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目的论历史观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嬗变及其意义

目的论是康德历史哲学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康德的历史哲学几乎建立在这一理念的设定之上.康德的目的论是一个消极性的理念,因此它无法解决康德历史哲学中的二元论.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如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鉴于康德历史哲学的二元论困境,将康德消极性的目的论转换成积极性的目的论,即将目的论实体化和主体化.费希特的“自我”、谢林的“绝对”以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是目的论的实体化的表现,他们从这种实体化的理念当中演绎出各自的历史哲学,从而产生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基于这样的考虑,可以说,没有目的论,就不可能产生思辨的历史哲学,我们应当重新看待德国古典哲学中目的论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视域

马克思哲学是关于历史发展的哲学,历史发展的双重动力是阶级革命与生产力发展.当马克思哲学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与发展”两大视域应运而生.随着时代背景发生变换,马克思主义哲学两大视域实现了从革命到发展的现实转换.     

《资本论》的历史哲学意蕴

马克思是历史哲学领域中的旗帜性人物。在对以“永恒论”为基调的“一般历史哲学”的“批判性拒绝”中,马克思推出了以“发展论”为核心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遵循了哲学服务历史的基本取向,并沿着两条并行不悖的路径稳步推进了他的“历史之思”:一是依托于唯物史观的分析范式,深入物质生产领域探掘了历史的本质与规律,二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武器切近现代工商业实践格局,洞悉了资本主义的前景和命运。据此而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竭力探掘社会历史的根源并展开对资本主导下的经济运行规则和文化道德机制的实质性批判,确证了以生产方式为基础、以人类解放为核心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历史哲学运思路向。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就是一种基于实践的历史性批判,它在回应“时代之问”中完成了关于人类“历史之谜”的哲学思考。这种历史哲学以“世界历史”为基本定向,以“人类社会”为立脚点,实现了对“当代的自我阐明”,开辟了历史哲学的新境界和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方向。     

论王船山历史哲学的主体精神

船山认为,人不仅是“天地之心”,自然的“主持者”,还是历史的创造者,以及历史具有意义的象征.在历史中“君相”固然可以“相天造命”,而“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历史是人参天化育的过程.一方面,人创造了历史;另一方面,历史也创造了人.可以说“相天造命”论集中体现了王船山历史哲学的主体精神.     

狄尔泰和历史哲学

狄尔泰认为,近代西方文化正经历一个根本的危机。这个危险表现为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最终前提都发生了问题。只有进行比康德更全面的理性批判,即他所谓的“历史理性批判”,才能回答西方文化所面对的问题。历史理性批判的任务是把理性奠定在历史的基础上,它只有通过历史与哲学携手并进才能完成。这使他的生命哲学具有历史哲学的性质。通过狄尔泰的历史哲学,“历史性”和“历史意识”重新进入了哲学。而他赋予历史理解的实践意义又使他的历史哲学含有实践哲学的因素。然而,狄尔泰历史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握精神的总体关系,并把它等同于历史的总体关系。这样,历史在他的历史哲学中最终必然是非历史。     

文化哲学的意含

作者在台刊《哲学与文化》第２８卷第５期上发表文章指出：（１）文化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是近两个世纪之事,这两个世纪对文化问题的关怀,约由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各占一个世纪。１９世纪看重历史哲学,２０世纪关心社会哲学。（２）历史哲学探讨文化“纵”的发展,社会哲学专注文化“横”截面的内涵。“纵”的历史哲学不但检讨过去的人类文化现象,还要设法由过去经现在直透未来;“横”的社会哲学不但要透视文化现象,还要认清文化本质,以“预测”未来走向。（３）汤恩比（A．J．Toynbee）的《历史研究》和斯宾格勒（O．Spengler）的《本…     

如何定位王船山的历史哲学——读《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

王船山终生求“经邦之礼”,在历史哲学方面提出诸多新见。长期以来,学界关于王船山历史哲学游离于“民主主义”和“儒家仁政思想”两种对立观点之间。而程志华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基于翔实文献资料,围绕王船山的“历史观”和“资治论”、“合法性”与“正当性”、“政道”与“治道”等问题,经过透彻而严密的学理分析,系统诠释了王船山历史哲学的理论体系,并对其进行历史定位,指出王船山政治哲学并非民主主义,而仍是传统的“儒家仁政思想”。此结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纠正以往学界对王船山历史哲学之误读、误解,廓清学界的迷雾,为儒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和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     

“选择哲学”评析

一九八八年第四期,本刊发表了王振武同志题为《以选择论为框架,建立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一文.该文向我们推出了作者在哲学领域的“新发现”,这就是“选择哲学”.据说作者经过几年的探讨,认定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不可摆脱历史局限性而已经过时”,以为它是“一种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哲学体系”,需要“用选择论对自然、社会、思维以及     

目的论的康德历史哲学

康德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完全从哲学上考察历史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它将目的论原则引入历史领域,以整个人类的历史为其对象,由此形成了一部向着善而不断进步的“道德史”,其最终目的就是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但康德的历史哲学是以道德形而上学为依归的,它无关乎人类历史现象本身,而仅仅从道德主体的角度来观察人类历史,因而是超历史的,是一种在黑格尔思辨历史哲学的类比意义上的历史哲学。     

一种不可遗忘的历史动力——关于“恶”的历史作用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基督教哲学、维柯、康德、黑格尔都有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主要从六个方面论述了“恶”的历史作用.但是在承认“恶”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并不能否认历史发展的其他动力,特别是不能否认与“恶”相对立的“善”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

