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策略——以1870年代为中心

19世纪70年代,是东亚国际关系的转折时期。在中朝日三国关系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李鸿章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这期间,他对日本的认识颇为复杂,其对日外交策略也有多面性。起初,在中日修好订约之时,李鸿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中日关系,认为日本是调节中西关系的重要因素,而有联日制西的倾向。当日本出兵台湾,进而吞并琉球时,李鸿章看到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而逐步强盛的事实,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性,并认定日本终究为中国之患,中国只有变法自强才能图存。与此同时,李鸿章积极推动朝鲜与美国立约通商,乃至向西方列强开放,以实现其以西制日防俄的外交策略,希望借助美国以及西方列强抵制日本、俄国对朝鲜的侵略,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护中朝宗藩关系,尤其是中国的国防安全。李鸿章是一个务实的外交家。他的对外思想与外交策略直接影响了清朝政府的对外政策,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80年代乃至甲午战争之前的中朝日三国关系。     

李鸿章和局思想与甲午中国战败

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争取和局。李鸿章对时局的清醒认识 ,是他和局思想形成的根本原因。就其和局思想本身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 ,但他的这一思想客观上却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应客观公正地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和戎”外交与甲午之败

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决定和影响着此后中日两国的发展趋势和走向。清政府战败后,帝国主义纷至沓来,大大加深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而日本则以此为契机加快发展,逐渐步入资本主义强国的行列。清政府甲午战败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李鸿章奉行妥协退让的和戎外交方针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论李鸿章对日本认识的转变(1870～1880)

清政府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疏于防范,与负责对日事务的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有一定关系。李鸿章早在６０年代就萌生了“联日”的思想。调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极力主张与日本建交,以为如此可以避免日本与西方列强勾结侵略中国,并幻想组织东方联合战线。日军侵台事件后,李鸿章“联日”思想一度动摇,但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开始把日本作为“战略假想敌”,而是继续对日本采取绥靖方针。后来甚至受日本愚弄,主张“联日防俄”。直到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李鸿章才对日本在亚洲扩张的野心和对中国的危害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购船置械,进行防范日本的军事准备     

《中俄密约》是不平等条约吗?

关于《中俄密约》的性质，史学界一致认为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李鸿章签订此约是卖国行为。本文则认为此条约是一个平等条约，李鸿章是代表清政府签约。从缔约背景上看，《密约》并非不平等条约，因为当时俄国既没有对中国发动战争，也没有以武力相威胁，而是清政府根据甲午战后面临的国际局势，主动自愿与俄签约，这与不平等条约签订背景截然不同。从《密约》的内容上看，更进一步说明了条约是中俄双方针对日本所签订的军事同盟互助条约，其性质是平等的。而以《密约》签订后产生的客观效果来判定其性质是不正确的，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试论日本对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影响

李鸿章是晚清后四十年地位最显赫的汉族重臣,19世纪后半叶名满中外的政治人物。日本是中国近邻,1871年中日立约,揭开了两国近代关系的序幕。李鸿章在领导洋务运动时,其思想深受日本影响,在其后的外交生涯中,日本也是他的主要外交对象。     

李鸿章晚年思想探析

从1895年至1901年间,李鸿章的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与晚清许多历史人物晚年思想日趋向传统回归不同,李鸿章晚年的美国及欧洲之行,使其对西方文明的认知与判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旨在分析这一变化到底表现在那些方面,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及对晚清政治发展的影响等.     

论李鸿章修筑铁路的思想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加深,当他们提出要在中国修筑铁路的要求之时,李鸿章竭力阻止洋人在中国兴建铁路,以防他们通过兴建铁路攫取更多更大的特权和利益。后来随着他与西方国家接触的增加,更由于洋务运动的发展,对铁路的认识也逐渐深刻,转化为积极上书清廷,逐一论述对铁路的认识,充分阐述修筑铁路的诸多好处,主张由中国人自己修筑铁路;而面对修筑铁路所需的巨大经费问题,李鸿章明确提出要举借外债,但在举借外债时必须遵守三条原则,并身体力行,为铁路的修筑奔走呼吁不遗余力,努力实践,从而逐渐形成了李鸿章对铁路和修筑铁路的较为完整的思想。     

