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诠解

韦伯关注社会学方法论,主旨是想超越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方法论上各自的不足。他通过分析社会科学的任务、确立价值中立的原则和建构理想类型,巧妙地处理了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困难的价值问题,分清了价值关联、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概念和应用范围,从而明确了社会研究的客观性,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起来,这使他在方法论上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超越。     

试论马克斯·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及其局限

韦伯把社会行动纳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开创了解释社会学的先河,打破了孔德、涂尔干为代表对社会现象只能进行实证研究的论断,开拓了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为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开创了巨大的空间.文章在试图分析韦伯行动的内涵、类型划分的基础上指出韦伯社会行动在其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意义,并在时代的发展脉络中探析韦伯社会行动理论体现出的不足与局限.     

宗教社会学视野中的“韦伯命题”——兼论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

长久以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性所生成的“韦伯命题”是韦伯宗教社会学的一个理论聚焦点,命题的生成是马克斯·韦伯与家庭、同时代学者及所处社会等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这一复杂交错的影响背后尤为体现了马克斯·韦伯长期以来有关“宗教-社会”的思考。在宗教社会学视野下,“韦伯命题”的生成亦使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得以有迹可循,同时该命题促成的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也为我国现阶段宗教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启示。     

论韦伯经济社会学与德奥经济学派的方法论关系

韦伯与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派颇有渊源。韦伯综合了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方法。首先,他批判了将历史的方法和抽象演绎的方法割裂开来的观点,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韦伯的早期研究应用了历史的方法,他的理想类型、方法论个人主义等方面又受到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影响;其次,韦伯认为社会科学不但是一门关于具体实在的经验科学,以理解生活中实在的独特性,而且要获得一种从中推演出实在的命题体系。     

农业、国家与文明——韦伯农业社会学的问题视野及其当代价值

韦伯的早期社会理论聚焦于农业问题,他将农业研究的议题直接关联到国家与文明:一方面,韦伯将国家理性视为农业问题的终极价值判断,形成了“农业 国家”的问题视野;而另一方面韦伯又从农业出发,围绕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与政治结构构建起了关于文明研究的一般性分析框架,这构成了“农业 文明”的分析脉络。韦伯农业研究向国家与文明议题的延展使其理论具有鲜明的农业社会学色彩,而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及恰亚诺夫传统的农业社会学理论相比,韦伯的农业社会学研究又突显出了不同的问题景观,因而对于拓展农业社会学的学科视域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理性的进步意义与危机:韦伯的现代性思想解析

韦伯将理性主义与现代性结合起来,认为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所有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正是理性的作用促成了现代性的生成。但理性主义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进步和促进发展的同时,又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和危机,其最终结果是把人类装进一个钢铁般的牢笼里。韦伯理性化的现代性分析不仅为后来的现代性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出发点与分析框架,对后发国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韦伯提出的应对现代性困境的诸多举措只能"治标",难以"治本"。     

"批判"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冲突思想的两种传统

冲突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状态,也是理解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方式。面对政治冲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态度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源自马克思批判主义指导下的政治冲突思想,一类是源自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指导下的政治冲突思想。两者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对政治冲突作价值判断;是否可以以武力解决政治冲突;是否可以从根本上消除政治冲突。面对冲突,前者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后者是一种管理的态度。这两种态度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待政治冲突的两种基本立场,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冲突的两种不同的思想传统,进而形成了处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冲突的不同方式和制度设计。而批判与理解正是这两种传统的理论内核和基本线索。     

方法论意义上的“本土化”:意指和反思

本土化这一术语在不同场合中被提及和使用,造成了学理上的混乱。厘清方法论意义上本土化的意指对于方法论体系的建构意义重大。而就本土化研究的当前状况而言,从研究者的意识认知到具体方式都相对薄弱,问题集中体现在:研究对象限于乡土,内容是游离在法律手段边缘的纠纷解决;与注释法学等存在共融问题;意在解构而非建构,研究者缺乏体系化的理论与扎实的训练。     

从韦伯现代性的“合理性”到“非合理性”

“合理性”在现代语境中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它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掣’。在韦伯的“合理性”论述中，既有对现代性的充分认同，也有对现代性发展的危机意识，即人们对理性单向度的过分强调，而这种对理性单向度的强调会使理性走向它的反面。从表征上的“合理性”迈向实质上的“非合理性”，其最终结果是现代性及其合理性的瓦解。     

