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与康德哲学

牟宗三哲学是当代新儒学的理论颠峰,他对自己的学术成就自我评述为"古今无两".牟宗三的理论创获与康德哲学的背景有着密切联系.康德哲学的自身问题为"物自身"的两重涵义:知识论涵义与价值论涵义,前一层康德有积极的说明,后一层则在康德哲学中隐而未显.牟宗三以中国传统心性之学为资源.创造性地转化了"物自身"的价值论涵义,从而建构了"两层存有论"的"道德形上学".对此新儒家阵营有着不同的看法,而牟宗三汇通康德的努力本身为中西方哲学的"思想对话"提供了绝佳范例.     

开辟牟宗三哲学研究的新视域与新境界——评张晚林教授新作《“道德的形上学”的开显历程》

正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牟宗三被视为港台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与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巅峰。自上世纪90年代起,国内学界虽已开始关注和研究牟宗三学术思想,但从总体上看,相关的研究专著并不多见。截至目前,国内对牟宗三哲学的研究较为集中于道德的形而上学,而且是从康德哲学的角度入手,着力探究牟宗三哲学与康德哲学之间的关联。应该说,这样研究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虽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亦有其不足与限制。众所周知,牟宗三是以一人之力完成康德的三大批判译注而闻名于世;而且,他     

牟宗三儒释道三教的哲学证立与圆教判释

“实践的智慧学”是康德对古希腊“哲学”意义的揭示。牟宗三通过“实践的智慧学”哲学古义的诠释,以及“哲学”与“教”统一性的证明,为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奠立哲学王国中的合法地位,为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和中西哲学的比较融通拓展出理论的地平。在“实践的智慧学”诠释基础上,牟宗三借鉴康德哲学对儒释道三教进行了现代哲学的建构,并展开“圆教判释”。牟宗三的“圆教判释”,是“实践的智慧学”意义上的“哲学判教”。     

论牟宗三的哲学进路及其意义

牟宗三的哲学进路为:由不满于罗素、怀德海的形式主义或约定主义而至康德的先验主义或理性主义,再由不满于康德的先验主义或理性主义而至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或道德的理性主义。本文以牟宗三的《认识心之批判》为主要研究对象,就其哲学进路详论而缕析之,由此使他的这一学术进路的意义得到显豁,即既明了牟宗三何以终成为儒者,又使儒学在当今世界的价值和意义由此"十字打开"。     

牟宗三对康德物自身概念的分析和转换

牟宗三对康德思想分析转换之一,是将康德哲学里只是消极意味的物自身概念转换成一个积极的、价值意味的概念,并通过智的直觉可以被给予.牟宗三认为康德对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是超越的区分,但康德只把这一区分若隐若显地预设在那里,所以康德只集成了物自身的消极意义而未集成其积极意义.牟宗三由此依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资源将康德的物自身概念从一个具有事实意味的概念转换成一个具有价值意味的概念.     

"一心开二门"与"一心开多门":从康德、牟宗三到傅伟勋

傅伟勋的哲学是从对康德问题的追索开始的 ,而联系康德哲学与傅伟勋哲学的枢纽则是牟宗三。牟宗三将康德哲学的核心观念理解为“一心开二门” ,但他不满意康德解决问题的思路 ,认为在康德哲学中缺乏“真常心”的观念 ,从而无法解决人如何会有道德的自由意志的问题。傅伟勋肯定牟宗三用“一心开二门”来理解与笼罩康德的慧识 ,但他又认为“一心开二门”的视野过于狭窄 ,因此提出“一心开多门”。“一心开多门”肯定世俗真理之多元 ,可以对治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之偏颇及其独断论 ;但其逻辑结论 ,却有最终瓦解与颠复康德哲学的形上性的可能。因此 ,康德问题的最终解决 ,无须遵循“一心开多门”的实证主义路径 ,而仍须从生命本体出发 ,这就是傅伟勋提出的将生命“从十字上打开”的方式。     

