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多维度分析

基于对武汉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基本状况,并从社会网络、政治信任和企业制度三个维度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制度化维权意愿。其中,老乡会、政制信任度和企业的侵权状况对农民工的制度化维权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工会、对政府的信任度和企业的社会保障水平等变量影响不显著。个体特征方面,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和在岗职位成为影响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重要因素。     

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福建省的调查数据

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福建省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农民工的健康和是否提出签订劳动合同两个因素对其劳动合同签订产生显著影响,而教育、培训、组织化、企业性质等因素对其劳动合同签订影响不显著。研究认为,除重视劳动合同法律体系建设和执法监察外,还应当提高女性农民工的健康水平、维权意识和维权信心与能力,从而提高其劳动合同签订率。     

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对苏南地区农民工的调查

通过苏南地区农民工的调查,分析当前农民工对群体性事件的认知倾向,并运用logistics模型,分析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程度。结果表明：农民工年龄、适应城市程度、签订劳动合同、体制内维权困难、参与非正式组织与否、心理危机来源和对政府的满意度对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工资拖欠等权益受损问题并不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最直接的因素,只有当权益受损且体制内维权困难的情况下农民工才会选择参与群体性事件。     

农民工维权行为选择偏好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武汉市1120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从维权行为的暴力性和公开性程度两个维度测量,农民工维权行为偏好具有非暴力性、非常态公开性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等政治信任水平的农民工选择一般公开维权行为的可能性最大;农民工维权行为的暴力性和公开性程度均与文化层次呈正相关;建筑业农民工比其他行业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一般公开维权和非暴力维权;务农经历和环境会使农民工维权行为更倾向私下维权;良好的居住环境会降低农民工维权行为的暴力性程度;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农民工闹大维权的可能性也就越低。据此,政策制定者应疏通既有体制内农民工维权渠道,加大对特定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管理力度及农民工的组织化管理力度,并做好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工作。     

基本心理需要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

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构建了基本心理需要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影响机制模型,并运用调查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基本心理需要满足能够降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相对剥夺感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抗伤害信念在相对剥夺感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行为的防控,可以从工作设计与组织情境管理入手,提高农民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感,降低其相对剥夺感,从而降低其参与非制度化抗争意愿。     

农民工维权行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维权行动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基于2012年的调查数据,分析影响农民工采取维权行动的因素.研究发现：除了性别、受教育程度、行业类型、权益侵害程度变量外,心理感知维度是影响有无维权行动的重要因素;心理感知维度、维权认知维度对采取何种具体维权行动有显著影响,且影响效应有较大差异.因此,建议增强法律维权、行政维权的公信力,消除阻碍农民工发展的壁垒,引导农民工形成恰当的维权认知.     

苏州市外来农民工维权意识调查

以苏州农民工群体为对象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和报酬待遇等权益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侵害,而农民工害怕失去工作机会,维权成本过高,维权知识缺乏以及维权意识淡薄等因素制约着农民工维权意识的提高。因此,我们应当唤醒和提高城市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并为维权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从而真正改变农民工群体权益受损的状况,实现其向现代市民群体的转化。     

社会融入状况对农民工组织化的影响研究

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他们在打工地处于一种无组织化的状态,很多组织对农民工采取拒之门外的态度。从总体上说,农民工参加组织的状况不容乐观。当然,农民工参加组织的状况也存在较明显的内部差异,这种差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融入状况对农民工参加组织有一定的影响。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层面的适应情况对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影响是不同的,其中,经济层面的适应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参加组织的差异,其次是社会层面的适应变量,心理层面的适应变量对农民工参加组织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新生代农民工讨薪行动演化根源及治理

新生代农民工讨薪维权呈现合法性支持趋好的结构性变化,从生存型权利向发展型权利的渐进和扩张,其行动意愿及维权方式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占有和城市社会关系嵌入的状况,那些受雇就业者的临工化境况堪忧,自身权益救济无力且困顿于劳动合同的灰色陷阱,以致讨薪行动“常态性”地演绎。有业可从和获取较理想的收入是农民工行动的首选,目前权益救济的制度性通道拥挤且潜在成本不低,非正式乡土关系网络的聚变性力量不可低估。建立灵活稳定的就业长效机制,形成雇主、农民工和政府多方参与的诉治组织,进行完善劳动法律法规的制度补阙,更能有效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和抗风险能力。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思考

