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翻译择介的意识形态影响

纵观英国文学翻译历史,其作品选择自始至终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在清末民初、五四前后、1949年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及80年代以后,英国文学翻译一直以意识形态为首要择介标准,使文学作品成为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这充分说明,翻译是一种文化行为,文化与意识形态有关,翻译文本的选择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制约。     

试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利玛窦的翻译实践活动为个案

意识形态与翻译存在一种互动关系。本文以利玛窦为例,通过对其翻译和传教活动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从利玛窦的翻译动机、翻译文本的选择以及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和概念层面的处理等方面,探讨意识形态对其翻译活动的影响,并指出其译介活动对译入语读者意识形态的影响。     

翻译的暴力——意识形态视角下的佛经翻译

作为跨文化交际主要方式的翻译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从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操纵和暴力。意识形态不仅仅在语言和概念层面操控着翻译策略,还体现在对翻译的选材上。本文拟从佛经翻译选材及其翻译策略角度探究社会意识形态对佛经翻译的暴力操纵,并试图说明佛经的翻译其实就是汉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意识形态选择,是一种异域意识形态向本土意识形态渗透、交流、融合的过程。     

权力话语对20世纪70-90年代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20世纪70—9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四次翻译高潮。本文以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为分析对象,借用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从宏观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对20世纪70—90年代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以揭示翻译活动的社会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以翻译主体的概念选择为例

翻译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行为,翻译活动总会带有赖以发生的那一时代意识形态的印记。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其翻译传播过程中必然受到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目的语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反过来必然影射到译者的翻译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的效果。文章拟从不同阶段的翻译主体入手,通过选择代表性的译者及其对核心概念的翻译来分析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与意识形态互相渗透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既是意识形态的翻译,也彰显了翻译的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早期翻译中意识形态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透视翻译与思想文化传播的关系。     

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王科一的《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为例

翻译研究文化派认为译入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起着一定的操控作用。基于勒菲弗尔操纵论中意识形态的相关学说,本文尝试以王科一的《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为例,探讨其文本翻译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译本的选择和翻译方法的运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证实翻译不是纯粹的文字转换,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着翻译活动。     

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翻译活动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语境下进行并受制于意识形态因素。新闻文体（特别是政治新闻）包含极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对其翻译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首先,意识形态影响译者选择什么新闻材料进行翻译;另外,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中具体翻译策略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选词及对原文本的增补、改译或省略等方面。     

权力话语对20世纪70-90年代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20世纪70—9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四次翻译高潮。以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为分析对象,借用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从宏观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对20世纪70—90年代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以揭示翻译活动的社会性。     

鲁迅翻译文本选择的意识形态操控

鲁迅先生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杰出的翻译家,译作几乎占其文学作品的一半。鲁迅从未翻译过英美或其他强大国家的文学作品。在不同的翻译时期,鲁迅精心挑选翻译文本,译介弱小的和被占领国家的作品,其选择的翻译文本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操控痕迹,与特定社会意识形态及其本人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     

文学翻译的政治意识形态操纵——以建国初期英美文学译介为例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把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等影响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纳入研究范围,指出翻译活动绝不可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同时也反映着某一社会历史时期的政治状况。20世纪50年代由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文学翻译上同样实行亲苏的政策,在苏联英美文学选择倾向的巨大影响下,同时为了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统治地位,英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受到了当时我国译入语语境的青睐。     

译入语意识形态与诗学对原作文体风格传译的影响

社会历史／社会文化文体学的研究成果为分析阐释翻译中导致原文文体变形扭曲的一些目的语文化语境因素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一文体体现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反过来影响文体形成;Andre Lefevere的“翻译改写论”也揭示了意识形态和诗学是文学翻译中一股巨大的影响力量,左右着翻译思想、翻译策略以及具体的翻译过程,从而会影响原文本在翻译中的命运。文章探讨了译入语文化中意识形态和诗学对原文文体风格传译的制约和影响。     

政治文献文本翻译中意识形态的建构策略

我国政治文献文本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体现着领导人的语言风格和价值观念,而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总会影响着翻译过程的方方面面,左右着译者的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因此,在政治文献文本的翻译过程中如何完整建构原文本的意识形态,如实地反映出原文的政治内涵和文化价值是译文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文章通过初步梳理意识形态和政治文献文本翻译间的相互关系,以《毛泽东选集》中的两篇摘文为例,探讨了我国政治文献文本翻译中建构意识形态的翻译策略.     

译者话语权的重要性及其建构

译者缺失话语权是不争的事实.主要体现在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材缺乏主动权,翻译方法受到主流思想的束缚以及翻译理论研究缺乏创新等方面.这可以归因于翻译作品原文化的强势、原作者的强势、国内外翻译理论的强势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论述了译者话语权的重要性,分析了译者话语权缺失的原因,探讨如何在翻译领域建立译者的话语权.     

论典籍中意识形态的翻译与文化功能对等——基于《孙子兵法》两个英译本的比较为基础的翻译批评研究

讨论了意识形态的翻译与文化功能对等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典籍翻译中意识形态的翻译是否起到与原文中意识形态相同的文化功能可以作为翻译批评的标准之一。以《孙子兵法》两个英译本意识形态的翻译为例,认为译者对源文本中意识形态的理解与翻译,在译文中表现为文本内部和文本与副文本之间诠释的一致性。如果译文在意识形态的翻译上没有达到文本内部和文本与副文本之间诠释的一致性,则译文与源文本的文化功能对等也就无从谈起。     

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对原作思想内容和风格特色的把握和再现两个方面,其发挥直接影响着译文的质量。从译者的主观感受、语言风格、意识形态、个性和主观审美偏好、文学文化修养等角度,研究了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各种影响来说明译者主体性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对于翻译之成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译者的主体地位

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译者的主体地位。首先介绍了跨文化交际翻译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该翻译过程的分析论证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不同角色,以此来证明译者的主体地位;其次通过分析影响译者翻译目的、对象和方法等的因素,证明了译者相对的主体地位;最后,文章从译者的风格和译作的地位方面论证了译者的主体地位。     

传教士《论语》译本与基督教意识形态

探讨基督教意识形态在三个传教士《论语》译本中的具体体现,研究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均有必要作文本(翻译本身)与副文本(注释、序言、绪论等)的分疏。在翻译层面上,译者追求隐形而不可得,意识形态作为其诠释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制约着译者对他者的理解,往往造成无意识的"误读"而非有意识的"操纵"。但在副文本中,译者则会正面现身,进行知识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