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以来日美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差异性

“九一一”事件以来,日美同盟与美韩同盟出现较大差异性。对美军全球部署调整中两同盟的军事功能进行比较可见:在美国亚太战略中,日美同盟地位中心化、美韩同盟地位边缘化;对两同盟在应对“朝鲜威胁”中的行为进行比较可见:在地区安全难题中,日美同盟手段军事化,美韩同盟手段政治化;对两同盟与中国、印度、俄罗斯的关系态势进行比较可知:在大国政治博弈中,日美同盟紧密化,美韩同盟离心化。     

论代偿机制与复合同盟的维系——基于对美日同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美日同盟何以长期维系是联盟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亚太地区秩序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主流联盟理论尚未深入探讨的“复合同盟”概念是基于正式条约合作的政治经济同盟,主要特征体现为安全合作具有最高决定性,经济合作具有战略性,二者共同寻求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具有进攻性与排他性,且文化合作对同盟的维系具有放大效应。复合同盟的维系可以被划分为同盟解体、同盟弱化、同盟维持与同盟强化四大形态。基于联盟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以过程追踪的研究方法探究美日同盟长达70余年的演化发现,促成美日复合同盟长期维系的是经济—安全“代偿机制”,其完整的驱动逻辑是体系压力(前置变量)、代偿机制(核心变量)、国内政治(中介变量)、复合同盟的维系(因变量)。近年来美日复合同盟趋向失衡的双向代偿在美日两国国内、区域乃至体系层面产生了愈发显著的负面效应。而在体系变迁、国内政治不稳定的前景下,若代偿机制持续严重失衡,美日同盟可能出现不可逆的同盟弱化。     

从意识形态议题论拜登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强化

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对外积极追求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并强化同盟体系,加之盟友日本的全力“迎合”,导致新一轮美日同盟的强化凸显意识形态议题色彩。在双边关系层面,美日两国通过强调意识形态一致性,提出基于共同意识形态的目标及推动意识形态化合作,试图将意识形态因素“内化”于同盟“肌体”。在与伙伴(盟友)间关系层面,美日两国欲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并构建多边合作规则,依据战略利益处理意识形态分歧。在应对竞争对手层面,美日两国通过对中国国际形象实施“污名化”,利用所谓的“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并实施制裁,已达成对华发动意识形态攻势的政策协调共识。在拜登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强化过程中,意识形态既是目标又是手段,且具有极强的工具性价值,其实质是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以及美日两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美澳同盟转型的特征、动因及影响

美澳同盟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重要一环,是美国实施地区战略的重要工具。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澳同盟的转型进程加快。从同盟针对的目标来看,美澳同盟将围绕遏制中国的战略需求进行全面转型;从同盟内部关系来看,澳大利亚对美澳同盟的引导和塑造能力明显增强;从同盟性质来看,美澳同盟将从防御性同盟转型为进攻性同盟,进攻能力和威慑能力成为双方合作的重点;从同盟合作范围来看,美澳同盟的综合性特征更加明显。美澳同盟转型是美国调动盟友资源、推进“印太战略”部署和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措施,同时也适应了澳大利亚缓解战略焦虑和制衡中国影响力的现实需求。这不仅使得两国在战略上深度捆绑,增强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力量优势,也使得澳大利亚处理对华关系难度加大,并冲击地区和平与合作的进程。     

日英同盟与"再定义"后的日美同盟比较

由于地缘因素的限制,自近代以来,日本形成了即使在国力上升时期也对外结盟的政策定式.日本奉行"与强者为伍"的原则,先后同英、美两个全球主导国结盟,打压其他竞争对手,最终使自己成为了地区性大国.然而,日本在结盟过程中带有较强的自利性,与盟友的矛盾也不断增加,再加上地区力量的多元化,不断"再定义"下的日美同盟很可能重蹈日英同盟走向消亡的覆辙.     

