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评价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并进一步分析影响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并且存在指标维度与空间维度上的双重异质性。首先,长江经济带生态宜居与产业兴旺得分相对较高,乡风文明与生活富裕得分紧随其后,而治理有效得分相对较低;其次,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东—中—西”梯度递减的分布格局,即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相对较低;最后,农业现代化水平、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农村教育水平与财政支农水平是影响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     

数字经济、乡村产业振兴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带来新引擎,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通过梳理数字经济影响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机制,构建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和乡村产业振兴指标体系,并利用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效应及乡村产业振兴的中介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提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乡村产业振兴是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中介渠道;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和非粮食主产区表现得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产业兴旺离不开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文章在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乡村产业兴旺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的基础上，测算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产业兴旺指数，并运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直接支持乡村产业兴旺，但该支持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在不同产业兴旺水平下，该支持效应也存在差异。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还可以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发展间接推动产业兴旺。     

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推动乡村振兴是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文章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个方面选取了相关指标,使用熵权TOPSIS法测度了长三角地区40个城市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并分析其阻碍因素。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总体情况良好且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通过长三角地区各个城市横向对比发现,江苏省各城市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地区。从各维度指标来看,长三角地区各个城市在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方面均取得了较好成效,但在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方面,不同城市的差距较大。同时,通过障碍度模型分析得到,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占比、保险深度、人均村卫生室数量和城乡收入差距是阻碍长三角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及多维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

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文章基于200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多维视角出发,对各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其动态演变进行分析,并利用动态面板模型揭示多维环境规制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表现出东高西低的时空非平衡性及空间集聚特征;多维环境规制对乡村振兴具有正向反馈机制,通过环境规制→生态环境改善→生态宜居→乡村振兴的路径产生作用;异质性视角下,多维环境规制对乡村振兴的激励效应随分位点提高而增强。     

农业产业集聚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文章基于我国1690个县(市、区)2013—2018年的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等方法分析了农业产业集聚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产业集聚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产业集聚推动了乡村振兴的发展，在控制内生性、空间效应及更换农业产业集聚度量指标后结论依然稳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和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是我国农业产业集聚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作用机制。因此，各地区应以资源禀赋优势为基础，引导形成农业产业高水平集聚，以此持续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

乡村振兴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创新,也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文章根据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构建了由5个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1—2020年的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对全国和30个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进行了测度,并用Dagum基尼系数对乡村振兴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乡村振兴水平总体较低,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提升显著;乡村振兴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和省际差异;区域差异是乡村振兴差异的主要表现,但是东部地区省份内部差异也很明显;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4个方面的区域差异逐步缩小,但是产业兴旺没有明显的变化。     

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乡村振兴是缩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文章在分析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基础上,选取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乡村振兴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分地区来看,在经济发达地区,乡村振兴对共同富裕的正向影响效应更为明显;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乡村振兴主要通过技术创新、绿色普惠金融、公共服务正向影响共同富裕,其中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最强、绿色普惠金融次之、公共服务最弱。因此,应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筑牢共同富裕根基底盘;着力建设技术创新引领高地,贯通科技循环通路;强化绿色普惠金融服务,延伸金融覆盖范围。打造多元化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社会保障供给,力求充分发挥乡村振兴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省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与总体要求，构建省域乡村振兴发展评价三级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权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及其空间集聚特征进行测度分析，研究表明：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区域差异明显，呈现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内陆再向西部地区阶梯递减的空间格局，乡村振兴最优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弱势区和最弱区主要位于西部边疆省份；各省份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呈现不均衡特征；各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全局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依赖性逐步加强，大多数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东部省份多位于高高（HH）集聚区，而西部地区多落在低低（LL）集聚区，空间关联格局相对稳定。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分析测度：以中部六省为例

文章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机理，构建了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标体系。以中部六省2011—2020年数据为样本，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了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度与协调度。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且具有空间集聚与空间联动特征；当前，湖北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处于高水平的良性共振；山西和河南处于低水平的互相制约；安徽、江西和湖南已初步形成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湖南处于乡村振兴领先、数字普惠金融滞后阶段；安徽和江西则处于数字普惠金融领先、乡村振兴滞后阶段。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引入双向固定效应和SYS-GMM估计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并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本所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本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乡村振兴对国内大循环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将乡村振兴水平分解为农村产业发展水平、农村生态环境水平、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四个维度,构建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乡村振兴指数,并从国内大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出发,选取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国内大循环水平。在此基础上,采用2005—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方法实证检验了乡村振兴对国内大循环的影响。研究发现：乡村振兴水平和国内大循环水平均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基本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分布呈现一致性,北上广及江浙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和国内大循环水平均遥遥领先;乡村振兴水平对国内大循环畅通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在考虑了内生性等问题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加速城镇化和提高工业发展水平均有助于国内大循环畅通。     

