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人权文化的建立与中国人权教育的开展

建立普遍的人权文化,促进人权的普遍尊重和实现,是联合国许多文件宣示的人权教育目标,也是所有国家和人民共同肩负的使命。普遍人权文化的建立有助于促进人权的普遍尊重和遵行,也具有重要的道义、法律和文化基础。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应当积极开展人权教育,并借助其他必要措施,促进普遍人权文化的建立。在这一领域,中国政府和民间力量应该也能够作出重要的贡献。     

论民生是首要人权

当代中国关注民生和改善民生,实际上就是关注了人权。从本质上说,民生不仅仅是人权,而且是首要人权。确定民生为首要人权可以考量其在法律制度中的价值,特别是在法治中的价值,具有学术层面上的、法律层面上的和政治层面上的意义,进而为国家关注民生、促进民生和保障民生提供理论基础。     

人权政治化与人权的国际保护

人权的国际保护问题是二战以来国际法领域中引人注目的问题。由于人权本身的特殊性,在人权国际保护中存在着政治化倾向,一些国家利用人权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以保护人权为名干涉别国的内政,导致人权的政治化。人权的政治化主要表现为“人权外交”和“新干涉主义”。文章指出人权政治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国际力量对比的差异,而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应成为人权国际保护的重要基础。     

高校人权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高校人权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人权教育的学科地位偏低、渗透方式有限、开展人权教育的大学偏少、接受人权教育的学生不多、授课老师学科背景多元化、课程形式与内容五花八门、人权教育的方法比较单一、人权教育的义务主体缺失、人权教育中人权信仰缺乏等方面。要改进这些问题,应当提高对高校人权教育的认识、发挥国家在高校人权教育中的作用、加强人权教育的学科建设与夯实高校人权教育的信仰基础     

数字人权的法理基础及其保护路径

数字人权是以数字和信息为载体,展现人的数字化生存样态和发展需求的基本权利。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中国社会全面步入数字人权时代,对数字化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成为时代的必须。然而当前,对于数字人权地位的确立尚缺乏理论证成。本文以人权法律观的重塑、数字化社会关系变革等思想和社会基础作为其地位确立的法理基础予以论证。同时,数字人权还面临着算法歧视、信息壁垒、数据隐私等问题的威胁和挑战。为应对数字人权面临的现实挑战,通过采取场景化的算法规制路径、推进政府数据有序开放共享、强化个人信息安全保障义务等路径加强对数字人权的保护是全面实现数字人权的必然要求。     

论我国少数民族人权的保护

人权问题 ,是现代各国和国际关系中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 ,尤其是少数民族人权的保护 ,更为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所普遍关注。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党和国家一直十分重视民族问题 ,不仅确立了正确的民族政策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还制定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保护少数民族人权的法律制度。本文拟从少数民族人权问题的历史发展入手 ,阐明中国少数民族人权保护的政治基础、措施、范围、内容和存在的问题 ,提出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少数民族人权的保护。     

再论“数字人权”的解构与追问

“数字人权”论争至今,正题与反题的交锋依次聚焦第四代人权、人权的道德基础、人权性质三个争议点。从逻辑顺序来说,判断一项权利是否属于人权,首先要看基于人的本原属性能否推导得出,否则无所谓第几代人权或人权新特征的问题。在人权本原看来,“数字人性”不是人之本性,倘若把“数字人性”视为人权的人性根基,则会导致主体虚化、形态变异、义务扩张的伦理危机。就人权结构而言,“数字人权”的价值证立欠缺最低限度的基础性,政治决断与学术论证的脱离会导致科学性存疑,对“三元结构”的突破不利于规范体系的稳定性。“数字人权”话语表达的逻辑、理论和知识生产存在着不自洽、不自信、不自主的缺陷,即因果倒置、路径依赖和重复生产。因此,对于数字科技与人权的复杂性关系,仍需从人权本原、人权结构、人权话语等多元视角继续追问。     

论普遍人权的主体开放性

普遍人权的普遍性在主体上表现为它的属人性 ,即平等地为每个人所享有。古典人权的主体封闭性使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在实践中不能得到贯彻 ,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出现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普遍人权的主体开放性不是通过一个普适的标准来展现人权的普遍性 ,而是通过人权享有主体本身的广泛性来为这种普遍性原则的贯彻提供现实的感性基础。集体人权的主体可能性是普遍人权主体开放性的逻辑延伸和实际展开。     

从权利原理看主权与人权

用权利的观念将主权与人权从理论角度作出分析 ,主权 (对外 )与人权同属权利范畴 ,拥有一致的本源与理论基础。要实现国家的独立与人民的权利 ,一个强有力的主权国家是其唯一的坚强保障     

论“人权高于主权”

国家主权是人权的基础,是人权的基本保障."人权高于主权"曲解、混淆和颠倒了人权与主权的基本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对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实行双重标准,其实质是西方国家在新形势下以"人权"之名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干涉别国内政和侵犯别国主权,是全球化时代的新干涉主义.     