马克斯·韦伯与教育社会学研究

在韦伯的社会学中,各个分支社会学之间存在着有机的关联,宗教、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混成一体,很难区分出中心和边缘。也正因如此,论述韦伯的教育社会学,就绝非是在描述韦伯社会学中一些处在边缘的非体系性的有关教育的散论,我们更应看到的是它内含着丰富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性。在“韦伯的教育社会学”层面,我们可以讨论韦伯就教育究竟著述了些什么;在“韦伯式的教育社会学”层面,我们可以着重探讨后人在韦伯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下进行了怎样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在“韦伯的社会学与教育”层面,要讨论的是,从韦伯的社会学原著中,或者从有关韦伯社会学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掘出什么样的具有深层次启发意义的教育研究命题。     

马克斯·韦伯的"学术自由"初探

马克斯·韦伯这位社会科学的巨人给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遗产,然而有关他的大学"学术自由"的研究至今仍是一个空白。本文试图从韦伯的生平和学术经历中揭示出他对所思考的"学术自由"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并对他的"学术自由"作出初步剖析。最后,本文指出了韦伯的"学术自由"所不可避免的缺陷。     

马克斯·韦伯现代性的重构

马克斯·韦伯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研究,提出了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巨大的“理性化的现代性”的命题。为寻求现代性的出路,通过对“理性化的现代性”的多重意义分析,提出尉马克思的“实践主体”为现代性奠基,完成哲学的“实践转向”来重构现代性,即从理性主义回到生活世界来拯救现代性的合法成果。     

马克思主义当代视域中的韦伯

韦伯与马克思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人们通常认为韦伯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其实韦伯反对的只是他那个时代盛行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解释。从反思现代性这一现代社会理论的总规划着眼,韦伯的整个学术事业反而与马克思的伟大批判学说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马克思学说之当代效应史的一个重要逻辑环节,对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     

论韦伯的失范思想及其理论意义

韦伯在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中,探讨了非西方宗教当中所隐含的失范思想。韦伯在对东方印度教的阐述中,将失范视为终极道德标准的总体缺失,并强调了失范在跨文化背景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对失范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建构了一种失范的理想类型。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中既强调了某些非西方宗教教义里失范的可能性,同时也通过东西方宗教的比较,阐明了西方失范概念的特性,即西方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的总体缺失的困难性。韦伯的失范思想是对当代失范理论范畴的拓展,打开了我们理解失范的广阔视野。     

评马克斯·韦伯的法律概念

马克斯·韦伯是一位伟大的、杰出的社会学家。法律社会学是他的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与社会》 这部著作中 ,韦伯比较充分地阐述了他的法律社会学思想。而韦伯对法律概念的表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法律社会学思想。本文试就马克斯 .韦伯的法律概念作一评析。     

韦伯与舍勒之争：经济时代的伦理精神之源

韦伯和舍勒共同关注了所谓“资本主义精神”问题,二人都认为它有一种形而上的根源性动力,这种动力,韦伯认为是由新教伦理的滋养和孵化所提供的,而舍勒则认为是由一种长期积累的怨恨情绪的爆发所提供的。这种争论,在这个经济时代,对于如何培养我国国民的经济伦理精神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试析韦伯的群体文化和谐思想

群体文化和谐是指不同群体文化相互包容、协调运作、动态平衡、具有生机与有机统一。韦伯的群体文化和谐思想主要体现在创立群体划分理论,研析群体文化关系的现实状态,奠定群体文化和谐研究的前提;开展文化现象研究,关照群体文化的研究视域,促进群体文化和谐问题的理论把握;展望现代性发展,预测群体文化的未来态势,显示群体文化和谐发展的逻辑必要三个方面。     

近世商人的诚信伦理与韦伯命题

马克思·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产生的文化因素,现代化是西方文化的特例,在其他民族中不会产生。那么,传统商人伦理特别是诚信伦理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能否承担这种西方既成的体制?我们认为,传统商人诚信伦理至少能在结果上获得"善"。虽然,遵守诺言、契约、合同只要求责任主体间履行的最后结果,但从商人的儒家品德看,主体的守信行为是发自内心的,是由内而外的路向,这恰恰与韦伯的观点相反。     

宗教、科学与韦伯的现代性思想

主要分析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两篇演讲中所包含的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 ,旨在系统地展示韦伯的现代性思想。分析了现代性、自由以及官僚制之间的关系 ,指出韦伯对于现代性中的难题存在着深深的焦虑 ,并且强调现代性思想是韦伯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