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

我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回信中,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70年来涉农高校为“三农”事业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并对广大涉农高校办学方向提出新要求。广大高等农林院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推进新时代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发展,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拿出更多科技成果,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规模化经营中土地流转价格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土地流转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关键,而土地流转价格又是影响土地流转成败的关键因素.文章基于湖北省718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调研数据应用有序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年龄对土地流转价格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土地流转面积和流转期限对土地流转价格有显著正向影响,银行的金融支持对土地流转价格具有正向影响.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化及耦合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改进的TOPSIS法、重心模型、重心耦合模型刻画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演变特征、重心迁移路径及耦合态势，结果发现：（1）研究期内我国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各省份存在较大差距。（2）变异系数逐年减小，且乡村振兴的变异系数大于新型城镇化，各地区乡村和城镇发展的空间非均衡现象趋于缓和，乡村振兴的区域差异大于新型城镇化。（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重心均位于河南，分别呈现向西南方和西北方移动的趋势，东西方向的移动距离远大于南北方向，东西方向更容易产生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乡村振兴重心的移动幅度大于新型城镇化重心的移动幅度，但乡村振兴重心的移动方向更稳定。（4）两个重心空间耦合态势呈现波动式靠近，空间距离整体缩短，空间重叠性上升，但变动一致性指数在正负之间来回波动。     

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的实证检验与时空演变分析

文章利用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的动态互动关系,结果表明：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虽然相互贡献度较低,但加深趋势逐步显现。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的时空特征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逐步融合、协调发展的效应逐渐凸显,耦合协调度等级发生了明显迁移,轻度及濒临失调省份占比下降至零,初级协调省份占比不断扩大,勉强协调成为主要类型;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分布格局;全局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中,“高高”型省份多分布在东部地区,“低低”型省份多分布在西部地区,“高低”型省份和“低高”型省份相对分散。     

农业产业化与农村金融创新的关联性研究

作为一种新的农业经营方式和产业组成形式,农业产业化是农村经济深层次发展的必然方向。而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农业产业化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作为经济发展杠杆的金融如何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以及两者间如何实现有效均衡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重要问题。文章首先对农业产业化与农村金融的关联机制进行了讨论,然后,应用熵权模糊评价方法对农业产业化与农业金融的关联性进行了定量分析,最后给出了基于农村金融创新的农业产业化路径和基于农业产业化的农村金融创新路径的选择方案。     

农业补贴、“三权分置”与农户农业生产经营——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CLAD等多种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了农业补贴、农地"三权分置"对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补贴、农地"三权分置"对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随着农户获得的农业补贴金额的增加,农户的农业生产总值显著提高;农业补贴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区域差异性,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土地装备条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影响了农业补贴效果的发挥;农地"三权分置"的影响不存在明显区域差异。此外,农业资金等其他主要农业生产投入要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土地转入以及适合大型农业机械耕作等土地条件对农户农业生产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     

乡村振兴战略下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新技术采用影响研究

农业新技术的采用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以农民微观主体为对象构建农民社会经济地位、双元学习、驻村第一书记和农业新技术采用间影响机制的理论框架。基于浙江杭州、陕西安康、甘肃平凉三市598户农民调查数据,采用二元Probit模型和Bootstrap中介效用模型,实证考察了农民采用农业新技术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新技术采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方式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农民新技术采用的中介效应正向显著,且利用式学习的中介效应高于探索式学习;驻村第一书记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农民新技术采用中存在调节效应。据此,建议通过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推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政府技术推广、发挥驻村第一书记跨层级治理作用等,促进农业新技术应用体系良性循环。     

电商发展能降低贫困发生率吗？——来自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证据

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持续增加农民收入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心。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四川省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和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统计监测数据分析了电商扶贫的实际效果和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发现，电商示范项目使贫困发生率降低1.8个百分点；电商示范项目主要通过其他农业主体带动贫困户脱贫，即间接机制发挥作用，贫困户自身直接参与电商线上销售进而增加收入的直接作用效果并不明显；电商扶贫不仅能够解决农产品过剩的问题，还具有刺激农产品供给增加的增量效应。本文为新时代扶贫长效机制的建立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来自电商示范项目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