝懿行《尔雅义疏》的得失问题,他总体上是尊邵抑郝。此外,张舜徽还提出了今后雅学发展规划,指明了雅学的发展路径。     

加强艺术学理论民族学理的建设

艺术学理论民族学理的建设,既是学科自身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艺术实践和文化建设的需要。我国很早就有从综合的文化的角度认识艺术活动的传统。艺术、审美、生活、文化紧密相连,凸显了中国艺术理论以和谐理念、人间情怀、诗性品格等为基本特征的大艺术理论风貌。当前艺术学理论的建设,应重视民族艺术理论的精神传统,在广纳中西滋养的基础上,重新打通民族审美与艺术精神的血脉,夯实艺术学理论的民族学理基石,推进建设既能与世界艺术理论对话又能切实解决自身问题的中国当代艺术理论话语和学理体系。     

《马丁·路德年谱》的编撰与中西史学融合的路径

1517年,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改变了西方的历史,同时备受争议。西方学术界对路德已经进行深入的研究,出版了很多传记和编年著作,但目前仍缺乏一部完全按年月日的时间顺序展现路德生平和著作及宗教改革的背景与过程的著作,即使如最权威的《路德全集》魏玛版也没有按原计划贯彻完全按时间排列路德著作的理念。本文提出,可以尝试用逐年逐月逐日地将背景、生平和著作年表与概要结合起来的中国传统史学方法———年谱来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将阐述编撰《马丁·路德年谱》的结构和方法,从而探索中西史学融合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