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体”到“本位”——张君劢“中国文化走向问题”脉系梳点

张君劢关于中国文化走向问题是当前中国哲学界需要再次探讨的新儒学问题。在围绕这一问题的众多已有界定中,学者们往往从“精神自由”的字面表达来界定张君劢文化哲学研究的立场、方法和归宿,这致使其割裂了张君劢文化建设总纲领中“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的内涵与指向的本质关系。张君劢文化哲学脉系的本原价值是将“人生观”作为民族文化的基础,将“学问之独立王国”的建立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问题,将“民族活力”作为立国之道的根本途径,而“民族活力”的激发来自于儒学复兴,这一路径的终极指向在于挽救民族危亡。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与柏格森哲学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叫“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不同派别之间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事件。在这场论战中,张君劢以西方生命哲学特别是柏格森哲学为武器,宣传自己的“人生观”思想,建立了援洋入儒的文化思想体系,为他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研究中国现代新儒家就不能不考虑当时西方思潮的影响,同样,研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就必须注重考察柏格森哲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如果从广阔的文化背景来探讨张君劢在“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人生观”,便可发现张君劢的“人生观”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张君劢对科学教育的批判及其改良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人生观》演讲，这引起科玄论战的演讲及其在随后近一年的时间里，张君劢为回应以压倒的优势扑面而来的科学派的辩难所作的文字，虽在当时不合时潮，但在今天却为更多的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人们所看重。这里，仅从张君劢对主流教育思想批判的角度．谈谈这位一点也不比他的论战对手稍减对中国科学发展之热心的文化学家对科学教育的批判，以引出对今天我国教育发展的启示。     

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知识体系的批判性反思——以20世纪30年代《再生》为个案

20世纪30年代,承接科玄论战的余绪,科学问题又一度泛起,张君劢等人拾起科玄论战中被搁置的话题,更加审慎地思考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以胡适为假想的争论对手,围绕知识的建设与破坏,对科学派展开系统批判,并思考什么样的知识体系更宜于民族建国的进程。这场论争没有正面的冲突,但其背后所体现的思想史意义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这关乎科学和道德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也关乎学术和人类在民族建国过程中自身的现代化问题。     

张君劢对当代新儒家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以"科玄论战"为例

以张君劢为个案 ,考察张君劢的“问题谱系”及其对“科玄论战”的总结 ,揭示了“科玄论战”的问题意识 ,从科学与玄学的关系 ,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论的批判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以及张君劢“欲提倡宋学”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张君劢的“问题意识”对当代新儒家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再思张君劢、钱穆之争:文明与宪制之辩

张君劢、钱穆两先生均为现代新儒学之重要人物,然其为学路径不同,故对中国传统政治之性质、对儒家义理转生现代政制之前景,持有大体相反的看法,而发生或隐或显之争论。张君劢认为,构建现代中国之良好政制之路是自移植西方民主,钱穆先生则以为可在儒家文明内部转生创发。由此,两人对孙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方案也持完全不同的看法:钱穆支持,而张君劢反对。此一分歧实贯穿19世纪末以来之现代儒学发展,今日则展开为港台儒学与大陆新兴政治儒学之争。     

熊十力与儒学哲学化的向度扭转

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唯识学和西方哲学为阶梯,强调儒学形上之维的敞开,在儒学哲学化的思辨进程中增强与西学的对话能力和互动生成。论题侧重分析其在文化批判、文化价值、文化主张和文化转型诸层面的理论特点,以期反观现代儒学哲学化进程中的熊十力及其哲学贡献。     

和而不同:张君劢与张东荪对民主认知的比较

作为民国时期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张君劢与张东荪对民主思想有不同的系统认知,张君劢主张民主是有章可寻的制度,故重视宪法对权力的匡正;张东荪认为民主是一种文明,因而强调培养民主的生活方式.治学兴趣取向和民主思想渊源的不同,导致了他们对民主认知的差异.张君劢对政治学感兴趣,其民主思想倾向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而张东荪以哲学为治学起点,受卢梭以及西方大陆理性派的影响较大.由此引出二人的不同民主理念,加之对时局看法的分歧,最终导致张君劢和张东荪在抗战胜利后的政治选择中分道扬镳.     

梁实秋新月时代的另类文学活动

在众所周知的新月时代,梁实秋其实与张君劢等后来被称之为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的一些文化人士关系密切,并参与了这些人创办的《新路》与《再生》两份国家主义立场刊物的创刊及编辑,从中可以发现梁实秋不为我们熟知的另一种文化姿态,梁实秋本人否认自己与胡适的亲密关系、否认自己是新月派的原因也由此得到有效阐释。     

德性儒学的成就、困境与走向

在西化思潮盛行、传统儒家受到打压的思想氛围中,现代新儒家适应儒学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大趋势,从弘扬儒家德性入手,掀起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新儒学运动。德性儒学发端于梁漱溟,中经熊十力奠基,到牟宗三终结。德性儒学批驳西方中心主义,彰显中国哲学的民族精神,接续传统并走出传统,把握人性根本,回应西方哲学的话语,安顿价值世界,挺立道德主体性,开启中国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做出了历史性的理论贡献。德性儒学未能突破道德中心主义的藩篱,无法从“内圣”中顺利地开出“新外王”,应对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无法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无法突破“精英儒学”的小圈子,从而陷入困境之中。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情结,过度强调应然,没有直接面对实然,是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五四”与儒学

