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互动：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构建及实证研究

文章依据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内涵意义和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论断及其相关研究为背景,通过借鉴西方学术界以“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对社会组织的理论研究成果,同时梳理了中国社会组织的本土化研究进展,提出超越二元对立的“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分析框架,阐释了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学理可能性,并结合北京社会组织建设管理实践分析了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现实基础和制约因素及其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基本路径。     

论性别不平等在中国女性就业领域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玻璃天花板效应”分析

玻璃天花板作为当前社会客观存在的现象,阻碍了女性职业发展的道路,这不仅与社会现代化不相符,更不利于社会和谐。本文通过对玻璃天花板含义及现状分析,并从性别平等角度指出玻璃天花板现象产生的原因,提出要从女性自身、企业及政府等各方面应正视两性差异,给与女性公平的职业发展起点与机会,突破玻璃天花板的阻隔,构建两性平等的和谐社会。     

社会制约权力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途径

“社会制约权力”中所说的“社会”是指市民社会，社会制约权力的逻辑起点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而由此产生的国家权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即人民主权和代议制民主） ，以及达尔在孟德斯鸠、伯克、托克维尔等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重集团的统治”学说，乃是社会制约权力的理论支柱。社会制约权力的实现，则依赖于市民社会对资源占有量的大小、各种利益集团的崛起、律师队伍和新闻媒介的社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律与自治。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影响因素与机制创新——一个三维分析框架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是我国政府领域的重要制度变革.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受到政府因素、社会组织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制约,三重因素影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意愿和行为,制约着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提供能力,进而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制度改革产生影响.破解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改革的三重制约因素,政府应创新支持机制,社会组织需要完善自我发展机制,社会需要健全认可和支持机制.三种机制创新,形成合力,促进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有序发展.     

信任型社会资本对社会组织发展影响机制研究

信任型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基础资源。然而,传统观念和“管控”机制的影响,社会组织内部监管体系不完善,公众对社会组织公信力下降等,严重影响了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构建信任型社会资本发展机制,要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完善内部各种制度,加强公众、媒体等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提升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信力,由“管控式”行政管理转向治理、服务和利导,为增加社会组织信任型社会资本的拥有量提供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社会环境。     

农民工住房社会排斥：互动过程与生产机制

本文将社会排斥理解为结构和行动者互动形成的一种关系状态，探讨农民工住房社会排斥的互动过程和生产机制。基于天津的研究发现，显性的制度不完善和隐性的制度强化形成了结构性的住房社会排斥。对此，少数农民工发挥其主体能动性，通过自我反思与自我谋划，在代内和代际累积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提高获得城市住房资源的能力，成功地突破结构性制约。更多的农民工则将这一结构性制约融入“打工者“”外地人“”临时租客”的自我认同构建与长期的回乡住房规划中，这催生了他们非正规的租赁住房选择和租赁关系中的回避退让策略。制度化的结构性制约与大多数行动者的选择合谋，强化了农民工结构性的住房社会排斥。未来，如果能够实现政府制度改革与农民工主体的良性互动和双向激励，那么农民工城市住房社会排斥将得到有效干预。     

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发展途径探索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管理工作，文章深入分析了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态势、管理体制、政策导向以及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未来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是在“服务型”政府理念和执能转变的基础上，构建以人为本“三位一体”的服务型管理模式、网络化的民间评价机制和事务性、公益性二元组合制的基层管理体制。社会组织将在“法制保障”的环境下获得健康发展，真正发挥社会基层管理主力军的作用。     

城市职业女性职位晋升影响因素分析

尽管职场中男性和女性管理者比例差距在减小,但男性的优势仍然十分明显,女性遭遇到的“玻璃天花板效应”仍普遍而持久存在着.传统性别观念、工作和家庭冲突、组织特征、女性自身人力资本等都成为阻挡女性职位晋升“看不见”的“玻璃”,但是这些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同的.本文对此问题做了系列分析和探讨.     

