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颜乐处”思考儒家的伦理幸福论

＂孔颜乐处＂是宋代儒家提出的一个带有原则性的伦理学命题。它的核心内涵是儒家伦理取向的幸福论,论证形式是具有儒家人文特色的宇宙论、认识论和人生论的三论合一,是先秦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宋代顺应道家的宇宙论、佛教的认识论和人生论的挑战而产生的新的哲学形态,它的宗旨是＂圣人之道＂,以具有宗教情怀的宇宙观和直觉意识的认识论表达儒家伦理观的超越性,其幸福论的真谛在于＂超越苦乐＂,而不是＂以苦为乐＂或＂苦中作乐＂。     

从“礼”到“空”——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沈阳故宫空间布局中的体现

从儒家的＂礼＂与道家的＂空＂,以及儒、道所共同追求的＂中和＂等观念入手,论述了清式建筑群沈阳故宫的空间布局中所体现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希望本文能给广大研究及设计者以启迪。     

略谈道家音乐的理论基础

本文通过对部分道家文化早期音乐著述的解读,着重介绍三国魏晋时期阮籍的《乐论》和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旨在探寻道家文化早期音乐的理论基础。在道家的理论中,音乐也是＂道＂,不仅音乐遵循＂自然之道＂,也能通过音乐探寻＂自然之理＂。     

论朱熹的格物穷理思想及其“科学理性精神”

朱熹借用佛学理论创造性地提出＂理一分殊＂新儒学理论,并以此理论为基础深入阐释了儒学之＂格物致知＂理论。他提出的格物与致知（格物与穷理）辩证统一的心性修养途径和方法,与培根等近代科学方法论大师提出的科学探索方法非常接近;但因其格物穷理思想建立在＂理一分殊＂唯心主义基础上,加之他不愿突破儒家伦理框架束缚之形而上学特质,他的＂格物穷理＂思想,终未走向真正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之方向。     

《云笈七籖》心性思想——以“性”、“心”、“神”、“情”为中心

《云笈七籖》成书于北宋真宗年间,其中丰富的心性思想能够呈现此前道教心性学发展的概貌.道教心性学主要涉及性、心、神、情等范畴,与道家思想关联甚密,同时也得益于儒家与佛教心性理论的影响,并反过来深刻影响了儒家与佛教思想的发展.总的来说,道教心性学的发展成熟是伴随瓦解“道”的外在至上性与张扬“心”的自主性之过程逐步实现的.     

华夏茶文化信奉的审美体征

华夏子民始终信奉茶叶是天地大化的灵草妙药,且崇信茶乃是生于天、长于地、育于人并秉承天地万物之灵气与自然之美的生命尤物。加之儒家崇＂善＂、道家尚＂真＂、释家求＂美＂,继而儒道佛三教的合流融通就最终使得＂真善美＂演变为华夏民众所共同追求的理想人格范式。     

程颐《诗》学中的义理化倾向

宋儒所倡之＂理＂,是指万事万物背后的一切平常之＂理＂,是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最高范畴,所指范围要比汉儒之＂理＂广。宋人注重思辨的考索,既以《诗经》上的观点来证其道,又以其道来论《诗》,在《诗》与天道之间再加上一个＂理＂,由此,宋儒的解《诗》也就别有一番天地,实际上是逐渐将《诗》理学化了。     

孟子与道家

孟子是正统儒家之徒,但他游学稷下,深受诸子尤其是道家的影响,使他深化和发展了孔子学说。孟子深入探讨了道德规范、道德理想的本然根据,揭示了人性之本然与自然的一致性,努力把仁义礼智化为人的内在本性的组成部分。孟子的心性学说为儒家道德学说尊定了理论基石。孟子的四端说、“诚者天之道“说”、人性自然说、本心说、不动心、存心、养心说,均得益于道家的道论、心性论以及心气论     

