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人生活心态与明亡历史的写照——以杨文骢及其诗文为中心的考察

杨文骢是晚明著名的诗人,但因其与马士英有姻亲关系,而马士英又与阉党余孽阮大铖沆瀣一气,时人和后人的评价,多避不开党社是非观,对他多有非议.清军南下江南,杨文骢却以身殉国,以事实表明:对晚明士人节气的判定,不能简单地以党社是非观为标准.     

从刘宗周看晚明道德理想主义的破灭

儒学是以内圣外王为宗旨,每个儒家学者都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这种理想是以道德为根基的。以刘宗周为代表的晚明儒家学者多具有这样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情怀,希望以仁义来解决包括军事、政治上的所有问题,然而却和现实危急的形势发生冲突。本文希望从刘宗周与崇祯帝奏对的情况来揭示晚明时代道德和政治混杂在一起的状况,反思当时道德对政治的影响,以此正视儒家具体制度建设和应变措施的不足。     

何谓“晚明”?——对“晚明”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反思

晚明是一个与现代学术体系相伴而生的历史表述,人们在建构这一宏观、整体性概念时,是从传统史学资源中汲取的话语形式,又删汰了这一历史表述形式所暗含的一治一乱、一兴一亡的朝代循环史观,并将一种现代意识和历史进化观念灌注其中,进而生发出一系列关乎中华文明整体性演进、变革的重大历史命题。晚明之晚,不仅是有明一代颓败与迟暮,而是中国传统的解体、蜕变,及其自我更新、涅槃重生的历史关口。有关晚明的历史表述及其阐释,在历史理性彰显的同时,蕴含着更多的、引人瞩目的当代关切和现实情怀。     

晚明小品与语丝文体:古今散文体的传承与流变

研究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从古今散文文体传承与流变的视角切入,是较为可取的.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史上分别出现的晚明小品和语丝文体,产生于相同或相近的历史文化背景,文体风格、语体、体式也有诸多类似,明显见出前后的传承关系,当然也反映出两个不同时期文体的流变.这为深入探究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提供了颇有研究价值的个案.     

中晚明的社会转型与历史变革(专题讨论)

编者按:晚明史是目前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晚明社会的转型与历史的变革于是也就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但晚明社会历史这种大变迁、大变革究竟起自何处,不同的学者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所强调的重点     

从晚明画谱看当时文人的审美取向

晚明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型期,也是中国版画画谱出版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的画谱创作是晚明文化思潮和文人品味风尚影响下的产物,具有相似的风格和审美特征,追求"精雅之趣"、"天然之韵"和"灵动之美",反映了晚明文人多元化的审美取向.     

晚明塾师的“觅馆”与“聘期”——兼及塾师生活模式及其职业精神的演变

"觅馆"是塾师职业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塾师职位的获取,一般需要一定的社会信用关系进行担保,诸如亲属宗族、师徒友朋、乡缘地缘等社会关系在塾师的职业获取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随着晚明社会变迁及塾师职业竞争的加剧,塾师的职位获取成本增加,而职位的稳定性却明显削弱,使频繁的"觅馆-失馆-再觅馆"成为塾师一种较为常见的生活模式.这不仅成为晚明师道日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进一步深化了塾师以"济读资生"为主,而非自我价值实现的职业观念.因此,在晚明社会变迁中,塾师终未能如其他职业群体那样,形成一种职业的群体性的内在聚合.     

晚明小品与语丝文体:古今散文文体的传承与流变

研究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从古今散文文体传承与流变的视角切入,是较为可取的。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史上分别出现的晚明小品和语丝文体,产生于相同或相近的历史文化背景,文体风格、语体、体式也有诸多类似,明显见出前后的传承关系,当然也反映出两个不同时期文体的流变。这为深入探究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提供了颇有研究价值的个案。     

论晚唐科举与落第士子的心态——以《北梦琐言》为例

<北梦琐言>是唐五代继<唐摭言>之后较多记述唐代科举制度及其遗闻逸事、文士风习的笔记小说,虽说没有<唐摭言>全面,但它为研究晚唐科举之弊端(干谒权贵、请托受贿、以诗为砖、抄袭代作)和落第士子的心态(对朝廷的不满与怨愤、寻机报复朝中达贵、走向朝廷对立面)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因此亦显得尤为重要.     

