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术语与“科举学”的概念体系

漫长的科举历史形成了一批专门术语和相关词汇,大体可分为科目名称、科第名位、贡院规制、考试内容、科第习俗等几大类。这些古代科举术语和词汇构成了“科举学”这一庞大而专门的概念体系的主体,使“科举学”具有自身特定的话语系统和学术规范。它让研究者有稳定的范式可循,并支撑着“科举学”的学科构架,使“科举学”这一内涵广博的专学得以逐步形成和确立。     

鲁迅小说三个英译本中的科举文化词汇翻译

通过对鲁迅小说《阿Q正传》蓝诗玲、威廉·莱尔、杨宪益三位译者的英译本中的中国古代科举文化词汇的翻译探讨三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策略和读者考量。研究发现:三位译者在翻译科举文化词汇时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这些策略的选择与译者的翻译目的相关。蓝诗玲和威廉·莱尔在翻译中采取了让译文接近读者的策略,考虑了译文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从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视角来看,莱尔和蓝诗玲的译本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可接受性和可理解性。     

语义场与科举词汇翻译策略研究——以《儒林外史》为例

科举制度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儒林外史》中以相互依存的科举词汇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些词汇围绕科举考试制度体系形成了一个整体语义场,这一总语义场又由若干个具有顺序、同义、部分等不同场型特点的子语义场构成。基于对科举词汇总语义场的科学认知,针对不同子语义场的构成特点选择相应的文化词汇翻译策略。科举词汇因其对于该著作的相关度和重现度都很高,也不宜使用透明化的翻译方法,译者应该更倾向于采用抵抗式翻译,并以科举词汇语义场为整体框架,通过异化翻译让读者了解到中国文化的相异之处,以实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如音译加注释的异化翻译策略可使这一类词汇的翻译更加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科举词汇翻译信息缺省的影响。     

制度文化·用人机制·《选举志》

作为制度文化,科举取士在中国历代选举制度中处于封建社会后期,而作为选官方式,科举取士又是中国古代社会有效地组织其统治机构、进行政权建设最后的也是最佳的一种选择。古代正史二十四史,如果再加上《清史稿》,从《新唐书》算起,有《选举志》者凡七史,适与科举取士人才选拔制度相始终。七史《选举志》于人才问题研究承先启后,重要性不言而喻。     

科举语义场中构词语素“榜”的研究

在古代的科举文化中,成词语素"榜"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从词汇材料角度讲,"榜"这个语素的构词能力是很强大的。下面就"榜"的语义场进行分析,考释它的词义源流并对其分类整理,以便于更好地了解有关以"榜"为构词语素的科举词汇。     

《拍案惊奇》口语词杂释

《拍案惊奇》是明代凌蒙初编著的一部话本小说,该作品口语性很强,里面包含了许多明代的口语词汇,这些词有的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了,有的意义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选择了若干口语词如象意、虚心冷气、虚心病、冲心、对科等进行了解释,以求对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有所裨益。     

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纂的特点

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儿童的历史教育。就教材方面来讲,有的整册都是用历史内容编纂而成,如《蒙求》、《二十四孝图说》;有的含有部分内容,如《三字经》、《千字文势、《小学》等等。这些书在封建社会影响很大,颇受大众欢迎。值得深思的是,这     

《汉语大词典》与“古代四大农书”——兼论农业词汇对汉语词汇史的贡献

《汉语大词典》是当今国内最大的、最具权威的汉语语文辞典,词目约37.5万条,其中书证涉及《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古代四大农书＂的词目共有1506个。本文从词目的音节、书证位次等方面对这些词语作了统计与分析,可以大致看出以＂四大农书＂为代表的历代农书词汇对汉语词汇史的影响及贡献。另外,本文还简单列举了《汉语大词典》中与＂四大农书＂有关的词目释义不足之处。     

《中国成语大辞典》中三字格研究

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语言之一,汉语的词汇十分丰富,组成成份多种多样.其中成语是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成语大辞典》共收各式成语达18000条,据笔者检索,三字格有近60条,这些三字格有的是典型的成语,有的算不算成语可能还有不同意见.     

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

在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和决定渐废科举的时代背景中,举行了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次会试与殿试。该科策问考试题目要求联系当时社会实际,为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出谋划策,说明末科会试和殿试已从古代选士考试制度向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型,已具备一定的现代文官考试性质。最后一榜进士的命运与过去各科进士不大相同,有的进士命途多舛,也有不少进士的发展则是时势造英雄。总体而言,由于末科进士出身者文化素养较好,事业起点也较高,有成就者还是多数,在政界和文化界尤为突出。     

19世纪中后期汉学书院与科举关系论略

在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影响之下,专门研习汉学的书院数量大为增加,不少科举出身的地方官吏将创立汉学书院作为改变书院片面追求科举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乾嘉汉学地位的日渐式微,汉学书院也不得不教授科举之学。与此同时,不少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任务的考课式书院也重视汉学教学,汉学书院与考课式书院都向培养科举人才方向靠拢,二者以是否开展科举教学为界线的区别逐渐消失。     

