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议沈从文的生命意识及其创作表现

沈从文的“生命”，首先是一种与自然相契合的、素朴的人性，是“真”。这种与自然相契合的生命是具体的，未经抽象的。是一种个体性的独特的体验或直觉。“这种细微感觉在普遍人我关系上决体会不到，在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形上，便自然会发生变化。”（《水云》）这种细微的感觉只有在个体，特别是个体的心灵深处才会产生。生命是以个体性和感性为基础的“此在”。从思维方法上看，沈从文总是关注现象，并以自己的眼光来度量一切，判断其意义和价值。“凡是抽象的带点务虚性的，我总是弄不通。”（《在湖南吉首大学的讲话》）这个诚真的“乡下…     

论小说写实化建构中的寓言介入

新写实小说风行文坛之后，小说家似乎普遍地追求那种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写法，平淡人生，平淡故事，平淡讲述。“原汤原汁”“反抗虚构”，“叙述情感隐匿”等等，即便未被列于新写实圈内的作家，也如同被这只无形的魔手抚摸过，很少有人能漠然置之。为意义而营造，为意义而虚幻荒诞好象已是昨天的潮流，昨天的故事。让人不禁疑惑，眼下的小说，在“写实”的墨香中，真的就“实”到一是一二是二一步不能动弹？“实”到徒具别无歧义的一种解构：“还原生活”？我们的读者是否因了某些评论的关系正在产生错觉：以为小说虚构的本质业已丧失？应该…     

惊心动魄王学泰--读《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王小波先生生前曾说过一句让我无法忘怀的话,大意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真是奇怪,简直不可思议,一流作家只有三流的名声,而三流的作家往往享有一流的声誉.小波先生生前一直不被国内的主流话语体系接纳,著作无法在大陆出版,死后才声名鹊起,但此前他早巳在港台和海外华人圈中家喻户晓.以小波先生的睿智和洞察力,他不会不明白其中原委.     

“天才说”：从王国维到叔本华

“天才说”：从王国维到叔本华夏中义“天才说”是王国维的“审美一艺术主体”论。王氏眼中的“天才”实有双重身份。首先，“天才”是审美力与艺术造型技能的人格表征，即只有“天才”才具备审美力与艺术技能。因为在他看来芸芸众生皆被人生欲念之不足而引起的苦痛所压倒...     

生命的涌动与“沉沦”——郁达夫小说性爱主题的人文意义

生命的涌动与“沉沦”——郁达夫小说性爱主题的人文意义郝亦民郁达夫的小说，被称为贯穿着“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两大主题。而对于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的深刻体验，也正表明了现代人个体生命意识的最强烈的觉醒。首先，“生”当然是个体生命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它以“...     

中国作家王小波的“西方资源”

作家王小波(1952-1997)其人其文在中国当代文坛似属“异类”。所以成为“异类”,因素诸多,但拥有丰富的“西方资源”(以欧美文学为主兼及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等在内的西方文化)并广泛汲纳乃一重要原因。从其经历可以发现:王小波分别从“家庭”、“学校教育”、自修式的“阅读”三途径接获了这一资源,而广泛的个人阅读对作家身份的王小波影响最大也最为重要。丰富的“西方资源”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王小波,使王小波有了科学的思维方式、相应的思想观念、“文理兼修”的知识结构和个人化的“文学观”———“小说家(应)是知识分子”、“文学是永恒的事业”、“做艺术上的完美主义者”、“小说应深得虚构之美”。检视其“文学观”,我们可以发现其以欧美现当代文学为主、以欧美现当代小说为要的西方文学“来路”:从杜拉斯处,他汲纳了小说艺术应“感性化”与“完美化”的艺术追求;从卡尔维诺处,他汲纳了“小说有无限的可能性”的乐观精神,释放了“想象”的双翅,高翔于虚构世界,将经典小说沉重的文体羽化为“轻”;从马克·吐温与萧伯纳处,他汲纳了入世、问世、讥世的精神与幽默、讽刺的艺术个性,成就了黑色幽默的个人风格;从奥威尔与昆德拉处,他汲纳了知识分子作家清醒自觉的社会批判意识与高度的责任感,对中国当代社会人之生存状况给予了深度关注与尖锐揭示。“西方资源”的拥有与博取,使王小波成为今日之王小波。     

