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情小说与晚明文艺思潮

一、新思潮之源起明朝中叶以后 ,中国已步入封建社会末期。一方面 ,维系千年的封建体制已经日趋没落 ,摇摇欲坠 ;另一方面 ,在江南一带 ,自发地形成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它的范围只局限在江南工商业城镇 ,但它的影响却持久而深广。新的生产关系带来了意识形态的变革 ,它首先在哲学领域向传统理学发难了。首先是泰州学派的异端思想。以王艮、何心隐、李贽为代表的王学激进派 ,从王守仁的“心学”对道的抽象阐释中 ,逐渐发现其现实内容 ,进而揭示了现实存在的不合理 ,得出了许多惊世骇俗的反道学结论。从王艮的“百姓日用…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历史必然性

如何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历史地位的问题,在理论界一直没有得到完满的解决,其根本问题就在于各种论证多将主要着眼点放在以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上,将商品经济的存在看成一个由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问题,生产力只起间接的决定作用。而事实上,商品经济本身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它的存在直接地就是由生产力     

马克思关于企业规模的理论

对于企业规模变动的探讨,是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重要课题。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关于企业规模的理论内容,深入发掘其中所蕴含的科学价值,是当代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现实任务。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生产关系是历史的,社会生产力同样是历史的。不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特殊的历史内涵,而且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同样具有特殊的历史形式,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就必须同时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部内容以及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的全部特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生产力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同时,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的研究。不是从生产力发展一般规律的角度来进行的,而是结合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殊历史约束来展开的,正是在这样的限度内,马克思提出了系统的关于资本主义企业规模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企业规模被理解为由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双重因素共同决定的变量,换言之,企业规模同时反映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发展的特点,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特点,因此,它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马克思的一系列经济范畴的理论都     

论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中的作用

在中国文化的诸种地域形态中,中原文化占据着主导性的位置,它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源泉.但是,正如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面临着艰难的现代转型一样,中原文化作为一种起于家耕文明的文化形态,它的转型则不但决定着我国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区域文化形象的转变,而且也必然对建构当代形态的中华民族精神持续发挥着重要影响.据此,对于中原文化的研究,不仅具有整理历史遗产的学术价值,而且是为当代社会发展寻找精神动力的重要工作.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体育运动的发展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宗教进入中国,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西方近代文化。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近代体育运动,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潮流中传入中国并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的。此后,它逐步取代了传统体育活动,成为中国体育运动的主流。可以看出,体育运动的发展又和宗教的传播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考察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宗教文化的传播中所产生的影响应以多角度给予评价。对于它在中国宣扬宗教文化的同时传播西方近代体育文化、促进中国近代体育运动发展的积极作用,是要给予充分肯定的。     

“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反过来对生产力也起决定作用”是新观点吗?——与齐振海、刘继岳二同志商榷

齐、刘二同志在《哲学研究》一九八○年第五期和第九期分别发表“一评”和“再评”“物质和精神相互起决定作用说”以及在《国内哲学动态》一九八○年第七期上发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起决定作用’说背离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等文中论证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觉得很受启发。但是,刘齐二同志却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反过来对生产力也起决定作用”的观点说成是“新的观点”,并歪曲为“相互起决定作用”的观点。我们认为,这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首先,我们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反过来也决定     

马克思的历史尺度与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与储小平同志商榷

把马克思的历史尺度理论同他晚年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联系起来考察,是一个艰深而有魅力的课题。张奎良同志的《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一文,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马克思晚年除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尺度外,“又把人道主义视为历史发展的尺度和契机”,“社会主义不一定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卡夫丁峡谷’确实是可以跳越的。”对此,储小平同志的《马克思的历史尺度与东方社会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以下简称     

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决定了它的经济活动只能主要靠市场调节自发地来进行,但这又不是说它就完全排斥了“计划调节”。历史证明:“现在资本主义已经直接发展到具有高度计划性的形式。”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及其意义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的提出,即跨越论,是有其理论根据和现实意义的。我们应该深刻把握其真实的内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落后国家不仅能跨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且也能跨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它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坚定社会主义信心。     

经济的社会形态——《资本论》的社会形态分析与当代意义

经济的社会形态是我们认识、理解和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最有力工具,它是指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被另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代替的过程。《资本论》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研究的集大成巨著。《资本论》不仅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横截面上从生产关系的总和研究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的经济的社会形态,而且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从资本积累的规律考察资本主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不说明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就无法研究生产关系是如何决定经济的社会形态性质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都和商品生产有关,都采取了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形式。一个社会的全部生产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集中地体现在所有制关系上,分析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必然要落实到所有制关系上。《资本论》考察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及其演进规律的论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重大判断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西周人文精神的构建及其影响