康德的“物自身”概念何以有价值意涵?——为牟宗三的诠释进一解

“物自身”是康德哲学中引发最多争议的一个重要概念。牟宗三对这个概念提出了一个很特别的诠释,即认为这个概念不是一个知识论的事实概念,而是一个具有价值意涵的伦理学概念。但他强调:康德并未明言,而只是暗示此义。因此,有些中国学者批评牟宗三的这个诠释是对康德哲学的误读或曲解。这里根据康德的著作说明这个概念在康德思想中的发展,藉以证明:康德本人已明白地表示此义。同时也引述三位德国学者卡西勒、克隆纳与考尔巴赫的观点,来左证牟宗三对康德“物自身”的诠释。     

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之四)——关于自我及"心"

本文为作者对牟宗三的康德研究进行清理并指出其误读的系列文章之四,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个是牟宗三对康德“自我意识”或“心”的概念的误读,指出牟宗三出于中国哲学无视个人反思能力和独立人格的立场,否认康德经验自我意识的实在性,抽掉了康德先验自我的主体能动作用而归结为仅仅是价值实体;其二是牟宗三所设计的良知的“自我坎陷”并不具有康德和黑格尔的自我限制和自我否定的意义,而只是在既定前提之下的权宜之计,无法开出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且与中国古代儒家中开出法家的“儒表法里”划不清界限;其三是牟宗三把康德的自由和自律理解为实体性的东西,并试图用中国哲学的自然天理和道德情感来取代其地位,完全撇开了康德的先验主义和批判理性的基本立场,漏掉了西方理性精神的自我超越的自由意志这一精髓。误读的根本症结在于固守中国传统心性之学的非理性和独断立场,而对异质文化缺乏同情的理解,值得中国学者深刻反思。     

牟宗三“智的直觉”思想所圆成之境

牟宗三"智的直觉"概念是从康德哲学中借用过来的,但却做了相应的改造。"智的直觉"在康德处是一个消极意义的概念,因其不承认人可以拥有智的直觉;而在牟宗三哲学中则具有积极意义,他正是以人可拥有"智的直觉"为出发点来建构其整个道德形上学体系。康德是在西方传统认识论的意义上考察"智的直觉",而牟宗三则是在中国传统境界论意义上探讨"智的直觉"。牟宗三所言的智的直觉的呈现,不是指人通过自身的认识能力认知超越的本体,而是指人可通过实践的工夫达至超越的境界。此境界也不单单是指道德境界,而是包含了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宗教境界的圆融之境。     

论牟宗三的“哲学世界”——兼论相关研究的“跨界”问题

对牟宗三的“哲学世界”加以整体观照,是认识和把握牟宗三哲学思想的基础.牟宗三“哲学世界”有着基本的价值取向与实践祈向,而深入“哲学宇宙”进行的哲学的探索和创造,则是牟宗三“哲学世界”的核心问题.牟宗三“哲学世界”的复杂性,使得任何方面的研究都无法避免涉入其他领域而进行“跨界”.不合理的“跨界”表现为“论题的替代”,而合理“跨界”需要廓清论题的论域以把握其特质及彼此的关系.     

牟宗三的善美学与康德的审美共通感

牟宗三善美学的突出标志,便是否定康德的审美共通感.因而,这种善美学并不足以批判康德美学的形式化和空虚化,反而在真善美的"合一说"中极成了一种智的直觉的形式主义,让美与政治、经济、伦理等社会生活的实际内容完全融离.这样,这种善美学也就成为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的路标,为我们标明:牟宗三式的"内圣"不但不足以开出"新外王",反而可能造就一种反政治的政治哲学.     

可以超过但不可绕过的牟宗三哲学——读《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显学”。程志华教授的《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是这一领域的一部力作。作者基于对以往相关研究的分析,通过“内在诠释”的理路,将牟宗三哲学放在中、西、印哲学的宏大视野下,阐释了其“道德的形上学”的理论建构,凸显了其对于传统儒学和西方哲学所具有的独到价值。因此,牟宗三哲学是研究中国哲学“可以超过但不可绕过？”的一座理论“高节。     

评胡适和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特征”论

胡适和牟宗三两人对“中国哲学的特征是什么？”这一问题作了回答。胡适认为中国哲学具有 “名学”特征, 整个中国哲学史就是由 “正名”方法与 “无名”方法联合建立起来的; 牟宗三认为, 中国哲学的特征在于它特重“主体性”和“内在道德性”。胡适从哲学方法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 牟宗三则从哲学内容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胡适从中西哲学之同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 牟宗三则从中西哲学之异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尽管如此, 他们都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研究中国哲学之特征的, 都属于“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的现代性研究。     

