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态伦理道德观与环境法

法律与伦理道德是密切联系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化将对法律的发展变化产生重要影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新生态伦理道德观念正在向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念发起全面的挑战。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念将对环境法产生重要影响。环境法应以生态利益为本位。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应当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念应成为环境法的重要理论基础。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是否可行?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思想这些年风头正劲,但实际并不成功.因为它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在立场上没有真正跳出人类中心主义;而其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诘难,也经不起仔细推敲.     

环境伦理坚持还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这两种环境伦理观是当今环境伦理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作者通过剖析这两种环境伦理理论以及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在处理环境问题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时所处的困境 ,论证了树立与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的合理性     

现代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归宿

西方环境伦理学一直存在着两大对立的派系: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它们关于环境的价值观念各有其合理的一面和积极的意义,但又都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而可持续发展观则以其丰富的内涵、新颖的思想包容和超越了这两种对立的环境伦理观。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当是现代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归宿。     

从对抗走向兼容:探析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内在关系的演化过程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一直是生态伦理学的热点问题。其争论的焦点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伦理关系、价值关系三个层面上。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促使人类中心主义对其原有的观点进行调整,克服了狭隘的功利主义,承认自然系统的内在价值和内在平衡的必要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兼容。     

自然的权利与环境法的伦理选择

环境伦理的突出功能表现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上。从法学的视角并以“权利”作为文本来分析,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自然的权利”上存在重大的理论分歧,在理论上应当对“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的权利”进行环境法的伦理定位,自然的权利是环境法的伦理基础,是环境法变革的关键。     

人类中心主义和环境伦理

构建可持续发展伦理学是把保护环境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的重要举措。为此,必须吸收环境伦理学的核心观点,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把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都纳入伦理关怀的视野,同时摒弃环境伦理学所隐含的人类在自然界面前可以无所作为的思想,牢固树立以下观点:道德行为包括敬畏、感恩、平等、互惠、同情、呵护等层次;保护环境是人的义务,开发自然是人的权利,两者辩证统一;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任何个体、群体利益,要及时对环境损失进行补偿;只有以科学技术为工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庄子的动物隐喻及其与深生态伦理的关联

庄子哲学和深生态哲学具有密切的理论关联,庄子具有当代西方深生态伦理的深层意蕴,可以为深生态伦理提供生态智慧和理论支持;深生态哲学则为我们超越性地重新诠释庄子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向。庄子是天然的生态学家,他通过对其生境的仔细观察,形成了万物"相蕴""同出于机"的有机自然观和朴素的生态圈思维。庄子通过其动物隐喻,深刻地阐释了跳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途径,给我们展示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照之于天"的内在价值论和宇宙伦理。     

可持续发展伦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现代伦理学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流派：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的整合与超越,它的目标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构建科学的生态伦理观

构建科学的生态伦理观,必须扬弃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在本质上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意味着以辩证的态度超越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进而形成可持续发展赖以实现的道德理论前提。     

构建科学的环境伦理学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各有局限性。环境伦理学要想发展就要实现超越。只有超越两种中心论,走向实践论的主体主义,才能构建科学的环境伦理学。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科技伦理观

科技伦理蕴涵着人的能在力量和内在需求,人的力量和需求的维度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对科技伦理的任何解读如果脱离了社会制度框架就难免会披上抽象的形上外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科技伦理观揭示了科技伦理的本真内涵,澄清了对科技伦理的种种误读,为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带来了技术乐观主义,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合法性根据。     

论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

伦理道德范式的变更将对环境刑法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非人类中心的新生态伦理道德范式取代传统的人类中心生态伦理道德范式将对环境刑法产生重要作用,环境刑法应以生态利益为本位,其保护的客体应是生态关系。因此,非人类中心的新生态伦理道德范式理应成为环境刑法的重要伦理道德基石。     

现代人的新启蒙:走向合理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

现代人所面临的各种生存“困境”,其根源在于人类自身。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人类的一种价值选择,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局限性。因此,“智力圈”时代的现代人需要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的内容在于对当代人的各种对象性关系的文化、价值内蕴进行重新审视和重新定位,其实质则在于呼唤理性的新启蒙,探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合理性基础,积极塑造未来科技、经济、文化与社会协同发展的高度文明社会所需要的集主体性、创造性精神与批判性、宽容性品质于一身的“新人”。     

论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

伦理道德范式的变更将对环境刑法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非人类中心的新生态伦理道德范式取代传统的人类中心生态伦理道德范式将对环境刑法产生重要作用,环境刑法应以生态利益为本位,其保护的客体应是生态关系.因此,非人类中心的新生态伦理道德范式理应成为环境刑法的重要伦理道德基石.     

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

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是当前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两者均有合理之处但又存在严重的缺陷,分别表现为极端的人道主义和极端的自然主义。必须消除现实中彼此的对立,并过渡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应该扩大价值的含义,建立一个包含经济哲学、道德哲学、法哲学和宗教哲学的广泛价值概念。从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这个更深层的意义上理解自然界,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     

环境伦理视野中的环境刑法法益

环境刑法法益与环境伦理存在着联系,它们既有一致性,也存在着区别.我国环境刑法法益的选择或确定应遵循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我国环境刑法法益应当是人类的生存或安全.首先是人类的生命、健康或重大的财产这些直接法益,其次是人类的生命、健康赖于存在的自然生态系统或其中的要素这些间接的法益.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

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在确立人对生态环境的道德责任时 ,都忽略了人性的依据 ,致使其难以成为指导人类行为的普遍法则。生态危机的本质是人性的危机。现代性的人性是生态危机的深刻根源。生态伦理的基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人性、人的本质与人对待外部世界的方式有着逻辑的一致性。生态伦理的建构内在地要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寻求人性。新人性观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 ,把关爱自然的伦理准则看作是人性的展现     

环境伦理与环境立法

纵观古今环境伦理与环境立法,可以得出自然中心主义是环境立法的伦理基础的结论。法律是调整人与人之间行为关系的准则,它无权干涉自然,也无权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法律能做的只是约束人类,尊重自然。     

消费者主权质疑--一种环境伦理下的人文思考

消费者主权思想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历史进步性。但是,由消费者来主导市场,无限扩大消费者的主权,一味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也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沉重的环境代价。消费者主权理论的失误在于其所蕴涵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是与生态环境伦理观相悖的。在这一理念主导下的工业文明注定要带来消费问题,导致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因此,有必要对消费者主权理论进行理性的审视与反思,并在批判的基础上,为其注入新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