公众参与引导下的重大工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新时代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突变性等特征极大地颠覆了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阶段演化特性,对传统封闭性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设计提出了新挑战,具有多元非中心性的公众参与在应对该挑战中可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基于裂缝假说分析重大工程社会冲突困境,提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参与制度是困境化解的关键路径;将公众参与成熟度作为公众参与水平划分工具,按照低、中、高将其划分为3 个水平;引入网络化治理理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公众参与机制,即形成“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型、“政府引导-社会组织介入”型、“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合作”型机制,推动公众参与引导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自我疏导、自我治理和自我化解,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网络化治理新格局。     

社会组织中圈子的界定和特点

文章将社会组织中存在的“圈子”分为下属之间的“圈子”和领导与下属之间的“圈子”两种,并通过运用组织行为学的相关理论,对两种类型“圈子”的属性分别进行了定义.此外,运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社会交换理论,从二个不同的理论视角对社会组织中“圈子”存在的客观性进行了理论分析.     

激光增材与精密切削加工铝合金技术的发展

江西余江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采用了国家与社会良性协同共治方式,是善治理念在乡村治理中的具体实践。在政府主导、村庄主体、民众参与的“三位一体”联合共治结构中,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联合机制、政府公开与社会监督机制、个体与整体的权责利相匹配机制、社会表达与政府回应的制度化、社会自治与政府治理的规范化,共同保证了宅基地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和法治性,从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目标。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协调是善治的本质特征,“三位一体”的治理组织主体和村民理事会的组织形式兼具理论与实践创新。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的必要性及政策措施研究:来自广西的证据

党的十八大以后,社会组织呈现井喷式发展,已成为社会治理的三大主体之一。但“郭美美事件”“中国国学院事件”以及武汉红十字会风波等充分暴露了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管理体制、监管机制方面存在的不足,使其公信力受到很大负面影响,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强化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在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失灵理论、合约失灵理论、第三方治理理论等多维理论透视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必要性的基础上,以广西社会组织2016—2020年的发展数据为样本,基于经济增长视角构建量化模型实证探讨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的必要性,研究结论认为建立党组织的社会组织经济增长贡献度明显高于非建立党组织的社会组织。最后,在分析广西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强化广西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政策措施。     

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危机学习-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是我国“十四五”时期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特别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发挥了“协同增效”的特殊作用。社会组织在应急状态下如何进行危机学习以快速实现新的环境适应,如何与政府部门及专业机构合作,以协同形成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治理机制,这些都是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以危机学习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建立分析框架,系统研究了B市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X社工中心“服务型”和Q基金会“资源型”的“危机学习-协同治理”机制。研究发现,多元主体领导机制及时调整是社会组织适应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件的前提,坚持需求导向、资源的精准对接是协同防控的关键,信息化危机学习与角色定位可有效提高应急处置的效率。当前,统筹协调机制尚不健全、政府职能部门的响应速度不够快、相关长效工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影响应急管理中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基于此,在制度建设方面,需建立社会组织应急响应机制以提高公共危机中政社协同的应对能力;职能发挥方面,应利用好社会组织的人才专业优势,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联动的应急管理协同治理格局。     

社会机制理论的新探索（下）

社会机制指的是社会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它由社会的层次机制、社会的形式机制和社会的功能机制三种基本类型组成。宏观机制、中观机制和微观机制是社会层次机制中的三种主要机制；社会的形式机制主要包括行政一计划式的机制、指导一服务式的机制和监督一服务式的机制；社会的功能机制由激励机制、制约机制和保障机制组成。这三类机制以及每类机制中的三种机制各自有着不同的内涵，但它们之间又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对社会机制进行理论探讨，有助于澄清对机制的一些模糊认识，有助于正确认识机制改革的内容和规律，从而有助于理清机制改革的思路。     