“印太”视阈下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与局限

日本为构建与扩大海洋国家联盟,积极推动与英国的安全防务合作和交流,其中尤为注重推进在印太地区的合作,这一战略动向值得关注。在日本积极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构建的背景下,日英安全防务交流与互动相比之前更加频繁和高效,加之双边固有的意识形态认同,推动了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两国不仅以安全防务交流为重点,还积极深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强调维护自由贸易与"海洋秩序",寻求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上进行合作,进而成为印太地区新的不确定因素。日英在战略利益和外交需求上存在互补,均强调共同价值取向,并与美国同盟机制联动,促进了日英关系"准同盟化"。但两国在国家利益、外交定位、战略指向方面存在"分歧",加之均受到国内政治的掣肘,将制约这种"准同盟化"的发展。     

对2010年中日关系的看法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北大核心CSSCI

对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这两个因素的研判,是导致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中日关系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中国崛起绝不意味着战争威胁。中日两国应从建立战略互信、抓住合作机遇、改善国民情感入手改善双边关系。     

对2010年中日关系的看法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

对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这两个因素的研判,是导致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中日关系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中国崛起绝不意味着战争威胁。中日两国应从建立战略互信、抓住合作机遇、改善国民情感入手改善双边关系。     

论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日美同盟关系

由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恐慌程度,波及的范围,所引发的全球性问题都是空前的.它影响着国际社会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着国际秩序、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同时,也影响着日美同盟关系的转型与走向.本文试以全球金融危机为切入点,来分析日美同盟关系在新形势下的再强化与转型,进而从日美同盟关系的变化来揭示其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日美同盟的影响

金融危机冲击日美同盟传统的成本分担结构,侵蚀调整中的驻日美军重组计划的财政基础,从而对广泛意义上的日美同盟调整构成冲击。日美同盟战略目标的扩张,需要国内民众及相应财力物力支撑。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日美同盟目标的多元化受到同盟资源有限化的制约。从短期来看,金融危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某些局部矛盾恶化,在此情况下,日美同盟将继续沿着固有的同盟轨迹前行。从长期来看,全球化金融危机促使合作性机制的构建,从而有利于化解日美同盟的对抗性。     

美国“印太战略”下美韩海洋安全合作研究

海洋安全不仅是美韩两国合作的重要层面,更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领域,影响美国地区战略的实施前景。随着中美之间发生权力变迁以及美国加强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一方面,美韩深化了双边海洋安全合作,同时,韩国加强了地区多边海洋安全合作,并积极配合美国提升联合行动能力。但另一方面,两国也存在分歧,韩国并不愿意参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竞争。通过对比两国海洋战略,可得知,虽然两国的海洋战略目的存在一定分歧,但战略手段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美国有能力实现韩国的战略目的,也能帮助韩国增强其海洋力量;韩国则能为美国提供前沿基地、一定程度的地区海洋力量,以及机动作战的支援,这奠定了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基础。因此,未来中美权力变迁期间,美韩同盟关系很可能持续呈现“相互支持”的态势。     

金融危机对日美同盟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金融危机冲击日美同盟传统的成本分担结构,侵蚀调整中的驻日美军重组计划的财政基础,从而对广泛意义上的日美同盟调整构成冲击。日美同盟战略目标的扩张,需要国内民众及相应财力物力支撑。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日美同盟目标的多元化受到同盟资源有限化的制约。从短期来看,金融危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某些局部矛盾恶化,在此情况下,日美同盟将继续沿着固有的同盟轨迹前行。从长期来看,全球化金融危机促使合作性机制的构建,从而有利于化解日美同盟的对抗性。     

