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园越议》研读——评新近编校之两种翁同龢史料文献

谢俊美教授编校的《奕譞致翁同龢函稿》及《翁同龢集》,在整理历史文献汇编《朴园越议》时,无论时间考订、文本移录、断句标点,还是人物注释,都带有较大讹误。尤其将二十五封别人写给翁同龢的信件,张冠李戴,作为翁同龢致醇王的信函,收入《翁同龢集》,更是明显的学术硬伤,也影响了读者对史料的使用和对历史事件的判断,必须予以考订和纠正。《朴园越议》是研究1883—1885年中法战争前后清政府上层政治动向的重要史料,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清代的方略馆与方略书

清代为编纂官方史书,历朝均设有专门机构。其中有所谓长开的,如起居注馆、国史馆、方略馆、武英殿修书处等常设机构;有所谓例开的,如圣训馆、实录馆、玉牒馆等按届开闭的机构;有所谓特开的,如明史馆、四库全书馆、三通馆等专为编纂某书而设的临时性机构。上述清代的修史机构,对整理和保存历史资料起了积极作用。 方略馆之设,始于康熙朝。每当一次重大军事行动结束后,均由皇帝下令设专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或曰方略,或曰纪略。”书成后又由皇帝审定,属“敕撰”或“钦定”一类的官书;大多交     

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清代承继此前的史学传统,建立了史料储备和征集制度,为《清实录》的修纂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原始材料,使实录成为清代史料的一大总汇,经过它的编辑和纂修,清史杂乱的档案得到第一次清楚的梳理,并以易查易读的特点为后人所重视,或摘录,或取用,或改编,或融汇,成为《清圣训》《东华录》《清国史》《清史稿》《清会典则例》《皇朝文献通考》和《皇朝续文献通考》等一系列清史著作的史料来源。从清代整个史学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所有官方史书乃至私修史书,基本上都遵循原始档案—《清实录》—清代国史—各种下游史书的史料流程,形成史料讲究、史实可信的史书系列。虽然难免有史料重复、辗转传抄之弊,但也保证了史源可靠和来源明了的特性。     

甲午战争中的翁同龢与徐用仪

在晚清政局中,翁同龢的官位、声望、政治品性都远远高于徐用仪。甲午中日战争时,翁、徐二人同为军机大臣,参与机要,翁同龢是帝党主战派的代表,徐用仪是后党主和派的核心人物。在和战问题、割地问题和借款问题上,他们两人政见相左,多次＂动色相争＂。徐用仪被罢斥退出军机和总署,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是翁同龢所为。大量的史实证明,虽然翁、徐二人政治倾向不同,但徐用仪被罢斥绝非翁同龢授意所为。翁同龢并非完人,徐用仪并非毫无是处。     

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编纂及体例考

三朝《筹办夷务始末》为晚清大型官纂外交史料汇编,其编纂由于一直作为三朝《实录》次一级的任务秘密进行,因此其编纂机构和主要体例仿实录而成。但同时在史料的抉择及编排上,又兼收并蓄,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长处。而作为赓续相连的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在内部编纂手法上,既有承袭,又有变化,尤其在内容与思想方面的变动,反映了特定时代中外关系上的独有特色。     

小议《东华录》

《东华录》诸书系由清人蒋良骐、王先谦、潘颐福、朱寿朋等,抄录清代“实录”、“圣训”、“方略”、“会典”等官书,所编篆的一部编年体史料群书。记清代十一帝十二朝(年号代朝),即太祖(天命)、太宗(天聪、崇德)、世祖(顺治)、圣祖(康熙)、世宗(雍正)、高宗(乾隆)、仁宗(嘉庆)、宣宗(道光)、文宗(咸丰)、德宗(光绪)共二百九十六年之大事。因其史料价值较高,被誉为仅次于清历朝“实录”的第二部巨书。 该书问世后,被书贾争相刊刻。因该书有原纂、改纂、续作、校印之分,卷佚分析合并之变,多朝合订、一朝单印之别,所以形成多种书名和版本.根据所知分列如下: 《东华录》《蒋氏东华录)蒋良骐纂,32卷本,记天命至雍正朝事;     

国家图书馆藏翁同龢致翁斌孙家书系年考(1887)

谢俊美编《翁同龢集》,收录国家图书馆藏《常熟翁氏家书》中的翁同龢家书,是研究翁同龢生平活动和晚清社会的重要资料,亦是全面研究翁氏家族的第一手资料。但其家书系年错讹颇多,文字释读亦有误处。选取国图藏光绪十三年翁同龢致翁斌孙家书系年有误者,重新释读、考证,请方家学者指正。     

翁同龢古籍版本鉴定方法述略

身为两代帝师的翁同龢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他收藏的书籍多为善本、珍籍。在长期的古籍收藏、鉴赏过程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版本学知识,熟谙各种古籍版本的鉴定方法。他对版本的鉴定主要依据书籍的形式特征、文字内容以及其它相关的资料,方法独到而又有创见。翁同龢之所以在版本鉴定上有如此显著的成就,与其家学渊源、学术修养、藏书实践以及与著名藏书家的交往是密不可分的。     

