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交流的网络范式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从中日关系发展的整体格局分析,中日关系整体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但对华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仍然在积极推进.结合安倍政府对华文化交流开展的现实,借助互联网的对华文化交流,可以进一步明确对华文化交流的网络范式.对华文化交流的网络范式以日本传统文化、日本流行文化以及在中国境内举办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为主要内容;并借助网站、微博、微信等相关平台等流行范式,呈现出非政治性趋向、多元化传播趋向以及经济导向趋向的特征.对华文化交流的网络范式构成日本对华文化交流的关键性组成部分,是分析日本对华外交与中日关系的重要变量所在.随着中日关系的有效改善,未来日本对华文化交流在实施范式与内容层面都可以实现有效的扩充,更多日本文化产品将可能在华流通;此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将使这一范式更为充实与完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对青岛地区的侵占

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远东地区混乱的局势,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与军事活动,同时以自身在东亚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作为筹码,同西方列强达成外交谅解,最终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夺取了青岛。     

彼得·伯驾与美国早期对华外交

美国早期对华建立外交关系的努力始于19世纪40年代，其标志为1844年来华的顾盛使团以及同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但最早鼓动美国政府和清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在条约谈判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却是美国的传教士医生伯驾。尽管伯驾鼓动美国政府建立对华外交关系的动机是为了在华传布基督教的便利，而且伯驾在对华外交上曾极力推行过武力威胁的侵略政策，但他为开拓美国对华外交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是我们今天研究中美关系发展所不可忽视的。     

论五卅运动时期美、英、日对华外交之异同

五卅运动时期，美、英、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在华利益各自展开了弹精竭虑的外交活动。面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他们不得不有针对性地调整对华外交策略，过去那种以武力和炮舰征服中国的旧殖民体系开始松动。该时期他们的对华政策是不一样的，异中有同，同中存异，总的趋势是由强硬走向怀柔，由合作转向分裂。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东盟国家对华外交战略的调整

20世纪70年代初,冷战以来形成的中美紧张关系出现缓和并走向正常化,使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开始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随着这一国际环境的改变,东盟国家过去采取的“亲美(西)反共(华)”的外交战略发生动摇。东盟国家开始重新制订对华政策,力图构建“新小国外交”的战略。文章以美国的盟国——泰国、英国的盟国——马来西亚和走“独立外交”道路的印度尼西亚为例,分析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东盟国家所造成的冲击及其各自相应做出的对华外交战略的调整。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研究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亚太区经济雁阵的领头-日本之间的经济关系历来是世界经济关系中令人瞩目的焦点.回眸历史,1979-2000年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始终是中日经济交流中不可忽视的亮点和主音.结合笔者多年来从事日本经济研究和在一线从事对日交流工作的体会,在综合中外方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本文旨在通过回顾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增长原因,剖析其作用与影响,揭示其特征与存在问题,从而从投资角度管窥和展望中日经济发展的未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对华的外交政策

巴黎和会后,列强在远东、太平洋尤其在中国的矛盾立即尖锐化。英国认为,其有能力迎接日本对其在华地位提出的挑战。综观这一时期英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可以看出英国对华外交政策不择手段,以获得其在华的权益为中心;追求中国形式上的统一;在华不寻求代理人;与日、美主要是日本在华进行激烈的争夺,当然也有协调。      

日本的对华开发援助与中日关系

政府开发援助或称官方发展援助 (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 :ODA)是带有政治外交目的和长远战略意图的一国对外政策行为。本文对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 (ODA)的历史沿革、发展变化、决策过程、政策调整、战略意图、实施现状、未来走向和理论框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学理性分析和历史性考察。并认为 ,这一研究具有认识国际关系体系和国际政治格局 ,分析日本政治外交和战略走向的现实意义 ,也具有追踪考察中日关系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前瞻性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关系论析--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

“一战”爆发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双重转轨的重要因素。它不仅开启了20世纪东西方思想文化对话的崭新时代,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科学战争观的形成提供了认知依据,还创设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推介和系统争鸣的历史前提。也正是“一战”的“历史的不自觉的”作用,推动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发展与“自觉”,即促成中国革命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历史发生维度梳理“一战”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关系,既具有一定学理反思价值,也是对“一战”百年的有益纪念。     

战后日本经济外交与中曾根内阁的大国外交构想

战后日本在从一个“四等国家”发展成为经济大国,进而走向政治大国之路上,经济外交功不可没。经济外交促成了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而经济大国的份量反过来又成为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资本和基础。这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中曾根内阁大国外交构想的提出上。纵观这一系列发展演变的过程,不难看出,战后日本经济外交与中曾根内阁大国外交构想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内在联系。     

