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虚脱”：妨碍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

有效的监督是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但在我国目前，执行系统的监督机制因体制的依附性而难以正常运转，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因其有“权”无力而无法完全履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因受行政干预而无法释放能量，社会监督因投诉不畅、缺乏保障而难以发挥作用，这些方面导致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虚脱”，应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     

"三农"政策执行中的障碍及其对策

现阶段我国“三农”政策执行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基层政府执行“三农”政策不力;农民表现被动;所需物质基础不够牢固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基层政府有其内在局限性,农民的素质和组织化程度不高,政策执行所需资源不足,政策执行机制存在弊端等。为此,必须选择克服这些障碍的合适路径:精简机构,提高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三农”政策执行的社会资本存量;增加农业投入,改革金融体制,拓展资金渠道;强化“三农”政策执行的监督等。     

“项目进村”中的政策执行梗阻及其消解

“项目进村”要成功不仅依赖于公共政策的合理性,更依赖于项目在实际运作中的顺畅执行。鲁东R市C镇村改厕项目事实表明,政策执行梗阻贯穿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政策接收三个环节之中,其“显性”表征为政策目标倒逼下的选择性执行、政绩考核压力下的偏向执行、政策认知缺失下的抵制执行,从而引致基层治理面临“内卷”挑战,村庄之间的差距被人为拉大,惠民利民宗旨难以充分实现等社会后果。“项目进村”在科层逻辑和乡土逻辑的双重嵌入与互动下,却遭受“嵌入性”的权力运作主导项目实施、政绩导向挤压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政策传递中的信息沟通不对称、项目实施中的全过程监督乏力等“隐性”因素的制约。“项目进村”实施中建立健全行政引导与乡村自治的合力机制、增强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畅通政策执行中的信息双向沟通渠道、强化项目资源分配中的全过程监督是消解政策执行梗阻的关键所在。     

基层政策执行的双重逻辑:权威调控与政策理解——基于四地脱贫攻坚经验考察

基层政策执行一直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执行结果受中央权威调控和基层政府政策理解能力的双重影响。“刚性—高效”“柔性—有序”“助推—尽力”与“授权—应付”是基层政府执行政策的四种模式,而“权威调控—政策理解”是区分这四种模式的分析框架。以十八洞村、何斯路村、采山坪村、上河村四地脱贫攻坚经验为案例进行考察,总结政策执行类型可以发现：当中央权威调控程度较高时,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状态就呈现出刚性条件下的职能展示型和强力约束下的能力塑造型;反之则呈现出弱化监督下的完善自身型和柔性条件下的趋利避害型。从权威调控和政策理解的双重逻辑出发,上级政府通过因地制策、精准调控,强化政策调控能力;基层政府通过优化组织结构、加强信息沟通、获得目标群体支持等途径可以有效促进政策执行的效力。     

信息权力：理解基层政策执行扭曲的一个视角——以A市中街城管执法为例

“街头官僚”同时承担政策执行者和信息传递者的“双重角色”,但在“管理官僚”和“相对人”的“双重压力”影响下,其政策执行者的角色难以有效执行,从而出现政策执行中的扭曲。但在法制社会背景下,“街头官僚”扭曲执行政策有被问责的风险,出于理性人的避责考虑,“街头官僚”通过其在“管理官僚-街头官僚-相对人”信息传递结构中的信息传递者身份,通过“搭便车”的方式将该网络中心结构为其提供的信息资源优势变成“信息权力”,进而通过对信息资源再整理的方式制造出信息不对称的结果,以此具有了影响他人的能力,并让“信息权力”能够越过制度而生存。在实践中,“信息权力”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因为“信息权力”处于国家和社会的监督之外,存在滥用、影响国家法制建设和现代化治理等风险,因此需通过源头控制和过程控制的方式进行管控。     

论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

过去,人民检察院作为检察监督机关对于民事诉讼的监督仅局限于审判阶段,而对其后续的执行程序未作具体规定,以致于构成检察监督的盲区,使得我国“执行难”、“执行乱”的现象日趋严峻,民事执行权无法得到真正落实。理论界和实务界亦长期致力于克服这一难题,试图探索如何构建行之有效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2013年1月1日,新的《民事诉讼法》正式施行,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首次将民事执行活动纳入法律监督程序。本文以此为视角,对我国民事执行活动引入检察监督制度的现实需求、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构建路径等相关问题做简要的梳理分析,以期进一步加强民行检察监督职能,促进司法公正与社会和谐。     

农村低保政策“走样”及其整体性治理

以社会保障的实质性公平为基准,农村低保政策“走样”的机理在于：配额制主导的“社区瞄准”偏差和社会救助政策捆绑执行形成的福利叠加。基层政府以正式行政结构替代“简约治理”模式的整体性治理,有助于为低保审核提供统一标准,实现行政辖区范围内的程序性公平,但修正政策“走样”的中心工作机制因缺乏可持续性而无法维系社会有效性。为实现精准施保,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方向需要建立低保政策与专项社会救助政策之间的分类衔接机制,科学合理发挥村级组织的协助功能。     