诚——由佛再入儒

儒释都可称作心性之学,关于研究佛家与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的著作已浩如烟海,但关于佛家如何并入儒家,深深地影响宋明理学,这一方面研究的并不多。本文试图找出由佛在入儒的会通点,以便更好地理解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诚＂乃心性论中的重要范畴,是儒家建构其理论框架的基石。而恰恰相反佛家很少提＂诚＂,但这并不代表佛家不重视＂诚＂。因此考察＂诚＂这一概念就成了打开由唐代儒释并立到宋明由佛入儒的这一谜团的一把钥匙。     

“吟风弄月”还是“得君行道”——周敦颐礼学思想新论

周敦颐被奉为道学宗主,他的礼学思想学术界关注不多。周敦颐的思想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积极用世的一面,同时也与北宋中期儒家推明治道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他完整地继承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这也是他对宋代道学发展的贡献。他提出的“礼,理也”虽然还不具备理学天理论意义上的“理”,但他通过对大《易》的思考,将人的存在、人类社会的人伦秩序与宇宙万物的演化看作是一体的,在宋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开启了礼的形上化思考,指点了后来理学家的运思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敦颐也是宋代礼学思想的开山。     

韩非的道德思想与法律发生学

韩非汲取道家的道德学说,以＂道＂率＂德＂,把＂道＂作为＂德＂之形上本体和终极依据。把道、德、仁、义、礼五者视为因依相生的关系,通过＂德＂＂礼＂结合,进而将礼与法结合,认为法的产生是道不断向德、仁、义、礼依次递生的必然结果。韩非同时又将道与理相结合,视＂理＂为事物的特性与发展变化规律,将其扩展到政治领域则为治国之理,治国就是要＂缘道理以从事＂,于是,韩非又从道、理、法的相生相依的关系中诠释了法律的产生。     

“轴心时代”孔子思想的“哲学突破”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虽然在西周时期就已实现＂人文转向＂,但真正揭明＂性与天道＂而确立儒家哲学基础的则是孔子,孔子对于儒家思想的建立具有根源性的意义。儒家的＂轴心突破＂即是孔子思想的＂哲学突破＂,这个＂突破＂不是此前的＂人文转向＂,而是从生命精神的根源上建立人文根基的＂哲学突破＂。此＂哲学突破＂在孔子自己称为＂道＂,亦称为＂仁＂,深层内涵为《论语》中的＂性与天道＂问题,其内容包含有形上学本体意义,由此开出了融合生命、家庭、社会和天道的儒家之道。孔子之前的儒家文化特质以＂礼乐＂为核心,孔子之后的儒家文化特质则转为以＂仁义＂为核心。     

试论庄子“安之若命”的独特死亡意识

庄子观生死,是立于＂道通为一＂的高度,将生死置于＂命＂中。他认为,＂命＂即为＂道＂,生死皆是由命定,人在面对死亡时,如果能顺应生死在大道中的自然运化,洞察生死之理,做到＂安之若命＂,就能化解＂悦生恶死＂的桎梏,安然＂顺死＂,从而成为与道合一的得道者。     

新儒家“生态本体论”思想阐微

宋明理学即新儒家的哲学理念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周敦颐以太极之＂道＂贯通天地,其＂太极说＂表明人与万物乃先天性的本源存在,因此现实的人与万物应保持＂诚＂的关系,体现出周子敬畏生命的宇宙情怀;张载以＂德＂贯通万物,提出＂民胞物与＂的光辉思想,并以此反对人对自然的＂对立＂;程朱以＂理＂贯通生命,并对＂理＂层层推进,为万物提供了存在的理由;陆王以心＂统＂万物,将主体之人与自然万物打成一片,尤其彰显出其对自然万物的＂同源性＂关照。某种程度上,新儒家的＂天人贯通＂思想可谓中国哲学史上最为系统的生态本体论。     

