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中的推定承诺

推定承诺作为刑法中的正当化事由,已为各国刑法理论和实践所普遍接受。但因其与被害人承诺、紧急避险的相似性,使得学者们对其性质、正当化依据、成立条件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推定承诺是基于被害人承诺延伸的独立正当化事由。推定承诺的正当化依据是对被害人的法益保护,其成立需满足严格的条件,包括与被害人承诺相同的成立条件和特殊的成立条件:被害人对法益有权承诺、被害人具有承诺能力、被害人承诺的客观不能、被害人承诺的当然可能性,行为人具有推定承诺的认识、行为人出于正当目的。     

日德刑法视角下正当化事由的正当化根据

正当化事由的正当化根据,是理论界错综复杂的一大难题,借日德刑法学界的视角对比分析正当化事由原理性学说的法益衡量说、目的说、社会相当性说.法益衡量说有客观归责之嫌,难以界分正当防卫杀人和故意杀人的区别.目的说又过分强调主观,不能说明正当防卫过当、紧急避险过当入罪的情形.社会相当性说,糅合法益衡量说和目的说,做到主客观一致,符合我国国情.     

中国刑法视野下的被害人承诺

被害人承诺作为一项正当化事由，包含着重要的刑法价值，它对如何在维护刑法正义的前提下，实现人的自主决定权最大化起关键作用。被害人承诺是指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由于被害人承诺放弃该利益而可能得到刑法宽容评价的行为。以相当性为基础，被害人承诺具有阻却违法性之刑法效果。被害人承诺阻却违法性的理论依据是被害人对于自己有权支配和处分的利益在不侵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放弃了刑法的保护。     

被害人承诺探析

被害人承诺是一种合法化事由.对大多数仅关涉个人法益的犯罪之承诺具有合法化的效力,但对于人身及生命的法益,尤其是关切于公共的法益则不然.被害人承诺必须在承诺能力、承诺瑕疵、承诺对象、承诺的主观要求等方面符合一定要求方为有效.     

被害人承诺在中国刑法中的地位分析

被害人承诺在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中通常作为损害行为的违法阻却事由之一,它因法益的欠缺而使其获得了存在的根据.近年来,将被害人承诺的效力从阻却违法层次提前到阻却构成要件该当层次的“一元论”在大陆法系国家盛行.从中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构成和刑法分则三个角度考察,被害人承诺在中国刑法中难以找到存在的根据.对此,应当在体系性评价的基础上,改良或变革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理论.     

医疗手术中的被害人承诺——从刑法学的角度审视

医疗手术中的被害人承诺,是阻却医师刑事责任的正当化事由。真实有效的被害人承诺,必须具备承诺权限、承诺能力、承诺意思、承诺时间和承诺合法等五个要件,缺一不可。在国外,医师没有得到患者承诺的专断治疗,往往构成故意伤害罪或暴行罪。     

论推定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

对被害人承诺的研究肇始于西方。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如有承诺不为不法行为”的原则，后发展为一条法律格言：“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所谓被害人的承诺，是指具体法益所有人对他人以特定的方式侵犯自己可以支配的权益所表示的允诺。推定被害人承诺是和被害人承诺相关的一种特殊情况。推定的承诺，是指在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虽然不存在明确的承诺，     

有瑕疵的被害人承诺效力问题分析

关于有瑕疵的被害人承诺效力问题,学界存在着主观真意说、动机错误说、法益关系错误说之间的对立。规范的自律说可以较为合理地解决有瑕疵承诺的效力问题。规范的自律说认为,承诺有效性的判断应当是以被害人是否享有自治决意为参照标准的。被害人自治决意有无的判断,是从客观的法的角度来评价被害人承诺是否能够体现其自由处分的意思。该说克服了之前几种学说的弊端,兼顾了刑法保护法益机能和保障人权机能。本文从规范的自律说的立场,联系侵犯生命、身体及自由等相关犯罪中的具体事例,详细分析了因受骗作出的有瑕疵被害人承诺的效力。     