知止

在江苏常熟翁同龢故居的门前,有一块牌子,上写着：＂人我室皆端人正士,升此堂多古画奇书。＂相传这是翁同龢写的一副对联,非＂端人正士＂不交,非＂古画奇书＂不收,显示出此宅主人的境界和品德,确有清正高雅之处。我知道翁同龢是清代的两朝帝师,主持过很多军政大事,但不知道他家四代为官,而且是父子帝师、父子宰相、兄弟封疆、叔侄状元、四世翰林。更让我吃惊的是,在常熟这个地方,自唐至明清,竟然出过8个状元、4个榜眼、5个探花、486个进士。这在全中国,也堪称是人才和官员最密集的地方。     

圣训学家穆斯林·本·哈贾吉及其《圣训实录》

圣训与《古兰经》同为伊斯兰立法渊源。《穆斯林圣训实录》系圣训的主要经典之一,它在伊斯兰教中地位举足轻重,其辑录者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是著名圣训学家,也是圣训学奠基人之一。《穆斯林圣训实录》既是圣训集,又是最早的圣训学典籍。它为日后兴盛的圣训学奠定了学术基础。透过穆斯林不凡的学术生平、严谨的治学风格和对其《圣训实录》的介绍,对缜密的圣训学作一管窥蠡测。     

明代中后期私修当代史的繁兴及其原因

明代中后期的史学领域内出现了私修当代史繁兴的浪潮 ,究其原因 ,则多种多样。明代实录失实与国史失修刺激了私家撰史的热情 ,通今之学与以史经世思潮是私家当代史撰述的社会要求 ,史料的积累和实录的流布为撰写当代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而个人因素和思想原因也不容忽视。     

晚清王府的堂会演剧

自明初朱元璋赐词曲予王公贵族开始,王府就一直延续着演剧的传统。至清代,尤其在晚清时期,王府的堂会演剧更加兴盛。王府堂会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由王府戏班表演,可自娱可娱宾,最具王府演剧的代表性;一种由传差来的职业戏班演出,主要用于酬宾。王府堂会演剧为戏曲演出史增添了一段辉煌。     

梁士诒与清帝逊位

自秦至清,封建王朝的更迭,无不充满杀戮、破坏和剧烈的社会动荡。唯有大清朝退出历史舞台,是一种和平的方式。王室颁布皇帝逊位诏书,将一个版图完整的国家、军队和架构尚稳定的地方政权体系交给了革命党人。辛亥革命时期,三水梁士诒参与清帝逊位、南北和谈、筹组"中华民国"政府等开天辟地活动。大智大勇,殚精竭虑,担当起极其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角色。梁士诒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卓越表现,值得发掘和尊重。     

夏孙桐对《清史稿》撰述经过的研究

夏孙桐为为《清史稿》出力最多之人，也是最早的《清史稿》研究者之一。而夏氏的这些贡献，至今未能被后世研究《清史稿》的学者们重视。文章试图梳理夏孙桐对《清史稿》成书过程的记述和研究，以期了解夏孙桐在《清史稿》修纂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袁世凯与清末教育的近代化

袁世凯是近代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在清末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倡导新式学校教育,建立了地方教育体制,凭其社会地位为清末教育脱离旧的轨道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清末教育的近代化。     

清代河西地区的科举家族探析

清代科举家族是指那些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其中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在全国或地方产生重要影响的家族。清代河西地区科举家族的出现是多重因素共致的结果,诸如政局稳定、教育机构创建、科举政策调适以及科举家族内部教育环境等。科举家族一般是地方社会的望族,在地方社会的公共领域,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论宋濂对明代文学的奠基性导向作用

宋濂是站在历史交合点上的大文学家,其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对整个明代文学具有奠基性的导向作用。明代文学的走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即明代文学的特质、与前代文学的差异以及对后代的文学的影响。宋濂《文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名篇,它集中地表达了宋濂的文学思想,又代表了宋濂散文的高度成就。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极盛时期,科举考试所用的文体是八股文。八股文在结构上的奥妙隐含在宋濂的《文原》之中,因而宋濂通过这篇文章影响了明代士子,进而也启迪了清代文人。     

外八庙与清朝的藏传佛教政策

外八庙作为我国著名的皇家寺庙群,不仅融汇了多民族建筑艺术之精华,同时也是清朝藏传佛教政策的历史见证。     

法典、幕友与书商————论清代江南法律书籍的出版与流通

清代江南地区出版业繁盛,其最具特色的是大量法律书籍的出版与流通。苏州、杭州等地是法律书籍出版业的中心,出版坊刻本律例全书的版本就在百种以上。商业出版的法律书籍内容更新及时,不但包括清廷颁布的律例,还囊括了诸家注释、则例和成案。江南的地方官员、幕友与书商广泛地参与法律书籍的编辑和出版。商业出版的法律典籍在清代逐步取代了官刻本,成为官员和幕友在法律审判中的主要参考书,因而对清代法律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并且促进了法律信息的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