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性中的合理性

在现代性语境中,“合理性”是一个被频繁使用而涵义复杂的概念:它既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理”。二者虽有差异和冲突,但都能在现代性中得到论证。而这是由于现代性自身的悖论造成的。因为尽管现代性承认人的理性并要求人“合乎理性”地思考和行动,但不同的人会不同地理解理性,并且不同地运用理性,结果只能导致现代性及其合理性的自我瓦解和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必然反题。     

合理性：从韦伯到哈贝马斯

在现代性语境中,合理性是现代性的逻辑基础,合理性被赋予现代性的内涵.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区分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由于两者的冲突,使现代性陷入二难困境.哈贝马斯在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基础上挖掘出交往合理性概念,致力于重建现代性.交往合理性思想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病理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野,对于我们解决全球性问题具有启示意义.但是,交往合理性思想充满乌托邦幻想,其实质是全面颠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是为资本主义作无力辩护.     

再谈“合理性问题”——从哈贝马斯视角出发

理性或合理性问题,既是传统哲学的基本议题,也是《交往行为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哈贝马斯那里,理性与合理性是不加区分的。实际上,理性并不必然地就是合理性,但它却逐渐蜕变为合理性。合理性问题非常复杂,既关涉理论合理性,又关涉实践合理性。在实践合理性中,既涉及到形式/目的合理性,又涉及到实质/价值合理性。合理性问题与交往行为密切相关,而交往行为既是一种言语行为又是一种社会行为。因而,要想很好地理解合理性问题,就必须很好地理解交往行为;而要想很好地理解交往行为(关涉交往合理性),首先必须了解工具行为(关涉工具合理性)。简言之,要想很好地解决合理性问题,必须协调工具合理性与交往合理性的关系问题——“工具合理性是独白的,交往合理性本质上是对话性的”。这样,《交往行为理论》就实现了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即从侧重于主体与客体关系、崇尚主体性的意识哲学,转向侧重于语言与世界关系、崇尚主体间性的语言哲学;从传统批判理论转向交往行为理论;从老批判理论转向新批判理论。     

“新理学”的现代化论与“现代性”思维的检讨

本文由论述冯友兰文化观中有关现代化的思想，提出：把现代化仅仅理解为工业化是不够的，因为工业化的概念并未包容理性化市场经济的内涵。另一方面，不能把现代性仅仅了解为工具合理性。最后强调，在现代性问题上，应区分特殊主义的分析方式和实存的整全把握。     

社会发展的文化合理性诉求及其现实性建构——以现代性危机的道德合理性困境为视角

现代性危机实质上是文化精神生活的危机,根源于现代性的道德哲学困境。现代性的道德哲学困境在于其道德价值原则只是合乎个体性及其感性欲望的"目的合理性",而合乎整体性和理性精神的"文化合理性"却被遮蔽。这一困境从根本上说又是现代性人学本体论的产物。因此,走出现代性危机必须在形而上层面重构人的价值体系,在实践上重塑社会发展的"文化合理性"。"道德人格"与"制度伦理"是文化合理性命题的基本内容。文化合理性的复归既是现代性运动的自我辩证否定,也是中国当下科学发展观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苏国勋的韦伯论题及其超越: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

苏国勋先生以近40年的学术生命深耕韦伯研究。他特别关注韦伯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范畴，对它的理解和运用经历了三个递进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素朴的，即理解、重建这一范畴，分析韦伯是如何基于它来展开文明比较、形塑对不同文明的认知和判断；第二个层次是反身性的，即用这对范畴来反思和批判韦伯使用这对范畴的过程及其结论，揭露韦伯困境的症结，即在形式和实质、工具与价值的二分中偏向于前一极而难以自拔；第三个层次是超越性的，从原始儒学和新儒学中捡拾起“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即“中和合理性”来重塑形式和实质的关系，并以之重新洞察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文明走向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议题。苏国勋先生对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这一形式性范畴的实质性理解和从中国文明汲取超越的资源的做法，对于扭转今天中国社会学的形式化取向是一个重要启示。     

科举制的历史合理性与合法性

科举制在其"历史存在"的绝大多数时段内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科举制的合理性包含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两个层面;而科举制的合法性则主要来自其合理性及其合利益性与合道德性.清末中西文明冲突带来了科举制的合理性危机,而这种合理性危机又导致了其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在其合理性与合法性遭受严重危机的近代境遇下,科举制由于其巨大历史惯性未能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换而终被废止.探讨科举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为科举制平反的必然诉求,同时也是理性评价科举的必然要求.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重建

理性和合理性概念是西方哲学的重要概念 ,西方哲学的变革大多表现为对这个概念的重新阐释与理解。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病态是用过于狭隘的工具合理性概念分析现代性的结果 ,现代社会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性走入末途 ,相反这正是社会合理化有待发展的表现。哈贝马斯在对韦伯的工具合理性进行改造的基础上 ,引入了交往合理性概念 ,从而重建了理性和现代性的地位     

理性与合理性之比较

理性与合理性的关系可以从词源学、概念发展史与概念特征三个角度来探讨。从词源学来看,理性偏向于哲学上使用的本体论、认识论概念,合理性更多地指一种和人的思想、认识、评价相关的社会学概念。从概念发展来看,二者经历了五个阶段:古希腊、中世纪本体论理性,近代认识论理性,启蒙运动社会合理性,现代合理性和后现代合理性。这五个阶段是一个逐步由哲学理性走向社会学合理性的过程。从各自的具体特征来看,理性强调超验性和绝对普遍性,合理性则强调经验性和相对普遍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科技合理性的生态重构及启示

