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伦理学概念溯源——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概念的实存论阐释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科体系中,伦理学首先从实践哲学得到规定,而他的“实践”作为个体内在合目的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行为”,是Dasein意义上的超越性本真实存活动,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与“理论”对立的“实践”。当亚里士多德把他的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从属于“政治学”时,他揭示出我们“常人”实存的本性就是城邦中的共存。但伦理的共存先于个体的实存,共存的伦理———公正———不是“德性”的一种,而是德性的整体,个体的德性只是附在这一“整体”上的“皮毛”。无论是个体的本真实存还是城邦的伦理共存,最终都是为了人之为人的卓越性(德性)的实现,伦理学本质上成为“人学”,其核心的问题结构是个体的本真实存和城邦的伦理共存的关系。     

萨特实存论马克思主义的致思取向与理论后果

在系统论证了以实存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可行性之后，萨特展开了一种“实存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从实存主义到实存论马克思主义，虽然出现了两个萨特的形象，但萨特“把握具体”的致思取向并没有发生改变；而从萨特实存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后果来看，他以实存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努力并不成功，其实质还是一种意识哲学的历史构图。     

论马克思的本体论重建及其意义

西方哲学的历史演变表明,本体论经历了一个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其实质在于本质主义的建构原则被实存主义所代替.马克思所从事的本体论重建工作,不仅超越了本质主义路径,也超越了实存主义路径.其实践本体论作为人的存在的现象学,从哲学的原初基础角度给出了本质与实存之矛盾赖以展现的内在理由,并把这一矛盾的解决诉诸历史的展开及其完成.哲学因此由思辨的建构变成了历史的展现问题.这正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最深刻意义所在.     

“实存”观念及其批判

自觉地批判传统西方哲学的实存观是进入生存论理解的直接前提。实存观具体表现为超验实存观和自然主义实存观两种形式 :超验实存观契合于西方的神学文化传统 ,其实质是用无限性的先知先觉意识直接替代了人们对生存有限性的自我意识 ;自然主义实存观契合于人基于经验意识的无神论精神 ,它看到了人生存的客观自然属性 ,但却同时把人的生存完全还原为一般生命物的存在。两种实存观的根本症结都在于实体性地看待“生存” ,难以上升到对人生存的意义理解     

论加达默解释学的实存主义倾向

哲学的中心问题是存在(Being)问题,或者说存在的意义问题.就实存与本质的关系问题发生的争论,即在实存主义与本质主义之间发生的争论,是最根本的哲学争论. 自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哲学史,特别是近代西方哲学史,基本上都是本质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在黑格尔那里,这种本质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把实存完全看作是由本质决定的,是本质的一个环节、是本质的一种外化.一个事物的全部发展变化,都已由其隐藏的本质预先内在地决定了. 整个当代西方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黑格尔本质主义的反动.其中,当代哲学解释学,特别是德国哲学家加达默的解释学,无疑是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伦理觉悟之艰难与伦理学通史之必要

伦理觉悟之难,难在伦理是道义高地,是一个人或一种文化的面子,因而谁都想拔高自己的伦理信念;同时伦理也是制度和行为的规范性要求,这种要求可以检验某种伦理信念的真伪,因为真信念以规范的有效性证明自身之实存,而假信念仅仅是高喊的价值,不具有规范有效性。伦理学思想做不到“道德中立”,它要立文明之基,行共存之道,守实存之义,但“道”与“义”具有“存在论差异”,形上之道只有落实为实存之义,才具有善恶之属性,才由价值转化为规范。因而伦理学研究只有伴随着道义实存的历史谱系学考察,才能让人觉悟到伦理之为形而上学之道与作为实存之义相生相克的文明进程,道德哲学通史研究正是在道义实存的文明进程中,考察一种价值论思维的规范有效性路径,让道德哲学史本身成为一种哲学并成为一面镜子,既防止单纯主观思维因追求超世俗之道的高度而陷入空洞幻相,也防止特殊主义思维因过度追求义之实,而让道义失去普遍性根据。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低沉的情绪?--海德格尔对哲学基本情绪的存在历史分析