安全规范传播视角下美日同盟的演进

二战结束后，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与《美日安保条约》，构建起“旧金山体制”，美日同盟关系由此确立。“旧金山体制”凸显了冷战思维，日本以不对等的身份参与了美国亚太地区的安全规范构建。冷战后期，美日同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同盟性质更加显著，日本的自主性不断增强。苏联解体后，美日同盟的最大挑战不复存在，但恐怖主义威胁、朝鲜核问题、中国军力增长等成为美日同盟面临的新挑战。安倍二次上台后，先后提出“自由与繁荣的印太”与“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概念，日本逐步形成自己的“印太构想”。与此同时，美国也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转向更为广泛的“印太战略”。在此背景下，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日本正在逐步摆脱战后的种种束缚，深化同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关系，由此形成了美国主导下的印太地区多边体系，其针对中国的意图更为明确。     

试论德奥同盟

1879年10月建立的德奥同盟是在德俄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德国为了维护普法战争结束后对自己有利的欧洲格局而与奥地利签订的双边条约.1890年俾斯麦下台后,德皇威廉二世开始推行"世界政策",这一条约的本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把1879年的德奥同盟说成是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的外交工具是不确切的.     

1972年前美日同盟"涉台"问题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直至1972年美、日两国分别与中国全面改善双边关系前,美国和日本在东亚结成同盟共同遏制中国.宝岛台湾成为美日两国政府实施反华战略的砝码.这段时期美日两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阻挠海峡两岸走向统一,成为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巨大障碍.     

石桥湛山和平同盟构想的研究

曾任首相的鸠山由纪夫上任伊始,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值得关注的是,其构想的基本思想与冷战期间石桥湛山提出的"东亚的和平同盟"构想相吻合,其宗旨都是摆脱冷战思维的束缚,摒弃意识形态的分歧、对立,以平等合作关系促进各方和平发展的科学思考。时至今日,分析石桥当时提出相关主张的国际背景,考察其思想内涵,对今日的东亚地区安全以及中日关系仍然有着重要的参加价值。     

美日同盟涉台条款溯源

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发表涉台《共同声明》,再次使美日同盟涉台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美日同盟涉台最要害的是“远东条款”,从日本政府对“远东条款”一再解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日同盟涉台条款的演进轨迹,即无论美日与中国的关系如何,美日对中国做出什么承诺,“远东”包括“台湾”始终是日本官方的“统一见解”。《周边事态法》、《有事法》虽对美日同盟适应范围有所调整,但其在涉台方面并无丝毫松动。美日同盟涉台条款明显违背中美、中日在台湾问题上业已达成的共识,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是对国际法义务和国际信义的亵渎。它阻碍了我国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更是有害无益。     

美国两洋同盟演化与当代国际格局转型的再思考

美国借助大西洋同盟和亚太同盟介入或主导了几次重大国际事件,证明了"当代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明显"是伪命题。当代国际格局变化的两种趋势中,三支主要力量的角逐为美国两洋同盟的维持与优化提供了结构性空间;冷战遗留问题为美国两洋同盟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根基与现实条件;美国推进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是通过两洋同盟的运行而实施的,体现了当今国际格局的变化态势;美国两洋同盟在国际格局变动中的对接与实践,深化了资本主义同盟的冷战思维。从外交方法上看,冷战思维不是国际行为体单方面能够消除的,它是行为体之间理解和认同的一种外交思维方法;单方面摒弃冷战思维外交将受到对方的困扰甚至陷入困境。     

冷战后日美同盟合作强化的学理分析——兼论中日美关系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不仅没有终结,反而在强化。得以强化的日美同盟,显示出了新的特征,其原因涉及谋求同盟整体功能的最大化与同盟运行成本的最小化、同盟国相互约束的强化、同盟参与国际和国内需求的强化以及同盟过去的收益产生对未来收益的预期等。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日美同盟的强化是中国必须应对的重大挑战。     

日美同盟与东南亚地区安全问题研究

东南亚是牵涉日美同盟重大利益的地区之一.在日美同盟的影响下,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也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日美同盟与南海、东南亚海上通道、东南亚地区反恐等地区热点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东南亚国家唯有通过积累强大的综合实力、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抓住机遇,强化独立自主意识、营造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对话机制、实施具有层次性和非对抗性的"大国平衡战略",方能有效地实现自身安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