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础设施发展与外国直接投资

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受国家财力的制约 ,完全依靠政府投资基础设施 ,压力重重。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近年来外商投资发展趋势已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逐渐转移到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和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如何更有效、合理地利用外资 ,加快我国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是我国面临的紧迫任务。当一国经济面临增长的瓶颈时 ,可通过向外部融通资源要素而消除瓶颈 ,积极开展国际经济合作 ,有效吸引和利用外资 ,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实现加快本国经济技术发展的捷径。从我国人口多 ,人均收入低 ,积累少和实行现代化的规模巨大 ,资金仍很短缺的具体情况而论 ,尽可能更多地利用外资 ,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为主参与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仍是补充建设资金来源 ,提高技术水平和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手段     

积极推行“代建制”创新政府性投资项目建设管理模式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在能源、交通、水利、环保、通信、原材料、城市基础设施、技术更新改造和社会公用事业等领域进行了重点投资建设,极大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规模也超过了以往任何年代。如何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管理,也就成为一个热门的课题。各地对现行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和探索,“代建制”也因其先进性、科学性,逐步成为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的全新模式。一、当前政府性投资项目建设管理基…     

关于基础产业理论的几个问题

本文提出基础产业新概念。基础产业是生产农产品、服务产品和基础工业产品的产业群体,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起根础性作用。基础产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基础产业,是指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广义基础产业,还包括第二产业中的基础工业。基础设施是服务业提供服务“产品”必须的基本物质条件,但不是一个产业。鉴于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概念、内涵和外延都不完全相同,因此“基础产业”英文名词不宜采用现在的“Infrastructure”（基础设施）,应该采用新的专用名词“BasicIndustry”。文中还对基础产业特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加强基础产业科学研究的必要性进行了探讨。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否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随着新一代信息革命的到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文章基于2013—2019年中国353家上市公司数据以及64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模型分析中国新型数字设施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及进、出口贸易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作用机理有所差异。中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和进口贸易中的影响主要依靠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作用,而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则主要依靠贸易成本发挥作用。在此前提下,中国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合理布局,既要培育贸易增长新动能,又要优化出口结构布局,通过加大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构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合作机制,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水平,促进双方贸易合作的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海外建设项目邻避冲突的发生机理与防控策略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企业在海外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日益增多,围绕这些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产生的邻避冲突呈现多发态势,并对项目建设、“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和我国与东道国关系产生严重影响。“一带一路”海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邻避冲突经历了一个从邻避风险产生到风险积聚,最后到风险爆发的复杂过程。在此过程中,项目建设和运行中的不规范现象、项目公共关系意识和能力的不足、项目建设背后的复杂政治博弈以及国外媒体的长期污名化宣传等因素也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一带一路”海外建设项目邻避冲突的治理存在冲突场域的异域性、冲突性质的复合性、冲突主体的多元性、冲突方式的极端性等难点。基于此,应该整体着眼,综合施策,采用涵盖国家间—国家—企业—媒体与社会的多层、多元冲突防控策略。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适度性理论及实证检验

针对中国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注重扩大建设规模实现区域覆盖的建设模式,以及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竞争造成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不断增长的现状,不少学者提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过度的警示。文章着重研究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度"的问题,提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在适度性的观点。首先,在古诺模型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对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影响效应以及相互关系进行了理论模型构建。其次,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以公路为例,采用中国各省份1978-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经济发展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在交通基础投资建设初期,交通基础设施规模的增加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促进经济的发展。随着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继续扩大化,将超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对经济产造成不利影响。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达到一个适度的程度能够实现经济产出的最大化。再次,在适度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最优路网密度模型,说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动态均衡的关系。通过运用部分OECD国家的国际数据估计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适度规模,以此评价中国各省市路网密度的适度性。评价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省份处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状况,其中西藏、新疆等中西部省份交通基础设施严重匮乏。而北京、重庆等直辖市以及旅游型城市海南则出现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过度的情况。最后,提出建议: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应当遵循适度性原则,避免盲目的进行规模扩大化建设,应更加注重质的提高,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利用率;充分结合各地区的实际需求实现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差异化,注重地方政府间区域间的协调与合作,实现区域间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沟通和衔接,提高中国交通基础施设整体水平。     

对接融入长株潭加速娄底发展新跨越

推进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是国家层次的新的重大战略,“3＋5”城市群则是“两型”社会建设的重点规划区。娄底作为“3＋5”城市群的重要一员,务必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主动对接融入长株潭。在吃透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的基础上,更新超越发展理念,抓住中心城市发展关键,加速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大市场化、体制机制对接四大重点,实现与长株潭的无缝融合,为“两型”社会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我国经济面临高速增长与高通胀的“双高”局面。不时出现的经济过热受到薄弱的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是形成通胀高扬的基本原因。适当控制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把通胀抑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水平，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中国—东盟法定数字货币合作法律机制的构建

传统上,中国—东盟以双边货币互换合作机制为基础,在跨境贸易与投资结算及货币监管合作领域取得了稳健的发展。法定数字货币的推进使得跨境贸易与投资的结算不再依赖主权国家传统货币,其跨境流动性、可追踪性、外部公平性能有效降低传统货币的信用风险、同时增强监管时效,为促进中国—东盟跨境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提供了契机。目前中国—东盟货币互换机制的困境、金融危机救助机制无体系、货币合作监管体系薄弱将阻碍法定数字货币在中国—东盟区域的合作。为此,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平台推进法定数字货币在双边货币互换机制下适用、加强法定数字货币合作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法定数字货币合作监管机制建设是构建中国—东盟法定数字货币合作的关键举措。     