从种族主义看美国冷战后对华外交策略的嬗变

种族主义是美国对外扩张和实施全球战略的意识形态工具。美国对外关系中的种族主义一般有两个基调 :肯定与否定。否定基调又有两个层次 :“愚昧论”和“威胁论”。种族主义不同的基调和层次预示着美国不同的外交策略。在美国的对华外交关系中种族主义由来已久 ,“中国威胁论”是其在冷战后的根本表现 ,标志着美国对华外交策略的嬗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及其启示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浩劫,无数鲜活的生命在这场战争中被摧毁。新兴大国德国国家实力的崛起对国际体系的冲击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国际环境,而英德两国对国际形势及相互意图的误判,导致两个敌对国家联盟的形成,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避免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是解决大国之间安全困境的必要途径,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转移分析

从日本开始对华直接投资以来,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就不断加强。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入世后明朗的发展前景,对日本新一轮对华直接投资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通过分析20世纪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特征以及新世纪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转移趋势后,提出了优化日本对华投资产业结构的对策,旨在吸引更多的日资,使其在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更大作用。     

新世纪以来日本外交特点与趋向分析

新世纪开始后 ,为了加速“普通国家化”进程 ,日本外交在理念和对策选择上都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在日美同盟、联合国外交和经济外交上 ,日本都把体现国家利益放到了重要位置上。客观分析这些新趋向 ,在确立对日外交方针上是必要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中立政策评析

一战期间美国的中立政策是美国外交史和中立制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既标志着中立制度的从此衰落,也标志着美国的战时外交政策彻底滑向一味强调交战国利益的一边,美国此后的世界大国、强国乃至霸国的国际地位,决定了国际中立制度的逐步衰落与美国的中立政策不无关系.一战期间,参战之前的美国中立政策具有明显的非中立特征,这是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参战后美国在中立政策方面则表现为强调交战国利益,压缩中立国权利.     

日本政治家竹山祐太郎的对华复交活动及认识

竹山祐太郎是中日复交前主张两国友好的日本阁僚级保守政治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为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尤其是贸易活动的深入发展,以及中日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然竹山日本政治家的身份从根本上规定了其对华立场的精神原则;比起同为亚洲人的种族连带和对华亲近感,主要还在于中国对日本增进国家利益所具重要性的认识,也正是这个基于现实主义的对华观,从根本上制约了竹山对华交流活动的特质.     

战后日本英语教育改革与美国对日本的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的主要工具包括语言培训和教育交流。进行公共外交的国家通过向他国公众进行语言培训并伴随教育交流项目,以建立一个推介和分享本国语言和文化的平台,由此获得对象国对本国的认同和支持。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公共外交表现之一是对日本英语教育的改革,推动了日本英语课程、教材、教法和师资的发展,掀起了日本人学习英语的热潮,促使日本的英语教育进入了空前发展期。对日本英语教育的改革使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在日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亲和力,改善了美国的国家形象,同时,对战后日本民族价值观的形成和文化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刻上了美国烙印。     

甲午战前李鸿章与日本的外交之比较

甲午战前李鸿章对日本侵略野心估计不足,不立足于战守而一味依赖列强调停,外交策略幼稚单一,结果陷入全面被动;而日本则能够准确判断形势,灵活运用外交策略,最终在战前避免了列强的干涉,取得了有利的战机,掌握了与清政府作战的主动权。中日双方战前的外交直接影响到甲午战争的成败。     

法权会议期间美国的法界认知与对华外交

法权会议是美国主导的近代国际联合对华立法、 司法调查。 美国在法权会议期间的对华外交呈现出尊重中国 _“ 主权完整_” 与维持 _“ 必要之恶_” 并行的特点。 在制定与践行该外交政策的过程中, 美国法界认知与政府决策密切互动。 20 世纪 20 年代前期, 对于在华治外法权问题, 美国法界主流舆论与政府认知相互影响。 在法权会议筹备阶段, 美国政府迎合法界共识并任用以法界代表司注恩为核心的代表团筹划组织架构与会议流程。 法权会议开幕后, 按照凯洛格对司注恩的训令, 美国对华外交在内部张力凸显后得以重新调适。 在报告书起草阶段, 美国政府继续宏观把控进程。 为保障和协调列强在华利益, 司注恩主导完成 《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 最终维持 _“ 必要之恶_” 的现实需要压倒尊重 _“ 主权完整_” 的政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