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君”出走之路的多重开掘——从鲁迅《伤逝》到亦舒小说及原著改编电视剧《我的前半生》

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小说《伤逝》以女性追逐爱情自由的表层,揭示出女性从独立出走而后又回归的悲剧; 20世纪80年代亦舒的《我的前半生》小说对《伤逝》中子君的命运延续构思出多种可能性; 21世纪秦雯编剧的《我的前半生》电视剧在尊重亦舒的"子君"出走方式的基础上,创作出女性追求精神与物质独立的必然性。"子君"作为鲁迅笔下"娜拉出走"的典型女性,囿于五四初期思想启蒙的软弱性的时代背景,在出走后"无路可走"。在亦舒《我的前半生》小说及其原著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中,由多位女性在实践着"子君"出走之路的多重性与虚幻性,反映出不同时期女性主动或被动地选择"出走"、追求独立时突破局限和障碍的艰难和循环反复性。     

从《生活秀》《看麦娘》论池莉女性主义小说的叙事艺术

作家池莉以开创了"新写实小说"而在当代文坛占据一席之地。但身为女性作家,她更是自觉地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关注时代变迁给女性生活和情感所带来的变化,从而创作出了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的女性主义小说。《生活秀》和《看麦娘》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两部小说分别表现了商品经济背景下底层女性与知识女性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状态。无论是小说的叙事视角,还是小说的写实手法,抑或是小说的情节建构,这两部小说都表现了现代社会女性对于自我价值的寻求,进而有力地凸显了女性的生存意义。     

《素食主义者》对于"王后窥镜"的突破

在小说《素食主义者》中,作者韩江巧妙地利用英惠与仁惠姐妹间存在的"隐含文本"表达形式试图向读者表露英惠与仁惠经历的苦难,以此揭示当今韩国社会中依旧坚如磐石的父权结构下女性处于劣势的、被牺牲的处境;同时,韩江将女性置于"悲剧文本"中,以此超越了男性权威下限定的女性理想模式.韩江通过小说《素食主义者》展现了韩国当代女性作家...     

张力中的女性乌托邦建构 ——《克兰福镇》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

盖斯凯尔夫人的《克兰福镇》往往因其对女性主导社会的建构和女性愿望与诉求的表达被归为女性乌托邦小说之列,但小说中女性主导世界的不够完美和作者讲述故事的小心翼翼又使其在故事与话语层面与女性乌托邦小说传统存在张力.女性主义叙事学致力于整合叙事与伦理,因此将《克兰福镇》置于女性主义叙事学视域下,可以透视出作者如何利用叙事结构暗示将"女性气质"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借用叙述声音表达建构两性和谐社会的诉求,通过建构女性情感提供女性乌托邦的情感净化之旅,从而完成笔下的女性乌托邦建构.     

文本∕影视:张爱玲的影子——从电影《滚滚红尘》谈起

电影《滚滚红尘》与胡兰成自传体小说《今生今世》及张爱玲的小说文本相互指涉。描摹互文指涉的身影,探寻文本中真实的与被遮蔽的身影,解读影视中被重构的女性身影,才能重新审视跨媒介叙述中被遮蔽与被凸显的作家主体。在互文解读、文本细读和跨媒介重构中,我们看到的是既"世故"又"纯真"、不服从男性宰制、能够直面女性缺陷且充满悲悯之心的那个真实的张爱玲。而《滚滚红尘》中已不仅仅是张爱玲的影子,而是女性的影子了。     

历史风云中的女性成长解读——《玫瑰门》、《大浴女》、《笨花》

《玫瑰门》、《大浴女》、《笨花》为铁凝创作成熟期的作品,铁凝将三部小说的女主人公置于不断变幻着的历史场景之中,展示女性与他人、女性与社会以及女性个体与历史、文化、民族间的内在联系与纠葛,使这三部小说具有女性成长史的意味。三部小说如同女性成长三部曲,展示了女性从深陷生存和精神双重困境无法自拔到最终走出自身窘境、获得女性身份和社会身份双重认同的艰辛历程。     