论唐代科举考试的功能

唐代科举考试制度在唐代社会发挥着选拔、激励、教育导向、维护社会稳定等诸多方面的功能。从科目设置、测量方法、选拔标准等方面来看,科举考试对人才的选拔是客观公正的,对士人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推动了崇文尚学的社会风气的形成;维护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倡导了公平、平等的思想理念;选拔了大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官员,提高了唐代官僚集团的文化素养,扩大了统治基础,打通了社会流动的正常渠道,培养了中国乡村士绅阶层,使之形成地方文化核心,有力地维护了唐代社会的稳定。     

明代洪武永乐时期殿试制策之背景因素初探

殿试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层次。明代的殿试始于洪武四年,初期多是由皇帝亲制策问,后来多由翰林院的翰林们拟题,然后送交皇帝裁定。明代洪武永乐两朝总共进行了16次科考,相应的就有16道殿试制策题目。这些制策的主题都是围绕着如何治理天下国家而问,历史学在这些制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每一篇制策都要从时政的角度提出问题,鲜明地反映出时务策的特征。在殿试考试中能够脱颖而出,说明应试者确实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科举制度与十国士阶层

科举竞争的激烈造成十国士风的普遍颓坏和十国士人的急剧分化。虽然 ,科举制度下 ,十国士人重建主体人格的努力一刻也没有停止 ,但这种努力又有其难以克服的时代局限性。     

康熙上谕与《明史》成书——试析康熙朝《明史》未能成书之因

康熙朝御编的几十种图书大部分开修、成书于康熙四十年后,但康熙四年即谕命搜集史料、十八年开修的《明史》却在四十三年戛然而止,未能成书。《明史》的成书有竞顺治遗志、“兴朝修史”显示国力等多方面意义,康熙是一个极其强势的皇帝,其本人钟情于图书纂修,御编诸书中康熙着力最多的就是《明史》,本文以《明史》编修中康熙的上谕为切入点,以图解开其中的谜团。     

唐代科举“两都试”略论

唐代科举实施“两都试” ,除了“京师米贵”以外 ,武则天的政治统治需要和“安史之乱”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两都试”期间录取的进士、状元和长安一地录取的进士、状元并无区别 ,有学者称“两都试”录取的状元为“分场榜首” ,虽有新意 ,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何炳棣再商榷——以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爬梳,确认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出身少的现象乃史籍缺载所致。事实上,明代生员概率接近常态;何炳棣采集的史料若特指生员而言,其来源本身就有局限性,由此统计的数据不宜当作明代进士社会流动率高的一个依据。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在讨论明代B类进士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有限记载,主要来自民间的《进士同年录》而非官方的《进士登科录》。生员身份是否有资格作为进士家状的基本内容之一,必载于或应载于《明代进士登科录》?若是,又始于何年?作者求教于方家。     

唐代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辨析

唐代进士科从初唐的策问取士,到武则天的始试杂文诗赋,再到盛唐时期单纯试诗甚至律诗,充分表明了进士科考与唐代诗歌文学之间愈来愈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推进了唐代科举于文学的偏重,同时刺激和催发了唐代诗歌的发展与繁荣.     

从《北梦琐言》看晚唐重进士科之风气

科举题材是五代笔记小说《北梦琐言》的一个重要内容。作者孙光宪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晚唐社会各界对进士科的重视,对应试举子的出身阶层、区域分布等均有所描述,为后人研究唐代科举制度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     

长安的槐树景观与唐代的科举文化——以白居易为中心的研究

槐树是唐代长安一道颇具都城色彩的自然景观,在其形成的过程中逐渐浸染上帝都文化色彩而具有特定的人文含义。文章以白居易为中心,通过其不同时期诗歌中槐树意象所具有的不同含义,来考察中唐新兴知识分子在长安的生活经历及生存状态。由此进一步研究在科举文化背景下槐树所具有的时代含义,以及由此反映的科举士子在长安的生活情状,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观照中古时期由以经学为中心的贵族文化到以文学为中心的科举文化转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