海德格尔从未满足于对“情绪”作一种心理学的规定。在前期哲学中,海德格尔对情绪现象作了现象学的分析,把情绪规定为此在之实存论环节;在后期思想中,海德格尔从“存在历史”意义上对我们时代作了一种“基调”分析。海德格尔认为,希腊哲学的基本情绪是“惊奇”,一种让存在者之存在自行开启的“倾向”,一种“调音”。进而在近代哲学中,存在者是什么之问演变成“确定之物”的追问,“怀疑”成为哲学的基调。存在历史的“另一个开端”的基本情绪则被规定为“既惊恐又畏惧的压抑”。如果说“惊奇”是开启性的、扩张性的,那么“压抑”就是持守性的、收缩性的。“惊奇”趋于创造,而“压抑”则归于守成。作为我们时代的基调,“压抑”并非全然消极,而是指示着思想之重量,呼吁着实存之定力。     

超越论现象学的边界——论胡塞尔的原事实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的最终课题，被胡塞尔指认为“绝对存在的事实”或“原事实”(Urtatsachen)。与个别性的、相对性的实存者的事实性不同，超越论自我之存在的事实性是绝对的事实性，而非本质必然性的偶然的现实化，相反，在为一切本质必然性及现实性奠基的意义上，超越论自我的绝对事实还是“原必然性”“原事实”。原事实自身“裂解”为世界之拥有、交互主体性、历史与神等诸原构件，这种多方展开的辐式结构乃原事实自身关涉的方式，一切本质必然性都蕴含其中。原事实先行于本质与实存、可能性与现实性等传统形而上学的核心范畴，因而同时也构成了超越论现象学的边界。这种形而上学仍然得名现象学形而上学，是因为原事实唯有方法论地奠基于现象学的直观明见性才得以被建构。     

法国现象学或实存与知识的张力

现象学在法国的引进与发展包含了主体哲学和概念哲学的共同努力。在主体哲学和概念哲学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这意味着实存论与知识论之间巨大的张力。现象学在20世纪法国哲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现象学有着复杂多样的形态,出现了从意识现象学到身体现象学再到物质现象学的演变。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萨特的理论路向

萨特批评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对理论的根据与界限进行前提性反思,因此陷入了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悖论”之中。他自己则通过将实存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可理解性基础。但是,他用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实存主义并没有摆脱意识哲学的窠臼,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承诺能否实现,尚是一个未许的难题。     

绝对者何以作为实存者?——从后期谢林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来看

自中世纪直到近代,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哲学关注的焦点,黑格尔通过概念的辩证运动展现两者的同一性,但这样一来就把概念等同于上帝本身。谢林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指出这种最完满的观念论缺乏实存,最终将绝对者理解为纯粹的行动者,并以此开启他的肯定哲学。谢林的思想为反思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     

“文学终结”之后的文学理论何处去？

随着影像文化兴盛而促发的"文学终结"之说,引发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命运前途的思考:以探究文学的本质为旨归的文学理论是否也会随之走向终结?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本质进行反思,是一种对所有批评实践的预设进行质疑、发问的"元批评"视角。我们从这种"元话语"视角出发,一方面从存在论角度对文学的本质进行探究,揭橥了逻各斯定义这种传统把握本质方式的限度,并试图以现象学的本质还原方法来超越这一限度,这一探究路径最终促使转向对文学进行功能性界定。由于存在论视域本身固有的盲点和局限,我们从存在论转向实存论,将文学的本质作为实存概念来把握。这种从实存论出发把握本质的方式,最为典型的是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概念,这种反本质主义的解释模型不仅有效避免了本质主义和任意随机性的两难选择,同时也走出了存在论视域解释学循环的痼疾。     

三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

在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的问题背景中,对照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整个中国哲学具有运行其上的基本建制以及其在这一建制之中的独特展开方式。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立足于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分割与对立,立足于此种分割—对立中“真”与“不真”的分别归属;而中国哲学则截然不同,它全体植根于道器不割、体用不二的独特建制——非形而上学的建制——之中。“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与西方哲学形成决定性的对照:它们不是作为政治形而上学(政治哲学)或历史形而上学(历史哲学)出现的,而是意味着哲学与政治、与历史的直接贯通和相互归属,而这种直接贯通和相互归属的本质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哲学的独特建制之中。可用“大道不离人伦日用”概括中国哲学立足其上的基本建制——道器不割、体用不二,以表明这一哲学在根本上处身于形而上学之外,并且依其本质一向就积极地生存于形而上学之外。     