蒙古族女作家额鲁特·珊丹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以《遥远的额济纳》为例

《遥远的额济纳》这篇小说将着眼点置于女性的命运与自然环境的演变之上,使"女性"与"自然"成为贯穿故事的两条脉络。在小说中,女性与自然经验相似、地位相同、命运相依;而两个男性角色分别成为男性中心主义的象征;小说也强调了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体现出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意味,这些分别体现着生态女性主义精神最为核心的三个方面。小说也通过女主人公悲剧性的结局,表达了生态女性主义最根本的诉求。     

当代德国女性的传统角色超越——伽比·豪普特曼女性小说的人物塑造

德国当代著名女性小说作家伽比·豪普特曼于近年创作的三部女性小说《找一个阳萎男人过日子》(1995)、《只有死男人才是好男人》1996)和《床上的谎言》(1997),无论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成就上都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小说以两性冲突为中心,从女性的视角出发,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和间接描写等手法,塑造了一系列"追求和谐的两性关系"、具有坚强意志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德国新女性形象.伽比·豪普特曼在女性小说中塑造了具有强者性格的尼娜、卡门和乌尔苏拉,正感应了德国主流的审美心理,她所创作的女性小说因而也成为统一后德国文学中最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     

解读《浮现》中的“他者”形象

《浮现》讲述的是无名女主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寻找失踪父亲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传达了对加拿大民族身份、女性与自然的生存状态的思考和关注。小说中的后殖民地、女性与自然都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是被排除在男权中心之外的"他者"。     

从《小姐你早》与《偶然2：头舞足蹈》看中俄当代女性小说中的两性关系

中国女作家池莉的小说《小姐你早》与俄罗斯女作家奥克萨娜·罗布斯基的小说《偶然2：头舞足蹈》（《Casual2：пляска головой и ногами》）皆为反映社会转型时期两性关系的当代女性小说,二者透过女性的视角描绘了该时期两性关系的矛盾与突变。通过对两部作品中女性形象、男性形象以及两性关系的对比与分析．可揭示它们的相似与不同之处,探究两国两性关系形成的原因,衡量其利弊,并唤起当代女性小说中对于两性关系更多的内省与建构。     

追寻遗失的美好--解读《追风筝的人》中的生态意蕴

《追风筝的人》是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第一部小说。这部小说一出版便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胡赛尼也因此获得了联合国人道主义奖。小说中不仅有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还蕴含着作者对战争、社会和人性的思考。本文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出发，揭示小说中所描绘的战争带给自然的破坏、阿富汗社会存在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失衡现象，探讨其中的生态意蕴，探寻作者独特的生态伦理思想。     

论《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及其创作性质

评价文学的标准是艺术感染力。《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在于它有意突出的情感因素是渗透弥漫于全书的本质特征 ,使一部主要以故事取胜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诗意 ,成为耐人咀嚼的“有意味的形式” ,标志了《三国演义》的文学水准和创作性质。进而表明 :我国历史小说由“讲史”话本向章回说部的过渡 ,其实是民间创作向个人创作的转变 ;罗贯中《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 ;中国古代由个人创作长篇小说的历史从罗贯中《三国演义》开始。     

2000——2002年《儒林外史》研究述评

吴敬梓的论经著作《文木山房诗说》重现后 ,《儒林外史》研究在原有基础上有了新的进展。本文从《诗说》及其与《儒林外史》关系研究 ,创作主旨、总体构思及吴敬梓与全椒、扬州关系探讨 ,人物形象意蕴的发掘及情节本事考辨 ,艺术特色及比较研究等四个方面总结了 2 0 0 0— 2 0 0 2年《儒林外史》研究的状况及其业已取得的成果 ,并指出研究还可进一步深入展开     