中亚与西亚的地缘经济联系分析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六大经济走廊是其核心内容之一,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是欧亚大陆中部的一个重要建设目标。但是,作为地缘上相互毗邻的两个地区,中亚与西亚在互通互联、经济贸易等方面的联系并不紧密。主要表现在中亚与西亚之间交通运输线路少,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相互之间贸易额小,产业结构单一,贸易结构相似,贸易便利化水平低等。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这不仅对中亚与西亚之间的合作形成障碍,也对当前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的建设造成明显的影响。除加强中西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中西亚国家产业结构协调发展、促进两个地区间贸易便利化外,还应该考虑借助"双重身份"国家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加强中国与西亚国家的联系。     

老挝经济特区与经济专区投资的机遇与挑战

为实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摆脱不发达国家的现状,老挝政府加快了改善商业环境、完善各种法律法规、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为吸引外商投资,老挝于2003年设立经济特区与经济专区,至2009年发布了促进投资法新版本,给予国内外投资者相同权利。这成为外国投资者在老挝投资的机遇,使老挝的制造业、物流、服务业等行业走向市场经济管理模式。采用SWOT分析法对老挝经济特区与经济专区的投资优势、劣势以及机遇与挑战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建设与发展问题研究

城市化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源之一。当前, 城市化的加快推进也给我国农村的建设和 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 文章深入论证了城市化与农村地区开发建设之间的关系, 认为只有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加快农村经济振兴与社会进步, 才能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并从农村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农村非 农产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推进乡村建设和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关于财政对基础设施产业投资的几个问题

扩大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 ,既是医治经济紧缩的救急良药 ,也是积累长期经济增长后劲的有效举措。但是 ,财政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有一个优化和合理选择的问题。本文认为 ,只有在投资领域、融资方式与体制等方面进行科学地选择与安排 ,才能实现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最大经济效益与社会福利后果     

交通强国的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

交通强国建设根本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脱离这一基本目的来建设交通强国,则会在发展导向、发展路径等方面产生根本偏差。交通强国需要二三产联动、多产业协同,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对交通运输业自身而言,交通强国建设要以高质量运输服务为核心,以提高交通运输服务的效率和效益为目标,以快速、经济、安全、绿色、自主五大特征为指向。运输服务供给能力和运输服务质量是评价交通强国两个基本方面:运输服务供给能力要满足经济社会对资源时空配置的要求,即交通运输供给能力与运输需求基本平衡;运输服务质量要满足人们对美好出行的基本预期,并在国际竞争中能够领跑世界并具有可持续性。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和运输服务规模多项指标位居世界前列甚至第一,这仅仅是与我国人口、经济总量和国土面积的世界地位相匹配而已。根据本文构建的交通强国评价指标体系,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我国距离交通强国还有差距。     

基础设施、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

基础设施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了一国贸易成本的大小,而贸易成本的大小又会对一国产业空间布局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发现：　(1)　改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改善两地间的基础设施都能提高落后地区的绝对福利水平,但当发达地区初始的基础设施水平高于落后地区时,两地间基础设施的改善会扩大地区间实际收入差距;(2)　改善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将使落后地区福利水平上升,但会使发达地区福利水平下降,从而存在降低社会总福利的可能,这种情况极易在地区间规模差距和基础设施差距都很大时发生;(3)　中央政府改善发达地区基础设施抑或改善落后地区基础设施以提高全社会福利水平需要相机抉择,最优决策取决于两地经济规模和基础设施的相对水平。     

对西部新农村建设问题的思考

新农村建设是党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也是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当务之急是抓好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根本之策是大力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西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关键之举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本文通过对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分析了新农村建设中存在问题及成因,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西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民素质教育,实施农民培训工程,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合理规范制度及其创新等一系列促进西部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措施,对推进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实现西部农村现代化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提升湘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竞争力研究

湘南地区已获批成为我国的第4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湘南地区要发挥周边区域转移的示范效应,提升承接产业转移的竞争力是关键。文章通过分析我国产业转移的宏观背景和湘南地区产业发展状况以及面临的经济梯度转移、我国经济发展内在要求、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不断深化等机遇,进而提出了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注重引进和培养专技人才、有序采取承接模式、建立统一管理组织、加快一体化的软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提升湘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竞争力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公路货运基础设施建设及经营模式

针对目前中国公路货运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模式呈现的多样化特点,在分析中国公路货运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模式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提出“政府统筹规划、政策扶持,企业投资开发建设、企业自主经营管理”的公路货运基础设施建设经营模式,为指导中国公路货运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提供借鉴。     

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产业升级的影响

县域作为我国经济功能完整、运行独立的基本空间单元,在经济发展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当下,我国大多数县域经济发展仍旧处于较低的水平,存在产业发展严重依赖于传统工业与农业、数字基础设施条件落后等多重掣肘。县域产业升级是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合理的技术应用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县域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在此背景下,探讨数字乡村建设是否会影响县域产业升级,通过何种渠道来影响,这种影响效应又是否会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异质性,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对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关于数字乡村建设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由于变量度量指标、样本观测期、理论基础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文章将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和阿里研究院共同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与中国县级层面相关数据进行匹配,最终得到2018—2020年涵盖中国1 094个县(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总效应,并进一步开展了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效应讨论。实证结果表明：从全样本层面看,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在进行...     

基于主体功能区形成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对策

为实现交通基础设施布局的优化和完善,制定以主体功能区形成和国土资源优化开发为目标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对策,运用区域经济学、运输流等理论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主体功能区形成的互动机理,并以陕西省为例分析了其主体功能区的空间布局结构,提出了宏观管理对策和基于运输流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重点。研究结果表明,按照主体功能区的空间结构布局和运输需求优化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