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FDI就业效应动态变化研究:1985～2006——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检验

江苏是我国吸引外资最多的省份之一,对其FDI的就业效应进行研究具有典型代表意义.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对1985-2006年江苏省FDI的就业效应进行动态检验,可以发现:FDI的就业弹性系数在初期较高,在经历了一个短期上升后开始下降,1989年降到了最低点,此后再次上升,在1992年达到顶点后开始趋于平缓.从三次产业来看,FDI对第二产业就业的影响最大,起伏也最大;其次为第三产业,且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呈不断上升趋势;FDI对第一产业就业的影响最小且波动不大.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江苏省应继续引进并有效利用FDI,并引导FDI更多地流向第三产业,增强服务业外包领域对聊的吸引力,同时,应为内外资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防止在引进FDI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以牺牲内资的利益为代价.     

人力资本异质性与FDI技术溢出间的“马太效应”——基于中印两国软件服务行业经验的比较

东道国对FDI技术溢出的合理利用可以促进其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反之,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又促进了东道国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笔者选取软件服务业这一技术密集型行业,基于中印两国经验进行比较,同时运用心理学中著名的“马太效应”加以分析,试图为中国在软件服务业如何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的联动关系上提供一定理论依据.最后为我国软件服务业的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结构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结构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方面的作用机理来实现,一是通过提供资本创造就业机会,二是通过技术外溢作用提高劳动效率.基于定性和定量两种分析方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就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在对三大产业就业结构的影响中,外商直接投资时第二产业就业结构的影响程度最低.继续大量吸收优质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在宏观调控方面,应增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投向调节及使用管理.     

我国就业增长的结构效应分析

结构效应表现为系统结构的优化能够使系统产出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就业结构是一国经济结构中的一个子系统,优化的就业结构能够发挥结构效应,促进有效就业规模扩大.就业结构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产业就业结构、城乡就业结构、所有制就业结构和技术性就业结构.改革以来的实践表明,就业结构的优化促进了我国的就业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镇就业影响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广义矩(GMM)分析方法

根据1996-2011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广义矩(GMM)分析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镇就业影响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城镇就业具有较强的创造效应,而滞后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城镇就业的影响均不显著;上一年度FDI对中部地区城镇就业具有挤出效应,而其他时期的FDI对中部地区城镇就业的影响均不显著;FDI对西部地区城镇就业不产生挤出效应,而且滞后2期FDI对西部地区当年城镇就业的创造效应显著.     

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东道国特征与行业差异

文章运用来自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1991-2005年间流入中国的FDI数据,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FDI规模和FDI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FDI的影响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开放政策、地理距离和基础设施状况等东道国特征的制约.不同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FDI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技术密集型行业FDI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反应程度最敏感,其次是资本密集型行业,最小的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这意味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吸引更多的技术密集型FDI,进而可以提高我国吸引FDI的质量.     

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南省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实证分析

一、FDI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内,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流入被视为东道国资本存量的增加,由于受收益递减的限制,仅能在短期内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在长期内并不能改变总产出的增长率。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使得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了全新的评价。Balasubramanyam et al(1996)指出,如果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被看作是内生的,作为资本、知识与技术复合体的FDI就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经济增长,不仅FDI流入所带来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转移会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它所产生的外溢效应亦是…     

FDI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一个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对FDI对中国就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形成了一些结论或观点.本文从中国就业数量、就业质量、就业空间结构和就业环境四个角度综述了国内外学者对FDI就业效应的相关研究成果,最后对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的评价.     

我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服务业结构升级是影响我国就业状况的重要因素。通过对1978-2012年我国服务业细分行业进行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分析等发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就业吸纳弹性和持续创造就业的能力最高,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次之,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相对较低。另外,通过回归分析还发现,人均GDP水平、城镇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对我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具有明显影响。为增强服务业就业效应,我国应进一步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规模、提升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质量,实现服务业结构的优化。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工资效应:一个文献综述

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跨国公司母国及东道国的工资和就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各国经济学者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的工资与就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提高了东道国的工资并对东道国的就业存在积极的影响;以及随着东道国工资的提高,跨国公司的投资是否会再转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和地区.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工资效应进行综述.     

服务业FDI流入与制造业生产率: 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随着服务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服务业日益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外资将成为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笔者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探讨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与制造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FDI的流入能够促进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其主要作用机制是资本溢出效应。该结论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可以依赖于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加快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步伐,有效承接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区域金融扭曲差异真的会一直促进FDI流入吗?