论劳动权法律保障机制的完善--全球化视野下的思考

全球性人权法治的发展趋向为完善我国劳动权法律保障制度提供了新的契机.应当通过确立和完善权利宣告、侵害预防、司法救济和国家帮助这四性机制来强化对劳动权的保护.从法律宣告机制上看,应当细化劳动权的法律内涵和外延,弥补立法混乱、法出多门的缺陷,提升劳动权的法律位阶;从侵害预防机制上看,有必要对照国际文本,全面检视现有的立法,并强化劳动契约制度;从司法救济机制上看,应扩大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受案范围,改变先裁后审的单轨制、使仲裁不再作为审判的必经程序,并在法院内设立劳动法庭,充分提高司法效率;从国家帮助机制上看,需创制统一而富有权威的国家帮助制度,并完善确保社会主体切实遵守的强制制度.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的特点和经验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一方面领导边区军民英勇抗敌,另一方面又在边区切实维护和保障“人民之人权”。鉴于当时的国情,陕甘宁边区的人权保障具有广泛性、真实性、阶级性、统一性四大特征,并给我们今天加强社会主义人权建设留下深刻的历史启示:即社会主义人权建设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工作,让人权建设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人权建设必须健全监督机制,并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中西人权观源流新探

本文从"三代人权论"谈起,指出人权学说有一个发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人权"虽然是一个近代西方的概念,但是人权作为一种实存和理念无论在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即已存在.中西人权观具有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建立在人性论、"自然论"基础之上,都反对君权专制和暴政.不过,中西人权观也有明显的区别,即西方人权观是与民主政治相结合的,而中国的人权观是与"王道"相结合的;西方人权观的核心是"人",而中国人权观的核心是"民";西方人权观与法制相结合,中国的人权观与人治相结合.具有现代性的第三代人权观则强调"人类人1权",它既吸收了中西人权观的合理因素,又超越了传统的中西人权观.     

论习惯权利与人权推定

从自然权利、法律权利或宗教权利来建构人权内容都缺少生活性内容和民众性主体,而习惯权利与人权在本质、内容与产生方式上存在着契合的可能性。二者契合的方式是习惯权利的人权推定。它包括立法程序中的立法直接推定与习惯法法源地位的间接推定,以及司法程序的司法解释推定与司法判例推定。习惯权利的人权推定应遵循合法性、正当性、合理性、价值性与程序性原则。     

《住房法》立法问题研究——一种基于人权保障视野的整体性法律解决方案

住房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国家以立法方式确立和保障公民的住房权是解决住房问题的根本途径。鉴于我国现行住房法律制度存在效力层级不合理、基本性法律缺失等问题,使得制定一部专门性综合性法律——《住房法》成为必需。在这一立法进程中,应坚持保障人权、权利义务配置均衡、系统性解决住房问题等原则,就与住房权有关的法律制度作出设计与安排,为根本解决我国住房问题和保障公民的住房权提供法律支撑。     

论自然体权利及其保护

自然体权利能否在环境法中确认,是近几年来环境法学界一直探讨的话题。传统法学囿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从权利、义务和法律关系理论否认自然体权利的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从人与自然整体性视角重新解读自然体的主体性地位,为自然体权利的法律化进程提供了理论依据。针对我国自然体权利在法律规范上的缺失,借鉴国外自然体权利保护实践经验,我国应以自然互惠原则、风险预防原则为基础,以代理制度、公共信托制度、公众参与制度为实践方式,注重自然体受到损害时的补救,提倡自然法庭,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自然权利观的中国方案。     

试论胎儿权益的民法保护

胎儿的权利保护在我国立法中很不充分,导致现实生活中胎儿权益受损时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适值民法典立法之时,有必要重新反思胎儿的法律地位以及我国目前立法对胎儿保护的妥当性,确认其享有的权利范围。文章认为,在采取附条件保护主义对胎儿权益进行保护的同时,还应扩大对胎儿民事权利的保护范围,应当对胎儿在健康权、继承权、抚养损害、受遗赠权以及程序法上作为诉讼主体的权利等方面予以确认。此外,立法上应对胎儿民事权利保护的方式作出较为详细的规定。     

国际劳工标准与农民工人权保护

与国际劳工标准相比,我国农民工人权保障在工会组织权利问题、平等就业权问题、集体谈判问题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形成了障碍。因此,完善有关人权和劳工权利方面的法律,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仅是国际人权公约所要求的,也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社会条款问题,我们事先作好法律准备所必须的。     

宪法财产权主体论

宪法上的财产权是社会中自治的人所享有的人权,并非法律上一切人格体瓜分和控制经济价值的形式.不应概括地把承载公共使命的法律人格视为宪法上的财产权主体.政府享有作为公共权力的财政收支权,而不是作为人权的财产权.意志相对独立的国有企事业可以被界定为宪法上的财产权主体,但只应在一定范围内追求和享有财富.把握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是科学理解宪法上的财产权的基础,也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改革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前提.     

浅论国际人权的外在特征与内在精神

分析了二战以后国际人权表现出来的与传统人权显著不同的外在特征.这些特征具体表现为:主体的多元性、内容的具体性和保障的实效性.指出了传统人权观念的固有缺陷:"人权"在不同权利主体之间利己的争斗中窒息了;后现代主义法学对人权观念的影响,即强调人权的整体性与和谐性.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和谐成为国际人权的内在精神.和谐是人权彰显自身价值的必备品格,它调和了不同人权价值观的对立,使得国际人权合作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