自然和历史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界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科学地、正确地解决。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只承认“历史的自然”，而否认“自然的历史”；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家只承认“自然的历史”，而否认“历史的自然”，二者都割裂了自然与历史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认为，历史是“自然的历史”，自然是“历史的自然”，“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是一个基于实践活动而诞生和发展的现实的辩证的有机系统。     

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叙事前提——评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对马克思的神学解读

洛维特将神学视为历史进步意识的前提条件，将马克思历史哲学同基督教末世论进行同质化理解，是对马克思历史哲学叙事前提的神学解读。从维科到黑格尔的近代西方历史哲学本质上致力于以哲学反思历史、以历史证明神学，持续发展了孕育于历史神学中的历史进步意识，最终实现了对历史神正论的彻底完成，表现出鲜明的神学性质。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叙事前提并非神学，而是“现实的人”及其目的性实践。历史的意义不在于真理的“彼岸世界”之中，而在于“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即“此岸世界”的真理之中。“此岸世界”的真理性源于其构成“彼岸世界”的历史起点，“彼岸世界”是对“此岸世界”的理想形象的建构性反映。世界从现实状态向理想形态的转变过程是历史进步与历史代价的统一，呈现为“更好的当下历史”向“当下历史的理想形态”转化的非线性过程。这一转变过程得以完成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在于，“现实的人”及其以改造现实世界为目的的革命性实践。     

历史三分法与中国历史哲学

从中国传统学术的视阈入手,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对“历史”有一种三分法,即史事、史文、史义,其中史义即是中国的历史哲学。同时,史义包含有“历史之大义”与“吾心之精义”两部分内容。史义与西方历史哲学存在着一些重大差异。     

工具理性视域中的发展反思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反思作为哲学的功能,在发展问题成为当今哲学主题的背景下,哲学主题历史维度下的发展问题就成为哲学反思功能的反思对象。从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方式”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跃迁,就是一次哲学主题历史维度下的发展反思。     

论老子的历史哲学

老子的历史哲学与其史官身份、历史意识和道论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周代的史官,老子对于三代以来的历史有贯通的认识。老子善于对历史进行总结和反思,针对现实政治社会的动荡不安,强烈批判“无道”而推崇“有道”。以“道”作为形而上的本原和依据,成为历史真正的“开端”和“根据”,亦是老子历史哲学的突出特点。老子对历史进行哲学化的思考,以精炼而深邃的“诗化”语言表现出来,为中国古代历史思想的发展开拓了宽广而深远的领域。“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反映出老子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     

论黑格尔历史观内在矛盾的理论机制

(一) 形成于十九世纪理想主义氛围中的黑格尔历史主义,以其《历史哲学》一书为代表作。在这本著作中,黑格尔提出:“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他认为“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考察罢了”。因此,黑格尔是把“理性”视为历史运动的“本体”与“主体”,历史运动的方式则是一种“合理的过程”。与此相应,考察历史的方法就是一种“思想的考察”。这样,理性“本体”合理的(辩证的)运动方式及其相应的历史考察方法就构成了黑格尔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实质性”建构的三个基本面

当前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讨论中,有“实质性”建构与“话语性”建构两种不同的观点和倾向.需要明确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仅仅是一个新概念和原则性的目标倡导,不能仅仅是一种“话语性”建构,根本目标还在于“实质性”的具体建构,因而必须有清晰的“学术定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实质性建构,当前的任务是要在研究范式上彻底实现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及理论体系这个核心主题展开哲学化的研究,在文化根基上可持续地以哲学的形式继承和提升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只有这三个基本面在思想、理论和学术上真正到位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才可能是实质性的.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学说的哲学灵魂”吗？——“以物化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以人化为本”的“实践人道主义”

国内长期以来形成的把“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或说成是马克思学说的哲学灵魂，这其实是对马克思学说的误解。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的哲学理想，也不是社会历史的普遍规律的理论即“历史哲学”。它仅仅是揭示“史前社会”人被“物化”方面的事实之科学方法，主要是研究资本剥削所形成的总的科学观点，根本就不是哲学。马克思的哲学理想只能是“以人为本”的“实践人道主义”和“以实践为基础”的“实践唯心主义”。     

哲学抑或思想史?——试论沃格林历史哲学的限度与中国“效应”

沃格林的历史哲学对各种文明表现出西方学者中罕见的宽容与深度,成为中国思想建构的一个有益镜鉴,然而这种哲学在思想性质、秩序观、历史观等方面的限度也不可不察。在思想性质方面,它在根本上乃是一种思想史的乃至社会科学的考察,即从过往思想中总结历史规律,并以某种本身貌似自明的模型来评判历史,而没有达到哲学对这种考察方式之效力应有的更深刻反思。在秩序观方面,沃格林忽视了他心目中的一些灵知主义“典型”在现代性的边缘之处通达宇宙秩序的可能性。在历史观方面,沃格林虽然反对人的解释受到历史的主导,主张“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却由于致思方式的局限,仅仅看到“历史中的哲学”,没有真正达到“哲学观照的历史”,尤其是忽略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与谢林肯定哲学“究天人之际”的旨趣。鉴于这些限度,加之中国文明在根本上并未遵从西方以形式感主导的构成方式,我们在沃格林之后“接着说”时不应以沃格林的论述框架为“底本”,而只应将其作为我们重新发掘中国文明“道中庸”的不同方式时的外部参照物。     

苏联《哲学遗产》丛书

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和《哲学遗产》丛书编辑委员会,于1979年12月联合召开会议。《哲学问题》杂志主编 B.C.谢麦诺夫在会上强调指出,该杂志很注意阐明哲学史和文化史方面的问题,以及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由于1983年将举行“哲学和文明”为主题的第十七届世界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