《麦田里的守望者》叙事的不确定性

美国经典成长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塑造了一名叛逆而又执着的少年形象,但小说并不像许多读者和批评家认为的那样是作者对读者的直接叙事。相反,小说在叙事上呈现出一种后现代的“不确定性”：不成熟的霍尔顿是个“不可靠的叙事者”;受叙者“你”的身份有着令人生疑的两种诠释;而二层叙事结构更是进一步增强了整个文本的“不确定性”。不确定叙述是叙事修辞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方式,它让读者开始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参与到与作者的互动当中。     

晚清民初小说娱乐功能的被忽视与归依

晚清启蒙思潮的鼓荡,促成文学与政治的联姻。新小说家期待视野的扭曲和启蒙行动的错觉,在改变小说的文类地位的同时,也相对忽视了小说的娱乐文化。民初小说家检讨晚清小说观念,批评与扬弃了小说观念的载道趋向。小说趋向娱乐文化的归栖,既是对小说娱乐母体的沿袭与发展,也是对晚清启蒙思潮的反叛与弥补,中国小说观念近代化进程正是在由家国关注到情感娱乐的转变中,实现传统向现代的嬗变。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复调性

本文运用米兰·昆德拉的复调小说理论指出<了不起的盖茨比>实际上是一部综合了四个声部(文类)的复调性作品.本文重点剖析作品的中世纪传奇文学声部,从理论角度阐述主人公骑士般的传奇经历和爱情故事.限于篇幅,本文略论作品的其他三个声部阿尔杰传统小说、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和现代主义小说.分析表明,这部仅有五万英文词的名著的思想深度和文学价值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它所引进的足足四个文类的思想表达空间和艺术表现力.     

《乔厂长上任记》在新时期文学中的意义

《乔厂长上任记》无疑是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乔光朴作为改革文学主人公的代表,具有了"类"的意义,他与海明威的"硬汉"形象又有精神上永不言败的相通之处。在特定历史阶段,这种硬汉精神与大众的阅读心理期待达成默契,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解读《土生子》中的象征意义

作为黑人文学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土生子》长久以来被评论为一部典型的自然主义作品。然而,只有在发现了它的深层象征意义后,这部小说才得到了它应有的声誉。作者巧妙地运用了象征的手法重新唤回了文学界对于象征主义的重视。本文提供了一种新的象征分类的标准,文中将象征分为三类:原型象征、本来象征和隐藏象征,每一类都对应着象征与寓意之间的不同关系。象征的运用,使其作品超越了狭隘的个人天地,把主观和客观联系起来,放大个人经历并赋予其代表性。通过对这一技巧的巧妙运用,《土生子》超越了陈述事实的自然主义作品的局限性。     

人性博弈场景中的客家文化精神探求——论谭元亨长篇小说《依然是你》的价值底蕴

人性探讨是文学创作中一个历久弥新、普遍关注的话题,客家学学者谭元亨教授的长篇小说《依然是你》的审美意蕴中也不乏对此体现。然而小说并非是宽泛的就人性而描述人性,而是通过对当代社会历史环境的观照,通过对知识分子品格的认识,讲述人物间矛盾纠葛,表现客家人善良美好人性与社会上卑鄙丑恶人性的博弈场景,进而表现出客家文化优良的精神品质。作品探索人性更为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将客家山乡纯朴清新的风俗景物、圣洁传说与山外当代追逐物质利益的污浊社会风气形成鲜明比照,从侧面凸显美好人性可贵之处,深刻独到地挖掘了对于当下中国和谐社会具有重大启示意义的、客家文化的优良精神品质。     

明代长篇小说"人性模式"的精神分析

明代长篇小说构建了系统的人性模式:明初肩负着回归传统的重任,便以“历史演义”构建“超我”的“君子人格”模式,表现“神性”美,并向现实生活渗透,以“英雄传奇”构建“自我”的“世俗人格”模式,显示“人性”美;明中叶后变异传统,以“神魔小说”,构建“兽、人、神”三位一体的“完型人格”模式。其后“世情小说”构建了“本我”的“原始人格”,体验“兽性”,以反叛现实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