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间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建设资源

民间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资源之一,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19世纪末20世纪初立志改革汉诗的诗人对民间歌谣的重视,改变了汉诗的功能和形态,加速了汉诗内容的平民化、创作方式的激情化和新诗形式的自由化,刺激了诗界革命和新诗革命,加快了汉诗的现代化.新诗对民间诗体的重视既加剧了格律诗向自由诗的转化,也在古代文人诗体--定型的格律诗体受到新诗革命者极端否定的时候,起到了维护汉诗传统诗体的作用.受政治需要民主自由改革、新诗改革需要增多诗体的时局影响,还受到以西方浪漫主义诗派重视民间诗歌的外来风气的影响,新诗诗人才在20世纪初的新诗革命时期高度重视民间诗歌.此间的民间诗歌热不仅影响了诗人的作诗方式,还影响了诗人的做人方式.     

论新诗的诗体重建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新诗诗体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新诗在20世纪汉语诗坛占有主导地位,却没有建立起必要的诗体。尽管有很多诗人致力于新诗的诗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确立了新诗的初步形态,新诗诗体建设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在20年代初中期初步确立了新诗的基本形态,特别是确立了新诗的两大形式特征———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新诗却始终处在文体自发与文体自觉、诗体的准定型与不定型、诗的律化与自由化、诗人的文体自律性与文体创造性的对抗与和解中,其中对抗远远大于和解,造成每种诗体都无法进行持续的建设,使诗体建设成为百年新诗最大的问题。目前正是加强诗体建设的重要时期,21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既要正视现实,又要面向未来,既需要现实的构建策略,也需要理想的构建方法。     

新诗诗体学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兼论新诗诗体学的构建策略

一、新诗诗体学建设的历史回顾在新诗史上,诗人的秩序与自由及文体自觉与文体创造、诗体的破坏与建设及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等矛盾尖锐,一直存在新诗是否需要诗体,特别是定型诗体的"诗体之争",即自由诗派与格律诗派之争。"中国新诗将近80年的艺     

中国现代小诗与当下新诗重建

中国新诗目前正面临着重建的重大任务。中国现代小诗以其自身的发展积极支持与配合了新诗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的工作。学界应以小诗为重要切入口之一,切实推进当前新诗建设。     

新诗应该建立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的常规诗体

诗体是诗的形体范式,是诗的体裁属性的显性表现,是对诗的形式属性及文体属性制度化后的结果,即规范化、模式化的诗的语言秩序和语言体式,具有制定做诗法则的意义。新诗已经有了百年历史,尽管一些诗人在诗体建设上做了很多工作,却没有建立起较好的常规诗体。在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的对抗中,自由诗具有文体独裁的地位。诗体建设难既是百年新诗的最大问题,也是新诗的很多其他问题的根源。只有既反对诗体的极端自由,又反抗诗体的高度定型,在诗体建设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建立宽松而有节制的诗体生态环境,重视对常规诗体及重点诗体的建设,特别是要针对某种具体诗体进行适度的规范建设,形成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诗体、不定型诗体自由诗体和定型诗体格律诗体为辅助诗体的诗体构建的格局,才能使现代汉诗走出形式极端自由和诗艺十分粗糙的困境。适度规范诗的形式,重建诗体已成当务之急。     

新诗诗体重建的几点思考

新诗诗体建设是目前诗学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前沿问题。新诗诞生近百年来,诗体的类型主要有自由诗和新格律诗,这两大类的各种诗体诗式都远没有成熟和定型。本文就新诗诗体重建的必然性及重要性,对新诗诞生以来的自由诗和新格律诗的形式建设的得失,以及新诗诗体如何重建等问题作了一些探讨,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中国现代诗体总结研究

诗体的确定是诗歌繁荣的基础,自从1919年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以来,中国的现代诗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诗体的探索也进行了很多,但是现代诗总的发展趋势还是很混乱,没有统一起来。尤其是网络诗歌出现以来泥沙俱下,散文化、口语化、缺乏诗意等现象严重,严重损害了诗歌的声誉和地位,任其发展下去,十分危险,需要对诗体进行总结和厘清,正本清源。本文所要做的就是这个工作,本着简化易用的推广精神,希望能夯实中国现代诗发展的基础,为中国现代诗的真正繁荣做好导向。     

吸纳与继承:百年新诗诗学理论建构

中国新诗的理论建构有两个重要的资源:西方诗学理论和古典诗歌理论.当新诗完成白话语言和自由体形式的“革命性”创造之后,着力进行诗歌艺术方面的规范化建设.象征、暗示、戏剧化、通感、蒙太奇等西方诗歌艺术手段被新诗广泛吸收、借鉴;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境、格律、神韵等诗学理论.新诗在吸收西方诗学资源和继承古典诗歌理论进行自身诗学建构的同时,也保持着对极端“西化”和片面“复古”的警惕.     

