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国号”与历史上的“中国”

中国古代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与＂中国＂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古代的国号只代表某一个政权,而＂中国＂的涵义则有很多,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名称,即使用来指称政权,也常常不指一个政权,或指同时并立的几个政权,或指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的多个政权。经过元朝和清朝的转换,到中华民国定国号为中国,＂中国＂与＂国号＂最终实现了统一。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元朝和清朝除外）都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疆域也不是以国号为代表的某个政权的疆域,而是包含了为中国所继承的当时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所控制的疆域。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研究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学界提出民族关系思想概念后,近30年来,国内一批专家学者对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民族关系思想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持续关注和深入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既有对中国古代或少数民族政权民族关系思想的宏观探讨,也有对某个朝代或民族的某个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的深入研究。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研究成果作一简要总结,既有助于专家学者全面了解研究概况,又有助于深化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的研究,更将有助于民族学和思想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调整管窥

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民族关系的调整方式也因此而与之相呼应。从中原王朝的角度出发,大致可分为制度性调整、战争方式调整。存在于民间的自然调整具有自发性,但仍与王朝的总体调整密切相关。     

从观念调适到疆域整合:晚清中国整体国家形象的重塑

"天朝大国"形象陨落后,清政府在"中国"观念的调适中,一度重塑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但是伴随传统大一统外围屏障丟失和国家主权危机加深,这种努力收效甚微;随着"民族国家"话语霸权的形成,中国"国家形象"的构想出现了"汉民族"国家和"大民族"国家的分野。基于"大民族"国家观念,清政府在整合东北和藏区疆域过程中,重塑了近代中国整体国家形象。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政权共同体意识研究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政权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共同体意识逐渐产生,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从秦汉时期“一体二元”,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体多元”,进而发展为隋唐至辽金时期“天下一家”,最终演变为元与清的“多民族一体”。在此过程中北方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清晰,同时北方民族也将民族共同体意识付诸实践,进而逐步融入中华民族,促进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的地位、文献与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变迁研究》导论

本篇导论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置于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的大背景下,阐述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在中国史、亚洲史、世界史上的历史地位,并以时空大跨度,条分缕析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文献记载与研究概况,给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研究以较准确的学术定位。而《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变迁研究》的出版,也期待着同行学者的批评与认同。     

我国历史上疆域形成、变迁的理论研究

文章就我国历史上疆域形成及变迁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回顾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疆域研究取得的成就,分析了有关论述观点的得失,提出了深化此项研究的对策。     

历史上各民族"共同疆域"之研究(续完)

文章对历史上各民族"共同疆域"所涉及到的历史内容及其形成演变过程进行探讨,认为"共同疆域"指的是国内的不同民族之间或同一民族在不同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疆域."共同疆域"分历史上的共同疆域与现代的共同疆域两种类型."共同疆域"往往又和跨界民族联系到一起,牵涉复杂的疆域归属理论问题.文章围绕着"共同疆域"的形成及类型、"共同疆域"的衍生问题、"共同疆域"所涉问题之国际法解释等三方面,讨论"共同疆域"沿革过程中形成的国际惯例及其对当代处理国与国之间历史疆域遗留问题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各民族法律道德伦理思想考述

中国古代各民族法律道德思想既有自然万物相互依存的生态伦理思想基础,又有人与人和谐相处、交融相谐的社会伦理道德意涵。法律是人类社会步入文明阶段的主要标志之一,是规范化和合理化的社会行为准则。古代惯例和习惯法是当时主要的行为准则,是法律的前身。古代社会生活惯例逐渐发展成习惯法,在习惯法的基础上逐渐提升为律令和法典。律令、法典、社会治理行为包含法律道德伦理意识,在社会生活规范行为上得到体现。     

历史上各民族"共同疆域"之研究(待续)

文章对历史上各民族"共同疆域"所涉及到的历史内容及其形成演变过程进行探讨.认为"共同疆域"指的是国内的不同民族之间或同一民族在不同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疆域."共同疆域"分历史上的共同疆域与现代的共同疆域两种类型."共同疆域"往往又和跨界民族联系到一起,牵涉复杂的疆域归属理论问题.文章围绕着"共同疆域"的形成及类型、"共同疆域"的衍生问题、"共同疆域"所涉问题之国际法解释等三方面,讨论"共同疆域"沿革过程中形成的国际惯例及其对当代处理国与国之间历史疆域遗留问题的借鉴意义.     