论农村承包地调整的“特殊情形”

在实践中,对“特殊情形”与农村承包地调整的逻辑关系的认识存在着片面化、否定、不恰当扩大适用对象等问题。在我国农村承包地调整制度中客观存在着法定双向调整、法定单向调整、约定双向调整等承包地调整模式。从分析中可见,在农村承包地调整中并非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可能适用农村承包地调整,因而“特殊情形”与不同模式的承包地调整之间存着不同的逻辑关系：“特殊情形”是法定双向调整的必要条件;“特殊情形”是法定单向调整的充分条件;“特殊情形”是约定双向调整的选择性条件。     

“史统”、“道统”与古代“小说”

宋以后文化人意识到小说的兴起与“史统”的崩解有一种内在的因果关系,而“道统”又是“史统”的内在核心构成之一,“史统散而小说兴”的命题必然暗含着“道统散而小说兴”的结论。只有“一道”、“一说”的世界不会有小说,小说只能在“众道”、“众说”纷纭的背景下才可能产生。这意味着小说与纷纭“众道”、“众说”之间有内在依赖性关联,它对后者保持着开放性。     

生产劳动与商品——劳动价值论探讨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结合实际,对生产劳动的定义或“第三产业”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形成了所谓“宽中窄”三派,我认为这三派似乎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我认为,只有既坚持马克思在价值论上的重大贡献(商品的价值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又发展马克思的价值论的某些结论(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是物的自然属性),坚持商品的使用价值不仅仅是物,也是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才可能正确和全面地回答什么是生产劳动。     

寻找被遗忘的卓拉——评卓拉·尼尔·赫斯顿和她的小说

一位生前寂寂, 然而却是一位才华横溢、成绩卓著的美国当代著名黑人女作家卓拉·尼尔·赫斯顿, 于被遗忘后的７０ 年代, 才被“寻找卓拉”的运动所重新发现。个中原因, 是她的小说对于黑人文学再次步入繁荣的迎合, 而且对于深入了解美国黑人妇女文学的历史发展亦不无意义     

重塑国民：中华民国社会共同体重构的元身份问题

以“元身份”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可以获悉社会共同体重构的规律性认识。在近代中国,伴随着“重塑国民”的元身份变革,社会共同体进入了反反复复的解构和重构过程。在“国民”身份重塑中,各种复杂的力量围绕着不同的元身份展开激烈的争夺,社会共同体的不同层次(政治共同体、法律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产生了分化和对立。社会共同体的重构不可能脱离对个体存在意义的基本界定,现代国家加强共同体建设,必然需要型塑个体的元身份及其意义内涵,从而构建元身份所结构的共同体形态。只有当共同体的不同层次围绕着元身份产生一种共享的意义结构之后,统一的社会共同体才有可能实现。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清初通俗小说中“情”的阶层性与狭隘化特征

目前学界有关明清小说中尚情观念的研究，大都以思想史与文论史为框架，较少注意到社会阶层的视角。作为中国古代“情”文化的重要支流，清初通俗小说将“情”建构为文人阶层所专属的范畴，明显区别于晚明小说中“情”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包容。在小说套语的演变中，“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被赋予了正面的道德意义，成为深情文人自我标榜的用语。以才与情之间的密切联系为基础，清初通俗小说否定了晚明小说中情种的市民出身，以才子身份作为塑造情种形象的必要条件。基于女性在“情”之话语中的工具性地位，占有上层女性是多情文人彰示优势地位的重要策略；与下层女性的婚姻关系则是权贵群体在“情”之领域中丧失话语权的表现。     

