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以中国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即数字普惠金融具有碳减排效应。中介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区域技术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碳排放强度的过程中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而产业结构升级表现为遮掩效应;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一级指标中的覆盖广度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最强,且在东部地区及传统金融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表现为较强的碳减排效应。为助力数字普惠金融赋能碳减排,应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同时考虑区域发展差距,实施异质性治理策略。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并进一步对其影响效应的异质性进行研究,最后运用门槛模型检验了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显著;机制检验则表明融资约束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说明,共同富裕水平受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维度的影响更为明显,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效应大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作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其作用大小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据此,提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加大数字化建设投入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居民基本金融素养等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存在结构差异化与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驱动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对地区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基于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提升地区创新水平，未来应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实行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策略，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地区创新发展的普惠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普惠金融走上了数字化发展之路.因此尝试从实证方面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这对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长三角2011-2018年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呈正向影响作用,且对于长三角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长三角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升级;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长三角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降低.最后,基于相关研究分析,针对发展策略,提出相关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经济增长

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农村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下产业结构优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能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间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2)在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而增大，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农村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增长，且区域差异显著，即东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最明显，中部次之，西部较弱。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分析

在测度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其促进效应为10.4%;门槛效应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正向边际效应溢出”趋势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溢出强度具有空间异质性,在区域上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特征,但相比东北和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对数字普惠金融所带来的乡村产业溢出红利更为敏感;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区划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增进效能呈“N”字型布局。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基于2010—2021年福建省九设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且主要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影响较大,而数字化程度促进共同富裕的红利尚未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因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一般区域和较低区域的影响效应大于较高区域,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小。据此,提出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优化数字金融服务、实施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等对策,以共享数字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居民带来“数字红利”了吗?——基于长三角县域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衔接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桥梁。基于2014-2020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长三角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的非线性影响，呈正相关且边际递增的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较高收入组存在“数字红利”,但是对较低收入组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的政策启示主要有：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农村“尾部群体”的金融需求；充分发挥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三产融合发展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水平提升——基于内部供给与外部需求视角的分析

"双循环"背景下,努力实现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内容,而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的有力补充,对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鉴于此,本文系统梳理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区域创新水平的内在机理,并运用2011-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其机理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发展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问题,进而直接促进区域创新水平提升;中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供给以及促进产业升级产生外部需求间接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高校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创新溢出效应更为明显,同时在作用机制上,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促进产业升级产生外部需求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则主要通过提高人力资本供给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

文化消费是我国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释放居民文化消费潜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满足居民美好文化追求的关键举措。以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及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的影响,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之间是否存在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均有利于推动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且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之间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城乡异质性以及区域异质性。     

安徽省数字普惠金融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18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探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经过实证研究,发现了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维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技术的支持度)对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促进作用。通过作用机制的分析,得出了数字普惠金融从拓宽资金来源、促进技术创新、促进消费这三方面达到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此外,若要拓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程度,应从完善基础设施、弥合数字鸿沟和服务小微企业来入手。最后用经验数据模型为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化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机理与异质性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对提高居民收入、刺激城乡居民消费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探讨安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机理,运用2011—2020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安徽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可通过增加居民收入、缓解流动性约束和提供便利支付条件等中介效应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但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乡异质性。要进一步加强安徽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金融人才投资、大力宣传推广、加强监管,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建立长期有效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传统金融机构

以村镇银行为例,从盈利能力视角出发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传统金融机构的影响。以2014—2018年全国范围内94家村镇银行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村镇银行盈利能力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且数字普惠金融对村镇银行盈利能力由抑制作用转为促进作用的临界值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村镇银行盈利能力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更易发生;进一步探讨了治理能力所起作用,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拥有较高治理能力的村镇银行能更快推动其盈利能力提升。因此,应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优化村镇银行外部经营环境,村镇银行需提高治理能力以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市场竞争。     

数字经济发展能促进居民消费“扩容提质”吗？

基于2013—2020年省级宏观数据和数字经济指数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从市场供求两端分析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扩容提质”，且这一作用在数字经济和消费不同维度下仍然显著，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发现数字经济对中西部与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强，呈现数字益贫性特征；动态叠加效应表明，数字经济在滞后期依然对居民消费存在促进作用，并且对居民消费“扩容”作用明显高于“提质”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收入差距、创新产出与产业结构升级分别在市场需求和供给端发挥着中介效应。因此，要继续发挥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作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实现消费型经济增长模式。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制造业集聚吗?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改善中小微企业融资及发展环境的重要工具, 对我国制造业集聚发展影响深远。基于此, 本文选择中国 2011-2019 年 285 个城市面板数据, 尝试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 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制造业集聚, 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等直接促进制造业集聚, 还可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和改善人力资本水平来影响地区外部环境, 从而间接促进制造业集聚发展。其次, 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 且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不同维度也会对制造业集聚产生差异性影响, 主要促进作用来源于覆盖广度。最后, 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探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业绿色发展的机制与效应

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绿色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并且主要通过提高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得以实现;对于东部地区、金融排斥较弱的区域和非粮食主产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农地流转程度越高、农户创业活跃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大;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的单一门槛效应。     

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深远影响。理论层面从经济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两大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5个效应;实证层面运用2008—2020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动态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建立了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与区域异质性。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显著;消费需求的减少、老龄负担的加剧、劳动力优势的丧失和人力资本积累等问题在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中均产生了阻碍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受人口老龄化影响的门槛效应和区域异质性显著,地区数值跨越城镇化水平门槛值后人口老龄化对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都将得到大幅度提升,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人口老龄化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异质性。本文结合各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特点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     

农村数字化、农民创业与乡村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动态分析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PVAR模型研究农村数字化、农民创业与乡村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农村数字化与乡村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循环累积效应且形成了良性互动，但二者与农民创业之间的协调关系还有待加强；从区域内部来看，东部地区基本实现了3个变量的协调发展；中部地区农民创业对乡村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的推动力不足；西部地区农村数字化对乡村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但农民创业活动的增加会抑制乡村产业结构升级和农村数字化。因此，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进一步完善农民创业保障制度，推动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与就业质量

本文采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构建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并基于熵权法测度就业质量，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就业质量，并且该影响存在持续性。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促进劳动合同签订与保险覆盖等劳动市场规范性因素提高就业质量；分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城镇地区。中介效应分析显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就业质量提高的有效传导路径。因此，应继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提供更广泛的数字普惠金融相关培训和咨询服务，使更多小微企业和劳动者享受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激发劳动市场活力，实现高质量就业。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与机制——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研究基于2011—2019年273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乡村产业振兴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着中介效应,即存在“数字普惠金融—乡村产业振兴—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数字普惠金融、乡村产业振兴均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分维度存在单重或双重门槛效应,随着门槛值的提高,对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越明显;进一步分组检验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存在区域异质性,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作用效应要强于非试验区,在粮食产销平衡区的作用效应依次强于主产区、主销区,在二线城市的作用效应依次强于一线城市、其他城市。在样本的分位数层面,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地方主导产业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应呈U型趋势,乡村产业振兴的传导效应强度呈先强后弱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