唐代诗僧皎然对茶道美学的贡献

通过对唐代诗僧皎然诗文中体现的茶美学思想的梳理,深入剖析了其对品茶境界的审美探索。皎然开创性地以茶悟＂道＂,以＂道＂论茶;他将僧家的＂忘忧＂、道家的＂成仙＂、儒家的＂善身＂之道与茶的＂清心＂融于一体,悟得＂茶道＂之境界,由此演生出中国茶道美学的基础;皎然对静幽的品饮环境、空灵的心境,以及＂忘忧＂、＂若仙＂意境的审美追求泽被深远。     

先秦儒家“人伦家教”问题探究

春秋战国时期,"个体小家庭"凸显。它们开始以自身为单位承担教育教化功能,包括在人伦关系的认识和教化方面。儒家作为当时的显学,制定了君臣之严、父子之敬、兄弟之道、朋友之义、师生有诚等"人伦家教"规范。儒家"人伦家教"的特色是:强化角色规范意识;重视榜样感召力量;突出诚信为本;注重责己修身;强化礼的形式等。     

家·筑造·思：“只说乾坤大,谁知立极功？”

家,就是人得以存在的处所。所谓开天辟地,就是人为自己筑造得以存在的处所（家）。为＂乾坤＂＂立极＂,就是人为自己开辟天地,筑造世界,筑造处所（家）。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确立以＂仁＂为天地之＂极＂。人开辟天地、筑造世界必须以＂仁＂作为支柱,才能支撑起人得以存在的处所（家）。对于如何才能持守＂仁＂这天地之＂极＂,则只有通过＂精一＂,即由＂诚＂而达到＂执中＂、＂用中＂,即把握＂道＂,从而实现对＂原于性命之正＂的＂道心＂的持守,实现天地之＂极＂（＂仁＂）牢固地树立。     

子路“侠义之勇”与子夏“仁知之勇”比较研究

＂勇＂是儒家＂三达德＂之一,它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子路和子夏同为孔门高徒,然而他们身上的＂勇＂却各具特色,子路所表现的是一种＂侠义之勇＂,而子夏所展现的是一种＂仁知之勇＂。通过比较两人＂勇＂的特点,有助于我们认清儒家之＂勇＂的内涵,分清生活中的＂小勇＂和＂大勇＂,发扬儒家之＂勇＂的精神。     

浅析朱熹哲学“理一分殊”思想

宋明理学因为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成为官方哲学,统治时间达七百多年,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儒、释、道三家合流的冲击,为了恢复儒家作为合法地位,朱熹作为集大成者,建立以理为基础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对由程颐提出＂理一分殊＂思想,朱熹进行了系统论述,并使之成为程朱理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它的思想包含着动静观、格物致知论、心性理欲论三个方面,在此之中,朱熹哲学实际上成为封建皇权的精神象征,并包含很多唯心主义成分。     

“性即理”与“心即理”本义辨析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本质分歧,历来被归结为＂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分歧。但对＂性即理＂与＂心即理＂在程朱陆王的论述里,究竟是什么含义,历来又缺乏清晰地论说。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程朱陆王有关＂性即理＂与＂心即理＂论述的分疏,以说明：程颐讲＂性即理＂是为了以＂理＂善定＂性＂善,而朱熹讲＂性即理（性即天理）＂则是为了以＂天＂的客观性来定＂理＂的客观性,以便否定＂性＂的主观性,将＂性＂说成＂天理＂命于人心。至于陆象山讲＂心即理＂,本意并不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而是旨在论证＂良心＂即是＂正理＂,藉以反对当时士人借口《论》《孟》以博科举功名的不良风习。王阳明则不然,他再提＂心即理＂,的确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目的在于将＂理＂说成就是人的＂心之本体＂,为的是＂于虚灵知觉中辨出天理＂,把＂天理＂说成就是＂虚灵知觉之自然恰好处＂,否定＂天理＂独立于人＂心＂的客观绝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