论唐代宗广德元年的科举变革

唐代宗广德元年的科举变革是对于安史之乱的深刻反思。强调科举取士重视人才品德要求恢复乡举里选的主张是对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科举变革的否定,是对于唐太宗以来科举取士本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归。变革的失败实质上是科举日益蜕化的结果。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的科举的日益胜利蕴涵着大唐王朝既由科举而兴又由科举而亡的深刻悲剧。     

唐代科举考试管理略论

唐代是我国封建科举制度兴盛发展的重要时期。在科举考试中,唐政府制定并施行了诸如“考功别头”、“结款通保”等一系列廉明的管理措施,相对保持了科举举士制度的纯洁性,为有效地选拔人才提供了保证。唐代科举考试的廉明管理,对于进一步完善我们今天的考试制度,强化考试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汉代诏书与民生问题研究

汉代皇帝诏书中有很多是关注民生问题的,按内容可分为若干类,根据不同时期某类诏书数量的多寡,可推知不同时期诏书关注民生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大致而言西汉前期皇帝比较关注农业和刑罚吏治问题,后期赦诏和求言选贤诏较多;东汉诏书较多关注刑罚吏治问题,东汉中后期赈济灾贫的诏书较多。皇帝诏书发挥的作用,取决于诏书本身的内容,更取决于官吏对诏书的贯彻执行。影响皇帝发布关注民生诏书的思想背景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神佑有德者的观念、对上古帝王德治境界描述的信仰、对阴阳灾异学说的信仰。     

唐五代科举制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唐代的官学教育体系主要是为科举考试培养和输送生员，童蒙教育则处于缺失状态，为私学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唐代私学补充了儿童教育的不足。童子科的设置为童子入仕开辟了捷径。助涨了士大夫对童蒙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唐代童蒙教育的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唐前期，在官学教育的考核标准基本上跟科举考试相一致的情况下，童蒙教育势必要顺应科举考试的要求，为科举服务；随着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标准的不断调整，童蒙教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童蒙教育的发展，蒙书的编纂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体现了新的特点。     

关于李贺生平的几个问题

本文主要针对李贺生平研究中存在较大争论的生卒年、科举等系列问题,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自己的粗浅看法。笔者认为:在诸多观点中,李贺生于贞元七年(791)、卒于元和十二年(817)、终年27岁的说法应是可靠的;韩愈、皇甫湜第一次见李贺的时间应该是在元和二年(807);《十二月乐词》不应该是李贺参加府试时的作品。     

元代科举与程朱理学关系探析

元朝建立之后,蒙古贵族长时间停开科举,士子通过读书应试博取科举功名入仕的通道被彻底阻断,士子们读书、研究的功利目的因此减少了,这为元朝科举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作为考试标准奠定了学术基础。与此同时,士子们学习儒学、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导致读书人的数量明显减少。理学家不仅是元仁宗恢复科举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的设计者。科举恢复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思想地位得到稳固,这对程朱理学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然而,士子们为获取科举功名而学习程朱理学,与真正潜心研习程朱理学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尤其是部分士子将程朱理学视为谋取利禄的手段,使程朱理学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     

翰林学士和两蜀中枢政治

两蜀翰林学士科举出身者比例较低,这和中原政权有所不同;但其被擢拔为翰林学士的比例很高,这又和中原政权有一致之处。两蜀学士中,前蜀不乏唐朝衣冠后裔,后蜀则更侧重委任幕职僚佐。两蜀翰林学士除了履行翰林学士初创时的草诏敕和备顾问的内职外,还频频地兼任重要的实职,成为加强皇权的一种得力工具,同时也卷入中枢斗争中不能自拔。有的学士所用非人,加剧了政治腐败,加速了两蜀政权的衰亡。     

清代科举与《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清前期科举社会士人生活的长篇讽刺小说。吴敬梓通过讽刺江南士人的众生相,抨击的是已经日益腐败的科举制度。我们今天要读懂《儒林外史》,必须了解清代的科举制度。如要搞清《儒林外史》中童生、贡生、监生、生员、用才、举人、进士等一批与科举考试有关的重要称谓,就必须搞明白清代科举资格考试。     

略论宋代的科举迷信及其对士人的影响

宋代的科举迷信有祈梦、算命、看相、占卜和所谓因果报应等各种表现.与唐代相比,宋代的科举迷信尤为盛行,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宋代科场竞争空前激烈,无法把握自己在科场上的命运,从而给士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迫切希望预知吉凶,并求得神灵的保佑;二是科举考试中的许多不确定因素亦即"幸与不幸"的存在,助长了命运说的流行;三是有人借助科举迷信宣扬因果报应,以劝世人积德行善,对科举迷信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科举迷信不足信,且它对考生所产生的消极面也大于积极面,因而必须加以破除.在今天,科举制度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只要有考试,就会有竞争,就会对考生产生精神压力,就容易出现各种考试迷信,从而阻碍考生正常水平的发挥.因此,考生只有破除各种考试迷信,以真才实学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应考,才能取得优秀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