论唐代以后古代汉诗的诗体建设

古代汉诗的历史是诗体的规范与解放的对抗与和解史,形成了多种准定型诗体和定型诗体。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之间、定型诗体与非定型诗体之间的和解在唐代以后最为明显。唐代是汉诗的定型诗体建设的高峰时期,格律诗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诗体。但是准定型诗体甚至未定型诗体仍然存在。从唐代起,出现了一元(格律诗)主导下的多元(词、曲)并存的诗体格局。准定型诗体词和曲具有一定的文体调和作用,缓和了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的矛盾,打破了格律诗的诗体独裁,防止了汉诗的极端定型,同时对维护格律诗的正统地位、维护古代汉诗高度重视诗体的定型与规范的传统意义重大。尽管唐代以后出现了汉诗诗体的由定型诗体向准定型诗体转化的诗体解放趋势,但是只是适度的诗体改良,诗体的流变具有继承性,并不否认前代诗体,同一时代的诗体既有主导诗体,也有辅助诗体,这种诗体格局在清代仍然存在。这种诗体格局与文人的生态休戚相关。     

试论现代汉诗形式的发生

新文学的发生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而“新诗”的发生是其中的突出部分。形式问题是考察现代汉诗发生的中心问题。由于“诗界革命”和西方诗歌汉译的推动,晚清民初的诗歌形式尽管开始出现裂缝,但仍未能真正摆脱古典诗歌的形式成规。直到后来胡适敏锐地抓住语言问题,高擎“白话”大旗,引进西方自由诗形式,以《新青年》杂志为“白话诗”的重要话语据点,才逐渐呈现出一条现代汉诗形式的发生线索。     

论晚清诗歌的文体建构

晚清时期,黄遵宪、梁启超等提倡"诗界革命",中国诗歌开始由旧体诗向新体诗转型。"新名词"入诗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而且导致中国旧体诗严密的文体体系出现松动、崩溃的趋势;对言文合一与民谣的大力提倡,使白话进入诗歌,打破了传统的言文分离、文言诗歌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大批的通俗体诗歌;"以文为诗"的方法打破了传统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明晰界限,赋予诗歌以散文的特征。     

隐喻视域下台湾“现代诗派”诗歌风格嬗变研究

从修辞学、诗学视角出发,以隐喻为切入点,对台湾“现代诗派”诗歌文本中的隐喻模式、隐喻的生成机制、隐喻类型、隐喻意象以及隐喻的本体与喻体双重视野之间的距离等因素进行的综合分析显示:台湾“现代诗派”对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习染和反思过程大致经历了技法移植、西化质疑和传统内转等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诗歌中的隐喻在共时层面上分别有着相对稳定的深层结构模式,即替代式、范畴错置式和虚实结合式,而在历时层面上则呈现出隐喻风格从夸饰性到抽象性最后向明喻化演变的轨迹.在这一演变历程中,隐喻以“纯粹语言学的否定性策略”,不但实现了台湾现代主义诗歌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一脉相承的“先锋精神”,而且在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观念进行反思的同时,推进了台湾“现代诗派”不断走向艺术自律的过程.以此为基础,重新发掘出了杨炽昌及其所倡导的风车诗社对台湾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先锋性实验价值与贡献.     

论中国近代诗歌

这是一篇关于中国近代诗歌的综论。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价值论,主要从近代社会剧变对诗歌的期待和中国古典诗歌走向终端的矛盾中确认近代诗歌的价值。第二部分为流派论,在检讨历来划分近代诗派的基础上,将近代诗歌分为一重前瞻,一重后顾的两大潮流。第三部分为特征论。先从创作思想、审美意象、体裁和语言方向说明近代诗歌与古代诗歌的连结,再从诗风转变、题材拓展、语言增新、绝句见重、诗乐结合五点说明近代诗歌有别于古代诗歌的总体特征。通篇所论均有道他人所未道之见识     

论胡适的诗论

胡适的诗论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主体是“诗体的大解放”理论。该理论主张“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它一方面明显地受到了美国意象派诗论、晚清“诗界革命”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现代诗论,新诗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的历史经验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从诞生起 ,自始至终存在着两对最基本的矛盾 :一是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矛盾 ,二是坚持启蒙救亡与坚持诗歌本体的矛盾。针对第一对矛盾 ,袁可嘉、唐等“九叶”派诗论家继承“五四”以来周作人、梁宗岱、朱自清、穆木天、闻一多、朱光潜等前辈新诗理论批评家融汇中西诗学的理论成果 ,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 ;针对第二矛盾 ,胡适、象征派、现代派、七月诗派等诗论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在此基础上 ,九叶诗派提出了“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平衡”的主张。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正是在不断地寻求妥善解决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实践过程中 ,逐步萌芽、滋长、发展、丰富、深化的     

毛泽东诗论管窥

毛泽东对中国诗歌运动尤其是对当代中华诗词的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其诗词创作的思想与艺术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此向世人展示了中华诗词难以替代的艺术魅力和至今不衰的强大生命力;二是开创和确立了一代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典雅与通俗相结合,以豪放为主而又不废婉约的新的当代中华诗词之风;三是他在长期的学习、研究古今中外诗歌与长期从事诗词创作的过程中,在以领袖和诗人的身份指导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过程中,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华诗歌创作的一系列基本规律,指出了中国诗歌运动尤其是当代中华诗词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试论中唐诗风蜕嬗之际的刘禹锡

在中唐诗风蜕嬗之际,元白、韩孟诗派极力要打破诗歌发展到盛唐时所形成的审美经典与规范,而独立于两大诗派之外的刘禹锡诗歌却仍在追求清新婉美、雄奇健举的传统风格,可视为对此经典与规范的努力维持,这与元白、韩孟诗派的开拓与创新同样具有诗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综观刘禹锡诗歌,其中既具高标远韵、清丽天然等盛唐遗意,亦有自身的独创之处,形成其独特的个性与风格。刘禹锡步武杜甫,选择的是一条尊经学古与创变求新并重的道路,对中唐以后诗人颇具启示意义,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