抛开社会因素,就农民工个人而言,市民化需要具备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是市民化意愿,二是市民化能力。前者是主观条件,后者是客观条件并且是最核心的条件。市民化能力是指农民工跨越市民化门槛(即市民化成本)的能力,主要反映的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农民工收入和市民化成本是决定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两大因素,因而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必须从这两处着力:一是多渠道增加农民工收入——通过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通过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以提高农民工财产性收入。二是多途径降低市民化成本——通过完善户籍、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以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入户、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养老等成本;通过创新维权机制,以降低农民工维权成本。     

女性农民工维权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472份问卷数据的分析

基于对全国女性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体特征、剥夺感、社会资本和权益保障水平四个方面对女性农民工维权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绝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参加社会组织的数量以及社会关系中的家人亲戚与老乡工友变量对采取维权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在维权选择方面,出生于1979年前、受教育程度较高、非群众身份、低绝对剥夺感以及签订劳动合同的女性农民工倾向于采取制度化的维权行为。进而建议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完善劳动制度、改善劳资关系引导女性农民工制度化维权。     

福建省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探析

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福建省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培训、是否提出签订劳动合同意愿等因素对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产生显著影响,而教育、是否加入工会、企业性质等因素对其劳动合同签订影响不显著。研究认为,除重视劳动合同法律体系建设和执法监察外,还应当重视对女性农民工的培训,提高她们的权利意识和维权信心与能力,从而提高其劳动合同签订率。     

农民工维权主体缺陷与法制化维权体制的完善

对农民工在劳动用工中被用人单位侵权的现状进行分析,认为在当前农民工维权体制存在缺失的情况下,农民工维权难以形成一个有力的维权主体,使维权始终缺乏力度。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一要加强教育,完善服务等措施,尽快完善农民工维权主体,将农民工维权纳入到法制化管理的轨道之中;二要尽快建立起系统性的维权体制,健全就业服务与保障制度,改进权益保护体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维护农民工各方面权益。     

农民工劳资群体性事件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民工劳资群体性事件参与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年龄越大,参与劳资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男性比女性参与劳资群体性事件的意愿更强;文化水平越高,参与劳资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对组织的满意度与参与意愿负相关;平级沟通越多,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强;入职渠道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组织可以通过农民工培训、制订符合农民工发展职业规划、改变组织沟通方式等措施来降低农民工参与意愿,从而减少劳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及其检验——基于福建省的调查数据

基于福建省福泉厦漳四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技能、健康、外出务工年限、是否提出签订劳动合同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有显著影响,教育、组织化、是否了解劳动合同法等因素对其劳动合同签订没有显著影响。研究认为,当前迫切需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权利意识,从而提高其劳动合同签订率。     

徘徊在融入与隔离之间——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农民工都处于“政治边缘人”的地位,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交往、组织化、政治参与意识、社会认同这五个方面的因素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的差异,其次是组织化变量,接下来是政治参与意识变量和社会认同变量,社会交往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资本构建方向是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现代式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民工获得就业信息、生活信息、社会信息等;有利于农民工融入现代城市生活,求得和谐生存与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维护农民工利益。因此,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应以政府政策制度支持为前提,以社会文化环境支持为基础,以组织化为核心,以自身能力和文化素质提高为动力,构建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框架体系,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农民工权利意识的生产与再生产——一个社会组织化的视角

社会组织培育公民权利意识的西方经验模式为破解我国变迁社会农民工权利意识低水平发展的困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由于中西方组织环境的巨大差异,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化进程。本文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在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的背景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化怎样影响农民工权利意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而提高农民工的权利意识应对社会的组织化提出了何种要求?     

从鲁园农民工工会维权看农民工工会维权现状、困境及对策

农民工工会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各种原因,农民工工会在维权过程中还存在工会本身的弱势,维权中的政府难题,行政执法部门的不合作和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等问题,必须从完善现有劳动法律体系,提高农民工工会的地位,构建多方维权合作机制,强化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监督,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水平等方面着手加以解决。     

农民工赋权与跨国网络的支持——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组织调查

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组织的成长对于凝聚农民工的团结意识和改变农民工维权方式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全球化在中国的嵌入越来越深,跨国网络把西方的人权理念和劳工观念带入中国,跨国网络的活动以农民工组织作为依托,农民工组织无论是在资金还是在机构能力培养等方面都得到了跨国网络的支持。因此,政府在政策层面应该给农民工组织更多的发展空间,帮助和扶持农民工组织的成长,这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农民工权益保护将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