李鸿章外交思想评析

“外须和戎 ,内须自强”是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 ,李鸿章理智地看待弱国外交 ,把“自强”作为外交根本至计 ,把“和戎”作为实现自强的一种手段 ,这是符合近代社会历史条件的 ,是近代外交的明智之举     

略论李鸿章的教育思想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和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李鸿章在近代中国创办的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对科举制度的批评及对中国传统教育改革等活动和思想,是符合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趋势。     

李鸿章的河务实践及其历史教训

构建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军民合一,共修水利等河务实践使直隶局部地区一定程度地减轻了水旱灾害,吏治有所好转,社会较前安定,但因惩治腐败不力等方面的原因无法从根本上振兴河务。     

李鸿章的实学观与早期现代化意识

一道咸时期的经世致用实学思潮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倡导的议政风尚无疑为封建士大夫指明了新的治学路径 ,亦即注重学术的社会政治功能 ,发挥学术事业的经世作用。他们承接了常州学派今文经学的传统 ,继续倡导经世致用 ,把今文经学的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 ,怀着医时救世的宏愿揭露社会弊病 ,针砭时政 ,抨击封建专制 ,提出了诸多有关内政外交的改革建议。然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及阶级属性限制了他们各自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 ,其改革建议大都停留在议政层次 ,而未能获得实施的际遇。迨至于 19世…     

留学生群体与国民政府抗日外交政策的确立

自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经历了由退让妥协到抗日外交的转变,这其中留学生群体作出了重要贡献: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海外使领馆人员极力呼吁国民政府放弃对日妥协政策,他们的主张不仅代表个人,也转达了国际社会的看法,这是国民政府最终实施抗日外交的外部力量;国内知识界和社会名流中的留学生群体的积极推动及海外留学生的强烈要求一起构成了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的强大舆论压力。     

中国的日本论和对日外交危机

中日关系由“靖国神社问题“造成的政治僵局经“破冰“、“融冰“以后,日本在各问题领域全方位向中国施加压力,给中国对日外交造成了困难的形势。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检讨,中国对日外交的危机实际上是由于中国日本论的意义和知识系统发生了危机。只有认识得到中日关系的基本结构,只有自主实证的日本学知识、主体性健全的国际政治思想和以这种知识、思想为支撑的理性外交政策,才可能为化解中国对日外交的危机提供乐观前景。     

论李贺诗歌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

本文着重论述了李贺诗歌独特艺术思维方式的特征及内涵。从中可以看出李贺诗歌多采用联想、想象、直觉、幻觉、时空互渗等方法,把自己的情绪和感触移至自然万物之上,充满了浓重的神秘色彩,亦即原始思维和幻觉思维的特征。     

论江泽民同志的外交思想--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体会

江泽民同志的外交思想是邓小平外交思想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其视野高远超迈,内涵丰富深刻,凝聚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的智慧.它是21世纪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指针,对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简论邓小平外交思想

邓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是对中国的现状和当今世界各种矛盾分析的产物,是实事求是原则在外交领域的有效延伸,是维护中国国家权益的生动表现.新世纪深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外交思想,对于深刻领会十六大报告关于"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的论述,开创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冷战后的中国对日外交战略选择

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应当是既符合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又有利于实现自身的长远利益。中国的对日战略也应该是对中日两国相关的国际形势及日本对华政策深刻研究的结果。对中国而言,对日政策的理性目标是真正的友好合作,实现共同利益,最低的底线是防止政治斗争激化导致全面对抗。中日关系将在合作与摩擦中曲折地向前发展。中国在对日关系中必须有“新思维”     

李剑农联邦制思想述论

李剑农是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在近代联邦主义思潮中,是主力倡导成员.其通过创办政论性刊物,抨击中央集权思想,揭露和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专制,宣传通过地方自治,建立联邦制的国家体制.最终希望实现保护人民自由,走向和平的建国之路.但由于军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的联邦制理想最终成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