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风骨"说新论

"风骨"是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重要范畴.历来对它的解释可谓是莫衷一是.作者对关于它的一些重要的说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它产生的哲学根基--气化哲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初步看法.     

《文心雕龙》“风骨”说新论

“风骨”是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重要范畴，历来对它的解释可谓莫衷一是。通过对关于风骨的一些重要的说法进行梳理，在吸收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从风骨产生的哲学根基——气化哲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王夫之"体用不二"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基于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这对古老范畴的独到理解,王夫之从本体论与方法论角度进一步发挥了"体用不二"的重要命题,并以此为方法,在本体论、社会历史观和认识论方面展开了一些新的研究探索,不仅丰富了体用范畴的哲学内涵,而且开创了传统哲学的新局面.     

马克思哲学变革意义辨识——兼与学界同仁就"哲学终结论"商榷

马克思在1845年春天哲学变革以前确实抱有在现实中"消灭哲学"又"实现哲学"的思辨观点,但在哲学变革以后,就完全转到以"科学"、"实践"取代"哲学"的立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本质不在于"重建哲学"或"以新哲学取代旧哲学",而在于以"科学"、"实践"取代"哲学",以"科学共产主义"取代"哲学共产主义".国内一些学者仍把马克思哲学变革之前的一些早期文本作为解读"哲学终结论"的重要依据,并把"哲学终结"理解为"哲学重建"或"哲学实现",这是对马克思哲学变革本质的误解.     

西方思想界如何看待"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

西方思想界在"中国有无哲学"这个问题上,由于的文化观、哲学观的不同,对中西文化特别是对中国文化认识的差异,历来存在着不同看法,聚讼不已.概括起来,主要有"中国有哲学论"和"中国无哲学论"两种意见.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说,应该是先有了"中国哲学"的概念、说法,并认定"中国哲学"是哲学,然后才有对"中国哲学"的质疑、否定;事实上,正因为有一些西方学者一直使用"中国哲学"的概念,认定"中国哲学"是哲学,并研究和阐释中国哲学,所以才有"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的现象发生.所谓"中国没有哲学"论,远不是西方思想界的普遍看法.     

论马克思哲学中的"费尔巴哈派"阶段

马克思在自己哲学形成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对马克思哲学形成过程的细致考察表明,其间存在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肯定马克思哲学形成过程中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对于客观而科学对待马克思、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定位问题

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一个文本对象性质的定位问题.正确做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定位工作,对于正确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在做"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定位工作时,需要两种视野解释学视野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本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以及马克思的著作等文本提出了定位意见.     

"至真至善"与"至善至美" --古希腊与先秦哲学对精神境界的认识之比较

追求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品格,一直是古希腊与先秦哲学孜孜追求的理想目标.尽管古希腊与先秦哲学对精神境界的理解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色,但对真善美意蕴理解的不同,以及实现真善美路径的不同,导致古希腊和先秦哲学在理想人格境界的追求上表现出不同的价值趋向."至真至善"的理性主义人格至上精神和"至善至美"的"天人合一"的理想人格是两者的集中表现.     

近代"中国哲学"发源

用解一字即作一部文化史的观念检计,"哲学"不仅是"phnosophy"的译名,其发明者西周以之为东洋学问的对应物.而将"哲学"与东洋连接在一起,始作俑者是东京大学,起重要作用的则是加藤弘之和井上哲次郎.后者在前者授意下撰写的<东洋哲学史>,用西洋philosophy系统条理中国古代思想,将"哲学"由他者的学问即西学,变成东洋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演变为普遍性的学问.这与此前中村正直、岛田重礼主讲"支那哲学"仍旧依照中国脉络截然不同,背后实有掌控东亚话语权的立意.中国新进人士如王国维等接受哲学,已经将普遍性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这样的比附后来演变为用西洋系统条理中国思想的天经地义,也引起有识之士的反省.不过,"东洋哲学"与"支那哲学"给东亚尤其是中国提供了重估固有文化的机缘.就此而论,"中国哲学"包括:第一,用哲学概念重装古代思想(一般所谓中国哲学史);第二,"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发生及其来华后的发展演化;第三,借鉴philosophy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思维.寻求"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脉络,应该严格分别一二两项.至于前景如何,后一方面的成效至关重要.     

用"三个代表"思想统领社会科学工作--学习胡锦涛"七一"重要讲话的体会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成果.在新世纪新阶段,深入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必须深入开展对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和研究;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突出和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的服务功能;必须在加强应用研究的同时切实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加强重点学科建设,推动学科发展.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