被害人利益的维度考量之刑法意义思考——以亲告罪为视角

随着"被害人学"的勃兴,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权利救济等在刑事政策的变迁中得到彰显,由此影响到刑事立法对被害人利益的尊重与考量。反观我国刑法,除了亲告罪,几乎没有对被害人主体利益特别是自我决定的尊重与保护,这不利于扩张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与贯彻刑法谦抑性理念。为了让被害人利益在我国刑法中得到彰显,不仅要在完善亲告罪立法体例基础上适度扩张其适用范围,还要对被害人承诺进行适度的法定化,明确被害人承诺的概念,并就被害人对身体健康权的承诺进行限定,以与新增设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设置保持协调。     

论刑事和解的主体及适用

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被害人、加害人、调解人、司法机关和其他参与人。刑事和解可以适用于所有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对于侵犯社会和国家法益的犯罪,如涉及到侵害个人法益的,也可以适用刑事和解。     

犯罪被害人诉讼地位分析

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随着人们对犯罪的本质认识变化而变化,同时也是随着犯罪被害人权利运动和犯罪被害人学研究的发展而发展的。中国犯罪被害人虽然在立法上规定为当事人,但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地位是准当事人的地位。     

关于平等权及其宪法保护的思考

平等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平等权兴起于启蒙时代，于二战之后得到迅速发展。平等权的理论根源于人权的普遍性，其实质在于反对歧视，是国家权力正当化的基础。国家对公民进行区别对待需要有合理的理由，且采用一定的审查标准。平等权不仅是理论上的权利，也具有巨大的实践价值。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应当制定保障公民平等权的宪法性法律——《反歧视法》，以保障公民宪法平等权的实现。     

论强奸罪中的欺诈

关于行为人通过欺诈手段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行为人是否构成强奸罪的问题,根据等价性原则,基于欺诈而发生的性交构成强奸罪仅限于以下三种情况:(1)欺诈致使被害人对什么是性行为或者性行为的发生完全没有认识;(2)被害人虽然对性行为的自然属性有认识,但是,欺诈导致被害人对影响性行为法律属性的关键因素产生了错误认识;(3)被害人虽然对性行为有认识,但是,由于欺诈,被害人误以为不得不在生命健康权与性自主权之间做出选择,这种欺诈具有类似于暴力、胁迫程度的强制性,因此,也应该构成强奸罪。     

受害人同意在身体法益侵害中的界限

基于自我决定权,受害人可以同意对特定法益的侵害,但受害人对身体法益侵害的同意不是无限制的;受害人对身体法益侵害的同意只有在不违背公序良俗或社会公共利益时才是有效的,才能阻却侵害行为的违法性。在具体适用公序良俗或公共利益原则判断时,不仅要看侵害行为的结果,也要综合考量侵害行为的客观样态及行为人自身的主观样态。     

论不起诉制度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我国刑诉法关于“被不起诉人”的提法有待商榷 ;应赋予尽可能多的被不起诉人以申诉权 ;保证被害人的自诉权及其利益。认识不起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完善我国不起诉制度有重要意义。     

论形上理性权利观

形上理性权利观是西方权利正当性观念中最为核心的理论流派。这一观念理论以抽象的方式表达出对权利至上性的信仰,通过强调理性的决定作用,主张理性是权利的最高准则,权利的正当与否,取决于是否与理性相一致。康德与黑格尔为这一观念提出了本体论的证明方式,其理论特质为权利具有神圣性和不容置疑性;权利具有决定性;权利具有合乎道德性。形上理性权利观主要表现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宪政实践和法律的价值观念中。     

论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中的适格案外人

关于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中的适格案外人的范围,目前存在着理解上的分歧以及操作上的混乱。其实,只有判决效力扩张所及的第三人,才可能成为申请再审的适格案外人。因此,从判决的效力出发,可以找到问题的破解之道。由于不同判决效力扩张的情形有异,申请再审的适格案外人的范围也应有不同的界定:既判力所及的第三人原则上无案外人适格,仅特定情形下的第三人除外;人事诉讼判决形成力所及的部分第三人具有案外人适格,而公司诉讼判决形成力所及的第三人则完全不可能成为适格案外人;反射效力所及的第三人通常也无案外人适格,但当事人诈害诉讼的情形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