20世纪初,中西文化的碰撞,对儒学的态度演变为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观念的对立,"五四"人批判以宗法等级制度为其核心的儒学与现代社会所提倡的自由、平等精神相悖,试图用民主、科学在中国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及学术思想,认为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没有存在价值,割裂了传统文化的发展。反思"五四",牟求儒学的新发展,应继承、发展"五四"的批判精神,实现对传统文化破与立的结合,推动它的现代转型。     

贺麟早期政治思想述略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贺麟是现代新儒家的又一重镇。从总体上看,现代新儒家都非常重视继承发扬孔孟程朱陆王精神,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来对待西方文化的冲击。但具体来说,其代表人物无论是哲学见解还是政治主张,均明显不同。以寻求中国文化和现实政治的出路为例:梁漱溟摒弃了各种外来文化模式,主张以乡村建设为基础,重建儒家政治的新秩序;张君劢却极力推崇西方民主,热衷于议会政治;熊十力沉溺于哲学思考,对现实政治表现出不屑一顾或尽力回避的态度;冯友兰则在坚信社会制度可变而基本道德不可变的     

关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政治思想倾向

一九二三年二月至年末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以胡适、丁文江等为代表的“科学”派和以张君劢等为代表的玄学派,就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所进行的一场唯心主义之间的争论。关于这场争论的哲学方面的内容和实质以及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批判,已有一些同志,主要是研究哲学或哲学史的同志,先后发表了颇有见地的文章或在有关著作中作了评述。本文仅就“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政治思想倾向,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以就教于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同志和读者,也真诚地希望研究哲学或哲学史的同志提出批评。     

"五四"东西文化论战新探

围绕传统文化在现代的价值功能,五四新文化主流派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分别为杜亚泉、章士钊、张君劢以及学衡派等,他们对新文化主流派的激烈反传统进行了回应。论争展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改造策略,是五四文化生态圈保持平衡的对立互补两极。     

儒家思想现代应用的局域性定位

现代文化复兴建设,重要的原则在于对儒家思想的价值体认和应用定位。今天儒学在现代生活的应用定位,可以设想只把它限制在道德修持人格塑造的人学、社会伦理学说和哲学义理领域。对儒家伦理思想必须进行现代转换和实用性设计,实现文化的大众化,让“百姓日用而知”。     

论儒学发展中传统家训的积极作用及当代意义

中国传统家训是儒学深入家庭的表现形式,它以儒学为理论基础,体现着儒学的价值观。传统家训强调儒学的重要性,以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做人标准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将儒家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的道德要求在家庭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推动了儒学在家庭中的普及和传播。传统家训对儒学思想进行阐释和发挥,使其含义进一步扩大加深,使之更趋近家庭教育需要,并根据社会实践需要作出调整,使儒学思想接近实践并具有实用性、操作性,拉近思想和实际的距离,推动儒学的创新和发展。在儒学发展过程中,传统家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新时代,应当发挥优秀传统家训及儒学的当代价值,使其在两个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使传统文化经过批判继承在新时代焕发新光芒,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论儒学的历史演变、现代意义及未来走向

儒学已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它在坚持其“一贯之道”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改变自身形态而以顽强的生命力延续至今。其强调个人修养的道德梢神、以道德责任感为基础的对社会生活的参与精神、普遍和谐的观念以及以道德立法的思想等都有可资现代社会借鉴的价值。在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儒学已没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但因其思想中包含的许多具有现代意义和价值的精髓,而仍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当代新儒家对西方哲学的回应

当代新儒家是继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而起的第三波,其主要任务是对强势的近代西方哲学挑战的回应.五四运动倡全盘西化,引致新儒家之反弹.张君劢挑起科玄学论战,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与批评既不周延也不称理.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起于抗战,精神上虽承继第一代的熊十力在“量智”之外挺立“性智”,在表述上却由西方哲学如康德、黑格尔转手.迥异时流之无体、无理、无力,由内在体证超越,挺立道德主体与认识主体.1958年元旦,4位流亡港、台、海外的学者: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签署《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坚持“道统”维护传统的精神价值以供奉于世界,开拓“学统”与“政统”以吸纳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第三代新儒家刘述先、杜维明更与时推移,唤醒全球意识,通贯古今中外,体现“理一而分殊”,存异求同,多元互济,才能对人类与地球的永续寄予无穷的希望.     

关于“哲学无定论”问题的探讨与陈修斋先生的阐释

哲学无定论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明确提出并反复探讨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其实质是立足于现代哲学对哲学本性所做的一种探讨。这个问题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被鲜明地提出并得到热烈地讨论,是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环绕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相激互融的结果。严复、王国维、张君劢、丁文江、熊十力、贺麟在20世纪上半叶对这个问题予以了逐渐深入的探讨。陈修斋于1988年发表的《关于哲学本性问题的思考》一文,从元哲学的高度,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这一问题予以了新的阐释,使这一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鲜明地凸显出来。     

科学文化普及的若干认识问题

作为一种与人文文化并立的文化,科学文化以崇尚真理的价值观为核心、具有充分的普适性、鲜明的时代性和巨大的影响力等特点。为深入理解科学文化,需要弄清科学文化与儒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儒学历来就有“以德摄知”的传统,它包含关于求知的方法、态度和求知的精神等可以作为科学文化的养分或构成部分的大量内容;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科学文化不仅是丰富的思想资源,而且具有某种导向和支撑作用。目前,在科学文化普及中,深层科学素质的普及较为薄弱。应通过深化深层科学素质的研究、促进公民对深层科学素质的认知和认同,以及引导公民对深层科学素质的践行等途径,强化深层科学素质的普及。