在西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人的主体性意识已经觉醒。西周人文精神觉醒的深层表现是周人极为可贵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源于周人从立国到灭商后面临的艰难处境,其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礼乐作为一种宗教仪典形式,并延伸为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行为规范,在西周建立之前的夏商时代就已形成。伴随着社会生活领域人文精神的觉醒,西周的礼乐文化价值重心已由崇尚自然和天命鬼神向礼乐文明演进,并具有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政治道德功能。西周后期,礼逐渐实现了转化,并因此而成为西周文化的重要表征。这是人文精神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基础。西周时期形成的人文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夏黑河桥碑与黑河流域的平天仙姑信仰

张掖大佛寺保存的西夏黑河桥碑与黑河流域的平天仙姑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其碑文是关于平天仙姑事迹的最早记载。平天仙姑信仰起于何时,现已无从考证清楚,自从明大司马侯东莱重修仙姑庙后,仙姑信仰便逐渐兴盛和发展,传遍了几乎整个黑河流域,成为黑河流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河西战争不断、社会剧烈动荡的大背景是仙姑信仰逐渐兴盛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反过来,仙姑信仰的兴盛和发展也曲折地反映了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的社会现实。     

箫审美文化多义性之源流初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箫具有独特之审美属性。随着历史的变迁,中国文人对它内涵的理解亦在不断丰富。从早期的与礼乐文化的关联到与文人内在品性的融合以致箫心的产生,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基本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历史上对箫意义的各种解释;二是箫在各方面给予文人的心理影响;三是箫运用场合的多样性;四是箫与文人活动的紧密联系。     

试述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简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频繁的对外文化交流中,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开明的士大夫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些人群在当时的活动,为后人了解和研究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通过综述这些人群栽体的活动,了解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性与意义。     

近百年来晚清新小说研究述评与反思

晚清新小说从提倡到研究历经百余年,近百年来中外学界对晚清新小说的研究,虽然视角和价值取向不同,但在文化传承方面研究指归却逐渐一致.那就是儒家文化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关系密切,在文化功用层面上它们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转化和精神的潜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解释学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历代思想家在解释文化经典时 ,既重视前人的解释 ,又根据时代要求 ,发挥义理 ,实现了继承和创新。解释学的意义就是说明、解释、理解和创新。从先秦儒家解释学的创新精神和道家解释学的直觉辩证法及自由精神境界 ,到两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与古文经学的求实精神 ,再经魏晋南北朝发展到唐代今古文合流的义疏之学、宋代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义理之理 ,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解释学的继承和创新精神。正是这种精神 ,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中保持着一脉相承的连续性     

科学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由于文化对于科学发展乃至对整个社会有着重大深远的影响,因此它应当作为科学思想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考察。通过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的简单比较,可以看出科学文化是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为核心的现代文化,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     

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

慈善事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日趋兴盛。对古代慈善事业施予最大影响的莫过于支配中国传统社会二千年之久的儒家思想。但中国古代慈善机构重在“收养”,这种理念和现实,在晚清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伴随西学东渐的浪潮,“教养兼施”的慈善理念开始出现,教养结合的慈善机构渐趋增多,中国的慈善事业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     

西汉后期主流话语中“文”的含义及其文化意蕴——以《盐铁论》为中心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与之相近的是“文”.“文”在中国古代主流话语系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含义极为丰富,不仅包含着诗词歌赋之类属于现代“文学”范畴的文类形式,也包含着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与文化符号体系,而且还是古代知识阶层价值取向、精神旨趣、审美趣味的话语表征.“文”的历史源远流长,原本为西周贵族阶层所建构并极力推崇,但是在春秋战国乃至西汉前期,“文”一直受到来自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以及执政者的轻视、遮蔽与质疑.到了西汉后期,在主流话语中这一概念才渐渐获得正当性乃至神圣性.     

消费文化视域中的《金瓶梅》——以饮食消费为例

消费文化是商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金瓶梅》中的饮食消费反映出晚明社会追求享乐与夸示性的消费特征;透露出商人地位的微妙变化与士宦阶层的强势地位;暴露出人性中贪吃的劣根性;揭示了被异化的饮食消费,即中国文化的痼疾——以宴席为名,行贿赂之实。通过分析《金瓶梅》的饮食消费,使读者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晚明社会畸形繁荣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