康德与牟宗三美学思想的源流关系

牟宗三美学思想的发生发展、充实完善都与康德美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康德美学的特殊地位决定了牟宗三美学思想的发生由来，康德美学的精神义理直接影响了牟宗三早期对审美问题的关注和道德论美学的定位，康德将美视为沟通自然与自由二界的“中介说”又引发了牟宗三晚年对审美、道德“合一说”的论证。     

简议牟宗三圆善论的理性主义困限

牟宗三的圆善论既是他的道德哲学，也是他的玄学本体论的最终归宿．本文着眼于近代哲学转向的大背景，探讨了牟宗三的困善论在改造和试图超越康德实践哲学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选择，认为他不但没有走出康德的困境，反而加重了问题的复杂性．这一结局端在于理性主义认识的片面性和由此所导致的过分的道德乐观主义，使得圆善的设定只能成为一种良知的企盼，而与现实的道德生活却很难发生联结。     

康德的物自身不是一个事实的概念吗?——牟宗三关于康德物自身概念之诠释质疑

认定康德的物自身不是-个事实概念而是一个价值意味的概念,是牟宗三提出的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本文沿着康德批判哲学的逻辑顺序,详细分疏了物自身概念的三种不同含义,认为康德的物自身概念当然包含有价值的内容,但也有事实的含义,因此无论如何不能说它完全与事实无关,不是一个事实的概念.牟宗三未能全面分疏物自身概念的不同内涵,进而完全否认物自身是一个事实概念,明显犯有以偏概全的过失.     

牟宗三圆善思想的意义与缺陷

牟宗三写作《圆善论》的主旨是借助中国哲学的智慧来解决康德的圆善问题。但是,牟宗三通过诡谲的即和纵贯纵讲所能达到的只是道德幸福而不是物质幸福,他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其整个论述过程也存在着不少混乱。     

牟宗三先生哲学之贡献与朱子思想新诠

牟宗三先生对中国儒道佛三教哲学的诠释，及通过对康德哲学的消化给出了中西哲学会通的途径，贡献是非常大的。除了遵从牟先生的研究，对以上有关的哲学见解作进一步深化诠释之外，我也试图对牟先生在宋明理学中的诠释做出反省，在对朱子学义理型态的衡定上，我参考了韩国朝鲜朝主理与主气两系对朱子学的理解，又借用康德在其道德哲学中提出的人性中自然的辩证的问题，来为伊川与朱子的格物穷理的理论给出一些新的诠释，试图证成朱子学也可以是成德之教中一套可行的工夫理论。     

“转识成智”与“由智化境”:以康德与牟宗三为例

康德提出了作为道德律之基础的“自由意志何以可能”的问题 ,认为“自由意志”只是一个“公设”,而牟宗三认为自由意志不是“公设”而是真实的存在。其实 ,康德与牟宗三分别代表中西哲学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两种不同思路与传统 :“转识成智”与“由智化境”。由“转识成智”的思路必然导致“道德的神学”,而“由智化境”的思路必然导致“道德的形而上学”。     

王国维与康德哲学

康德哲学于19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其后经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其传入主要凭藉日文书刊之转介,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代表;在第二阶段,中国知识界不再以日文书刊为媒介,而是开始直接阅读德文原典,甚至有人亲赴德国学习康德哲学,其代表有蔡元培、张君劢、郑昕等人;到了第三阶段,现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思潮──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新儒学──鼎立之势已形成,它们对康德哲学各持不同的立场。笔者曾发表《康德哲学在现代中国》一文,讨论近代中国知识界吸纳康德哲学的历程。但在该文中,笔者忽略了王国维对康德哲学的吸纳与评介。该文之作,即是要弥补这项阙漏。事实上,王国维对康德哲学的吸纳介乎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他一方面藉由日本学者的著作了解康德哲学,另一方面阅读康德著作的英、日文译本。此外,他又借用康德哲学的概念与学说来讨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问题,譬如借用康德的知识论架构讨论中国传统的人性论（见其《论性》）,借用康德的理性学说讨论“理”的问题（见其《释理》）,借用康德的自由理论讨论“命”的问题（见其《原命》）,均表现出一定的哲学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