向死而生：论王小波小说的生死观

王小波小说中的“死亡叙事”在主体建构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以对死亡景观和死刑想象独特的文学呈现、贯穿其间的爱欲与死欲的纠结、对死亡的凝视和深描、对死后世界的想象等,建立起以主体建构为目标和目的的死亡叙事,“向死而生”的生死观成为其小说文本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支点。     

社会角色、义务冲突和道德选择--对范美忠事件的哲学反省

在四川汶川大地震所造成的“地动山摇”之间，作为教师的范美忠撇下他所教的中学生而不顾，率先跑到安全地带，然后在博客上撰文自辩说：“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前后场”与“分经取士”——明代通俗小说对于科举因素的细部吸纳

明代科举的乡试和会试都要考三场,由此产生了所谓“前场”与“后场”的对立;而在前场中。又由于考生选取经书的不同,有“分经取士”规定。而这些在科举考试中往往不被注意的细致规定,都被明代的通俗小说细纳进来,成为小说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吸纳这些科举因素的具体形式会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正面的、直接的反映固然存在,基于小说的特性与自身情节的需要,科举制度往往也会在变形之后才成为小说的情节要素。     

社会活力与人的自由

社会活力问题的提出，似乎同现代性内在相关。因为它只是在现代社会才为人们自觉意识到并作为一个目标被建构起来。表面看来，社会活力是对特定社会状态所作的一种客观描述，它在价值上是中立的。其实，社会活力首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因为当它被赋予特有规定之后，就更“...     

回头

春节前,去附近的一家个体美发店“整治” 头发。大概是临近过节的缘故,店里只有一位理发师在忙乎,等了好一阵才轮到我。从坐到椅子上的那一刻起,我心里就嘀咕:身后那么多人等着呢,咱洗剪吹,总共才20元,理发师会不会随便“打发”我呢?屋漏偏逢连夜雨,身后一位女士等得不耐烦了,叫道:“师傅,还要等多久?我要烫发,用200元的烫发水。” 听了这话,我心里更不踏实了,眼睛便不时地透过镜子瞟着理发师。他似乎有所觉察,对我说:“别着急,想美发就得舍得花功夫,精     

词语细读:论鲁迅小说中的“我”

“小说的沉思脉络是由若干个抽象词的框架所支撑的”①。这里，我们不妨把“抽象词”改成更具有弹性的“关键词”。一个关键词即是一个可能反复使用并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意义构件，从属于文本整体却能统摄文本整体的思想走向。本文即是一次尝试：挑出鲁迅小说中的一个关键词“我”，通过对它进行细致的解读，打开一条走进文本深处的通道。在纯粹的语义学层面上，“我”是“自己”的同义词，意味着能够感受，能够思想，能够选择，能够行动的独立人格。然而，在具体的文化背景里和文本语境里，“我”更可能逃逸出与之相关的某些约定俗成的…     

后新时期小说叙事人称的几点异变

有人把8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新时期文学，称为后新时期文学。在我看来，这一时期的文学较前确实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变化与进步。在叙事人称上的变化就非常丰富。这是文学作为艺术进行自身的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与突破。从叙述人称的变化，考察后新时期小说创作的艺术变革和发展，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一种新型新事人称的兴起1986年莫言在《人民文学》第三期上发表了他的著名中篇小说《红高梁》，这篇小说中“我奶奶”的叙事人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自此之后，在我们阅读的经验中常常遇到这种“我爷爷”、“我父亲”、”‘我叔叔”等“我XX”的叙事…     

股份合作制是一项制度创新

股份合作制是一项制度创新龚金国（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一长期以来，我国集体经济传统形式的根本缺陷是集体资产不与劳动者个人直接联系，劳动者入股分红被看作是私有制的残余、“资本主义的尾巴”，似乎只有财产统统归公而又不与劳动者个人相联系者才是社会主义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