随着我国FDI流入量的逐年上升,现行金融体系能否适应外资的大量流入,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以我国1990～2007年间28个省区数据为样本,采用System GMM分析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在1990～2007年,我国总体上以及东部、中西部的金融扭曲差异显著地促进了外资的流入.在1990～1999年,我国总体、东部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起显著地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对外资流入的作用不明显.在2000～2007年,我国总体、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显著促进了外资流入;而东部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量的作用不明显,却显著地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增长.因此,地区金融扭曲差异不会一直显著地促进FDI流入.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我国政府增加和扩大就业的政策措施之一。外商直接投资在为我国带来资金和技术的同时,也对我国就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我国应该继续有效地调整外商投资方式和投资结构,将外资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应注意培养适应型技术人才,建立健全外商投资的各项法律法规,外商直接投资才能更好地发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吸纳劳动力的作用,以此减少我国就业压力,提高就业质量,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国际服务外包对承接国就业的影响——基于产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分析

基于承接国的视角,通过产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分析,研究了国际服务外包对承接国就业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国际服务外包会促进承接国就业扩大,但就业扩大效应受承接国的服务部门产出水平、最终产品价格、服务部门劳动力成本、服务型劳动力要素禀赋等因素的制约。要充分发挥承接国际外包服务对我国就业的扩大效应,须大力提高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控制物价,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高技能服务型人才的储备。     

新《公司法》与劳务出资

我国新《公司法》明确规定了股东的出资方式,但股东出资的渠道仍然有拓宽的必要。劳务是指凝结在人身上的知识、体力和技能的总和。劳务能否作为公司法上的出资形式,学术界尚有争论。确认劳务出资,还应处理好劳务出资的评估和法律责任等问题,以确保公司的资本真实和债务清偿。     

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采用物质资本集聚度、人力资本集聚度以及就业密度衡量服务业集聚水平,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服务业物质资本集聚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呈弱化之势,人力资本集聚度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也由正转向负,而服务业就业密度、经济开放水平等因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应该注重加强相邻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经济互助,协调发展;同时应提高我国服务业的集聚度,充分发挥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     

人力资本、雇佣制度与职工持股问题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人力资源日益资本化了,即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与此相适应,企业的雇佣制度也开始发生变化,已经或将要从单向的资本雇佣劳动转变为资本与劳动相互雇佣的制度,或者转变为劳动者自我雇佣的制度,即劳动者自己的资本雇佣自己劳动的制度。人力资源性质和企业雇佣制度的这种革命性变革的集中表现,就是职工持股制度在世界各国的普遍建立和扩展。我国的职工持股制度形成的时间还不长,并且带有很大特殊性,还有若干重要理论与实际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浙江服务业与制造业生产率比较研究

本文从生产率的角度对浙江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生产率进行了比较研究。首先是对浙江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行比较,研究表明,浙江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并不低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摈弃“服务业是一个低生产率的部门”的错误观点,服务业也可以是一个创造更多价值的高效率生产部门;其次对浙江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不论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值的贡献率,服务业都远高于制造业。这说明一方面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生产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别,另一方面也说明,浙江的制造业目前还没有摆脱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制造业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必须提高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浙江制造业的发展要从主要依赖资本投入来获得发展转变到主要依赖广义技术进步来获得发展,而这同样离不开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决定因素之实证分析

在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国际直接投资主流的背景下,分析研究影响服务业FD I流向的决定因素,扩大服务业FD I,对我国产业结构及其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利用多元回归模型,依据1998年至2007年10年间的数据,分析了我国服务业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经过对于模型的多次修正,最终得出,决定国外直接投资（FD I）投向我国服务业的主要因素有：市场规模、服务业市场开放度、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本以及东道国政策等。     

金融危机的新趋向:资本的超量汇集与突然逆转

从 2 0世纪 90年代金融危机所呈现出的资本超量汇集与突然逆转情况看 ,现有的金融危机预警指标及预警机制理论是无法很好的对其进行合理解释的 ,因此 ,有必要重新审视资本全球流动条件下产生金融危机的新条件的可能性。考虑到利率在推动资本流动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分析吸引资本全球配置回报率可以发现 ,利率变化是吸引资本汇集于一国的主要因素。所以 ,资本的超量汇集尤其是引发动荡的超量汇集 ,是在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并开放资本市场形成的“二元冲突”条件下政府政策的必然结果。将资本的异常流动与经济过热提供的高回报联系起来 ,是今日中国预防金融危机的首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