近代以来，科技合理性的理论演绎总体上分为基于客观性和规律性的逻辑合理性、基于社会性和人文性的价值合理性两种进路，后者是在对前者的价值困境进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扩展了科技合理性的社会、文化、价值等因素的考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从价值维度上对科技合理性进行思考，并进一步对科技理性展开了深刻的生态批判，在此基础上从生态理性视角重构科技合理性，为我们深入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的本质、促进科学技术更好地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参考。     

康德伦理学体系中的“尊严”问题

康德整个批判哲学体系以自由为基石，强调理性本身的终极目的和意义，在理性被工具化的启蒙时代凸显人的尊严和价值是其思想体系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康德认为人作为理性存在者，与其它非理性存在者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有基于自由的道德法则。道德法则的存在以及相应的道德责任的追究是人的尊严的体现。所以，人的尊严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普遍立法，人是目的和意志自律。     

论基于“公共理性”的教育制度

“公共理性”是来源于政治学并扩大到社会学各个“公共领域”的理性概念,公共理性不同于个人理性,不是绝对理性和后现代无理性。在教育制度制定过程中,公共理性是有效教育制度建构的内在要求;在教育制度实施过程中,公共理性是教育制度有效实施的核心保障力量。     

面向他者的“第三种文明”——论梁启超的现代性思考与超越

西方在晚清作为一个先进的"他者",打破了中国作为世界中心的迷梦,成为"现代性"的象征。梁启超的现代性思考在思想冲突与开阔眼界的交互过程中不断地改变,对传统文化由批判到回归,最后形成化合他者的"第三种文明",这是一个对他者仰望、参照再到反观、对话的过程。面向他者、共同发展的"第三种文明"思路,表现出可贵的主体独立性及与他者的协调发展空间,它构成了非西方区域独特的现代性经验,为现代性研究提供一种最有力量的反思维度。     

创业板上市公司“高送转”动机与效应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历来倍受各界关注,而创业板上市公司首次年报“高送转”也闹得沸沸扬扬。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理论与实践表明“信号传递”效应日益凸显,而创业板上市公司“高送转”有其复杂的动机与效应,因此,分别从内部和外部深入分析,有利于创业板市场、投资者、监管层和上市公司本身更加理性和稳健。     

论沈从文传记叙事的“趣味化”问题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叙事的共同特征及审美趋向。我们甚至可以说,被丁玲反感、否定的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现代性”属性中最为明显的特色之一。因为“趣味化传记叙事”的平视角叙事方法,既不把传主当作神（仰视）也不把自己视为帝王（俯视）,这样就解决了传记作家与传主之间存在的叙事矛盾,更有利于展示传主那有血有肉的复杂人生。传记诗学理应在理论上为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名,以促进当代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繁荣与理论研究的深入。     

“现代性社会”价值本体确立与认同的困惑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社会的确立过程,充满了理性的迷茫。现代性观念所造就的"社会世界"、"社会现实"和社会事实,就其实践创制和理论建制而言,是一个貌似严肃、实则充满鲜明而强烈的主观性意向的现代人的"观念游戏";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性观念"之所以力图将自身设定为一种新的"社会价值本体"观念,其初始动机和抱负,就是要凭借理性自己,自主地造成一种有别于传统社会的新质的"社会共同体"现实;"现代性"实践展开的过程所昭示的,是其社会指向性本身的有限性以及生存论价值承诺的悖反性,这一现象促使我们反省这样一种深层次的学理性问题:谁之"现代性"?何种"社会"?这一具有"本体论深度"的诘问,无疑也是处在"现代性文化"历史境域中的中华民族在当代整体性的"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中必须自觉应对和担承的艰巨的文化使命。     

“主客相分”与“天人合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哲学反思

从科学与技术哲学现代性的话语中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看到，对现代性缺失的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在思维方式上实现“天人合一”到“主客相分”的转换；在本体论上，重构具有现代特质的概念形而上学，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型。     

“公共领域”与传媒批判理论的转向

哈贝马斯从批判理论中发展出“公共领域”概念,以其公共领域理论为中心,并用生活世界殖民化、市民社会、交往理性等理论回应了传媒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批判路向;传媒批判理论主要着力于传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消费文化批判,其基础的错位导致与传播学经验学派形成紧张,而且对传媒行为的研究很乏力;而“公共领域”理论却为传媒批判理论注入了从批判到建设的新内涵,促成了传媒批判理论从破到立的转向,交往理性成为传媒批判新的追求。     

论现代性与英国消费社会的兴起

"光荣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发生标志着英国开创现代政治文明和工业文明,至18世纪晚期英国成为欧洲和世界上现代性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18世纪英国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逐步迈向现代消费社会,消费活动日益成为英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现代性及其价值理念带来的理性、自由、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深深影响了近代以来欧洲和英国社会的财富观和消费观,于是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奢侈消费不再背负道德批判,奢侈消费在推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外贸扩张以及技术革新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作为现代性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工业化社会成为英国消费社会兴起和形成的坚实基础。     

重塑现代精神世界：乌托邦精神的合理张扬

急遽物质化的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全面扩张,价值理性随之隐退,人在逃离了上帝的束缚奴役之后转而陷入了外在的物质奴役当中,“金钱至上”、“一切向钱看”充斥着整个社会,名与利成为人们人生追求的终极价值取向,内在精神追求普遍衰落。这一现代性的困境下,乌托邦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不仅仅是传统哲学意义上的“空想”。它代表着超越性的追求,激发着人的内在精神冲动,从而帮助人们重塑精神世界,找回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真正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