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

"古苗疆走廊"作为中国南方东西向的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中国内地进入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通道,其形成是中国各族群长期互动和中国经济、政治结构变革的结果。"古苗疆走廊"成因具有多元性:民族生态分布、西南民族贸易与区域市场、南方稻作水利田发展、国家力量的渗入、西南的经济开发与移民等。"古苗疆走廊"的提出,有助于了解明清以来中国西南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以及地域社会在这一进程中的应对;并扩大研究视野,即将各民族研究与跨族群、跨区域的整体研究相结合,作为西南非汉族群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与中国内地的大通道,而且是西南与全球经济连接的纽带。     

国家、市场与西南：明清时期的西南政策与“古苗疆走廊”市场体系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注重对西南的经营,宋代对西南政策有一个大的变化,即逐渐由过去的政治、军事政策向经济政策转变;明代为了构建从西北到西南的整个国家防御体系,建立了从湖广经贵州到云南的“通道”,并在沿线设置卫所,进行军事化移民,形成一个国家化民族走廊,即“古苗疆走廊”。明清时期,国家对西南的经营在加强军事、政治控制的基础上,开设市场、利用市场对西南非汉族群进行渗透与控制,由此,在“古苗疆走廊”形成一个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市场带,这一市场带不仅成线性分布,而且处于汉苗之间,成为民族贸易的节点。清代,国家正是利用市场,将“古苗疆走廊”市场向“苗疆”渗透,将“苗疆”纳入全国乃至世界市场体系。     

论南诏的兴亡及其和唐、吐蕃的关系

文章论述了南诏的兴亡及其与唐、吐蕃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在三者关系中,唐王朝始终起着主导的作用,而南诏的兴亡则和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不开.     

地图上的中国与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读《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言》、《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感言

谭其骧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是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倾注30余年心血主持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其内容之完备、考订之精审、绘制之准确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在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和疆域边界等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努力做到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他所确定的关于历史中国、中原王朝、边疆政权、非汉族政权、地方政权、自治地区之间关系的原则,对于中国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国历史政区地理等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彝族创世史诗中的中华古帝王叙事与中华民族认同

中华民族记忆中储存的古帝王是中华民族凝魂聚气的认同符号。彝族创世史诗对中华古帝王历史记忆的叙述,是在彝族与其他兄弟民族文明交流、文明互鉴过程中形成的。诸多古帝王谱系及其母题,可以通过源流考论梳理出清晰的关联性。彝族创世史诗中的中华古帝王叙事,由史诗歌手在丧葬仪式、祭天仪式、建房仪式、婚礼庆典等神圣场合世代传唱。这种传唱在族人中激起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它既是一种认同记忆,也是一种认同资源,是充满智慧的史诗歌手从中华文化中精选出来的认同符号。此种认同资源的挖掘、保护和利用,在未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是十分有益的。彝族创世史诗不是封闭、自足的"原始性"传统,相关研究应从原生、交流、互鉴三位一体的高度出发。     

论跨境民族概念及其理论维度——兼论中国语境下民族概念类型化转向

在跨境民族研究中,民族的概念范畴决定跨境民族概念及其理论维度.在中国时空和语境下,西方民族概念、斯大林民族概念和中国民族概念构成了民族概念理论和现实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并不存在普适的民族概念。民族概念及其理论的多样性使本身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的跨境民族在理论和现实上存在诸多困境。民族概念的类型化赋予跨境民族概念及其理论适宜的维度,为跨境民族研究提供了有效路径。     

汉族案例: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

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必然会形成一些阶段性的民族融合成果。其中汉民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案例，从中可以窥见中华民族的未来将如何在发展中实现“多元一体”。     

中国古代艺徒制对构建现代学徒制的启示

建立中国现代学徒制不仅要借鉴外国的经验,更多的是要从其自身的历史与嬗变中寻找能够借鉴的东西。中国古代艺徒制中就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艺徒制作为集技能操作和德育素养于一体的全方位人才培养方式。其在官府宏观控制地实施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职业实践”、“言传身教”、“能力考评”、“德育观念”等特点至今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对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有着重要的启示。     

试论彝学与中华学的关系

彝学是认识彝族,认识自然和认识社会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彝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彝学自然是中华学整体中的一个局部。彝学与中华学的关系就是局部与整体互相关联,缺一不可,并互相促进的关系     

中华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中华学的创立，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封建正统史观的影响，建立新的古史体系；有助于从更大的时空范围研究中国古代史；有助于认识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有助于推动中华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