再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

在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的问题背景中,需要考察整个西方哲学运行其上的基本建制以及它在这一建制中的独特展开方式,以便通过考察的具体化而将理解进一步引向深入。这一考察包括：形而上学是什么,“超越”问题,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中的四重区分,作为柏拉图主义的基督教以及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等问题。在没有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之分割—对立的地方,也就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不起作用或无从起作用的地方,才是中国哲学在其中活动和展开的那个境域。由此而来的分野从源头的实质上标志着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正是此种差别在决定性的大端上规定着中西哲学不同的性质、构造与走向。     

西方形而上学的命运——对海德格尔的亚里士多德批评的批评

本文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及海德格尔对其评论的分析 ,试图证明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源就包含在哲学这一人类活动的本质矛盾中 ,根本说来包含在“存在”和“存在者”的互相“混淆”、“颠倒”和“替补”之中 ,因而从古到今 ,任何一个想要拒斥形而上学的人都不得不拒斥哲学本身 ;而反过来 ,任何一个还想进行一种哲学思考的人 ,包括海德格尔在内 ,如果不想沉入东方式的“无言”和沉默的话 ,最终也都不得不走上形而上学之途。从这个意义上说 ,形而上学真正是人类哲学思维摆脱不了的命运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关于辩证法的反思

辩证法是为解决人与外部世界之间所特有的为我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矛盾而提出的一种哲学理论.这种为我关系的客观表现即实践关系.这是辩证法的客观基础.实践表明人的存在是一种二重化的存在.人们只能生活在现实中,却天天在为理想奋斗.理想之所以叫理想,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是它却是鼓舞人们不断前进的价值导向;现实之所以叫现实,是永远不可能成为理想的,但是它却能不断给人们新的希望.辩证法的本质,就在于探求实存与价值的统一.实存即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价值则指人性的尊严和自由.     

社会现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

深入把握社会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旨,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是依循这一主旨被规定的。从根本上和总体上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涉及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由之而来的研究是具有原则高度的,它突出地体现在深入于社会现实的本质要求中。这一要求在对主观思想—外部反思的批判中展现其基本意义——"现实"不是单纯的实存,而是实存与本质的统一,是在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不仅如此,这种本质性和必然性,还是通过特定社会之实体性内容的充分具体化而显现出来的。     

马克思实现的哲学观革命

西方传统哲学的哲学观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的理论出发点是从哲学的"一般本质"出发去解释各种特殊形态的、现实存在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观是从现实的历史条件出发去解释哲学,是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哲学终结论"实质上是"形而上学终结论",它要终结的不是所有哲学,而只是作为形而上学的那种特殊哲学。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仅仅具有"解释世界"的功能,因而那些哲学家们只知道解释世界;马克思创立了一种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新哲学,也同时提出了一种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新哲学观。     

老子哲学思想的双重品格

老子哲学形上学具有本体论与本源论（宇宙生成论）的双重品格。本体论是借理性化、形式化的思考与反省架构而成的。依此而给出的本体概念“道”以“无”为规定性，在知识的意义上纯为一逻辑预设，后人则借老子的“无”的本体论，开出了无执无滞、空灵洁净的境界论。然而，老子哲学又依然不乏本源论的色彩。本源论显示，老子的思想仍蕴含有前理性的、宗教信仰性的因素。后人便借老子哲学的本源论，成就了具有实存论意义的神仙论。     

存在论、根据律与体用论的形而上学

存在论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对存在者整体固定了的解释,试图从最高的和最普遍的根据去把握存在者,这种把握决定了何物能够作为世内存在者显现,即从“存在”（是,being）决定了何物之实存（exist）。这种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把握只是存在之理解的一条路径,因而只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可能。在中国哲学中,物并未基于“相—是”得到把握,“用”成为中国哲学对物之同一的把握方式,从而也就是作为根据的物之“如何”。从“用”把握到的存在者之规定性,即物之“体”,而这种把握在指向物的同时,更指向了对存在者之整体及其根据的把握,因而通过体用论展开的对物之“如何”的追问表明自身为以“天德”或者“天理”为根据展开的形而上学体系。体用论的形而上学不仅是一种建构性的体系,更是一种可能的对物之理解和把握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