论我国死刑执行的检察监督

死刑执行监督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具体包括行刑前监督、行刑中监督和行刑后监督。对死刑执行进行检察监督,有利于检察机关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有利于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有利于保障死刑罪犯的合法权利;有利于维护刑事诉讼活动的公平正义。     

鸦片战争前夕英方对华“沉默政策”析

本文对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在华商务监督一度施行过的“沉默政策”进行了探讨,介绍了这一政策的基本内容,着重分析了这一政策的成因,并对这一政策因当时广州口岸英国“自由商人”的反对而归于终结的状况进行了说明     

构建新型公共政策执行体制

在“有效执行”成为公共政策的必然选择的新形势下,我国传统公共政策执行体制却暴露出诸多弊端。为此,我们必须通过扩大执行主体范围、吸收基层执行人员参与政策制定、提高执行机构设置的灵活性、丰富执行方式和完善执行监督体制等途径,构建新型公共政策执行体制。     

廉政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及其消解

廉政政策执行监督是廉政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廉政政策执行失真,保证廉政政策执行目标的实现。化解监督过程中遇到的困境难题,需要通过健全监督主体、约束监督客体、建立监督责任制、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等方式加以解决。     

城市低保政策中的退出机制评析

作为保障社会公正的制度体系,城市低保制度中出现的骗保等现象反映了公共政策的缺陷。政策设计不科学、执行遇到的制度阻力大、社会监督制度不健全是制约低保退出机制落实的根本原因。从现行的补救性措施及其障碍分析入手,提出完善低保退出机制的相应对策：进一步细化分类救助标准、健全就业渐退机制和就业联动机制、完善低保对象的全程监管制度、强化基层低保工作者的执行力度、完善政策法规和加强社会监督。     

论公共政策在导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用于管理公共事务的重要工具,在导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公共政策的目标、公共政策的制定、公共政策的执行方面存在着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共政策在导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作用的发挥。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公共政策公共性价值偏离、公共政策制定过分强调经济建设以及公共政策监督考核体系不健全等因素。为此,应着力制定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的公共政策体系及其评估机制,同时注重完善公共政策执行路径和监督机制,确保公共政策导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作用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农村公共政策执行中监督强化的底层逻辑

村镇两级是政策执行的直接推动者,也是政策效果自下而上反馈的第一个环节,这一反馈的真实性直接影响到政策监督的有效性。在发达地区富人治村的背景下,村干部对体制及体制资源的依赖性减弱,镇村两级的干部从偏闭合型关系向非闭合型关系转变。此外,基层政权深度嵌入村庄：以联村干部等为主的基层组织建设作为组织基础,在镇村之间有效化解信息不对称等的难题;通过对联村干部进行目标责任考核,增加其推动政策落实的压力和动力。从而形成以基层政权深度嵌入村庄为基础的非闭合型乡村关系,这种乡村关系构成了政策监督强化的底层逻辑。     

府际关系视角下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基于博弈模型的分析

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对改善环境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基于府际关系视角,通过构建三个博弈模型,对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从横向府际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共谋行为",负面的"共谋行为"会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从纵向府际关系来看,行政发包制的政策执行机制,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治锦标赛背景下,会造成政策执行的"囚徒困境";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央政府的监管举措是约束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必要条件。为此,地方政府间应增强互信与信息共享,中央政府必须创新政策执行机制、政绩考核机制、激励机制、问责机制和协调机制,建立社会监督体系,推进区域环境治理的技术创新。     

对商品房预售制度的思考

商品房预售制度是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一项重要制度。本文分析了商品房预售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及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就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认为,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的条件,在当前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主要在于监管的缺位。因此,应该加强对该制度实施过程的监管。     

号码携带政策下通信行业有效监管研究——基于博弈论的视角

在通信行业实施双向转网的号码携带政策背景下,对移动通信运营商之间竞争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竞争模式分析中,针对号码携带政策,在企业市场需求函数中加入了用户转网系数;最后分别建立用户与移动通信运营商、监管部门与移动通信运营商之间的博弈模型,分析得出监管部门在实施号码携带政策下,可通过加大处罚力度、降低企业采用恶性竞争手段的预期收益,以及降低企业提高自身服务水平的净支出等手段,实现有效监管。     

我国教师资格制度实施的政策分析

我国的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历经过渡、试点探索、全面实施三个阶段,在教师队伍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其实施中出现了政策实施的表面化、缺损和附加性等不良问题,因此,要促进教师资格制度预期目标的实现,必须培养依法执教意识,提高教师资格制度本身的科学性,提升政策实施人员的素质,加大政策实施的监督和评价力度。     

新时期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新思路——基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视角

政策执行理论已经进入了第三代研究,以西方理论分析中国政策执行实践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则为西方理论契合中国实际找到了突破口：它完善了政策执行研究方法、扩大了政策执行研究单元、揭示了政策执行本质,在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培育具有公共精神的执行对象、发展科学的执行方法、形塑有效的执行监督等方面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当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还不够完善,需要在完善协商民主制度、优化协商民主程序、丰富协商民主形式、培育协商民主文化等方面加以努力,才能为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