社会组织制约政府权力探析

现阶段,社会组织通过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与政府合作共治、参与立法过程、维权等方式制约政府权力,已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受政府社团管理体制和社会组织自身治理机制、代言能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的影响,社会组织制约政府权力的态度不积极、能力不强、制度化程度也不高。进一步提升社会组织制约政府权力的绩效,须创新体制机制,增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自主性,提高社会组织参政议政与维权的积极性;改革人大、政协联系群众制度和行政机构公共政策决策制度,提升社会组织参政议政、制约权力的制度化水平与能力。     

从线性到循环:社会资本视域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实践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五社联动”机制是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社区社会组织是“五社联动”的主体性要素之一,是实现社区基层有效治理的重要力量。本研究以厦门市DX村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项目为例,借助社会资本理论,梳理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实现组织的循环发展。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分为资本储备、资本形成、资本强化3个阶段,在资本储备阶段进入社区并挖掘地区特色,资本形成阶段以组织内部信任、制度和网络要素的培育带动组织资本的增长,资本强化阶段聚焦于组织的独立反哺,实现资本循环。社会资本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重点在于参与带动发展的资本培育理念、多元主体参与的资本构建策略、多维互促的资本形成模式和规范带动运行的资本循环机制。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认知与履践范式变革

在数字经济蓬勃开展和迈入产业互联网阶段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认知和履践范式都面临新的变革。本文遵循企业社会责任与工业革命共同演进的历史规律,构建了数字化情境下的内生式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并提出“内在驱动”和“外部共治”的实现机制,从而为战略性社会责任“脱嵌难题”提供一种数字化情境下的应对之策。在此基础上,基于“组织情境—履责主体”和“发展阶段—履责重心”视角,将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自觉融入社会责任的不同内容,形成消费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两阶段的“组织情景—战略导向”协同演进理论分析框架,对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变革进行多视角的总结,旨在丰富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为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更好地履践社会责任提供战略选择。     

政府购买社区托幼“保育照护”服务体系的构建

政府购买社区托幼“保育照护”服务是减轻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加社区托幼服务供给、发挥社会组织活力、提高政府效率的重要举措之一。我国在此方面已经逐渐加以重视，但在向社会组织购买社区托幼“保育照护”服务方面仍很薄弱。这不仅影响了社区托幼服务的供给，也制约了社会组织的功能发挥。文章分析了社区托幼“保育照护”服务和政府对其购买的重要性，以及政府购买社区托幼“保育照护”服务的体系构建包括服务购买者、服务提供者和服务监督者，但政府购买行为也存在政府责任缺失、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善、服务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了优化政府购买该项服务的有效性，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监督机构的共同努力。     

中国治理转型过程中社会需求回应的组织形式及其演变机制

政府组织如何回应复杂社会需求的增长一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结构性难题之一,也是学界关注的经典理论议题。通过对G省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在回应复杂社会需求过程中逐渐衍生出脱耦型、直控型、间质型3种不同的组织形式。从早期将社会组织编织在科层组织链条中的脱耦型组织,到以专业化运作为主、强化条线控制的直控型组织,再到通过弱化“条线控制”、强化“点块运作”的间质型组织,社会需求回应的组织形式发生了显著的转变。特别是间质型组织打破了典型科层组织的基本特征,一方面,以“结构缺失”促进政府科层组织与组织环境交换,降低科层组织在新的社会制度环境中所面临的组织创新风险;另一方面,组织目标和任务具有灵活性,分工的自主性也较强。由此,通过聚集大量原科层组织的人力、物质等资源,促进社会需求回应创新。研究结论表明,多重组织机制的交织构成政府应对复杂社会需求的动态调适机制,这一机制呈现出“向上趋同、近地变异”的演变特征,更能适应复杂制度环境,这些不同的组织策略与类型在不同阶段促进了政府组织的长期发展,有效回应了社会需求的发展与变化。     

社会治理中社会组织的功能分析

市民社会的发展促使社会组织的诞生与成长,而社会治理的理念和精神也要求社会组织的参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学理基础主要有协商民主的发展和协同治理理念的确认、社会制约权力理论以及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社会组织的社会治理功能主要包括系统治理功能、依法治理功能、综合治理功能和源头治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